男女平等理论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_中国高等教育院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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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理论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地点：高教所资料室时间：2004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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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起步于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的爆发，将亡国来种的利剑又一次高悬于中华民族的头顶之上。保种保国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要承担起这一艰巨的时代使命，需要整体民族的觉醒。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振臂奋舌，他们不仅要唤起居人类之半的广大妇女的觉醒，而且要重塑女性历史形象。为此，他们赋予女子教育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其中，梁启超的言论最具代表性：“吾推极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教男女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关，其导原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1](P74～80)保种保国的时代召唤，就成了滋生近代女子教育的现实土壤。

一、“男女有别”基础上的男女平等观与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的起步

维新派倡言男女平等，并以此作为女子教育的理论依据。维新派男女平等观念有两大理论来源。第一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背景。源于西周时期，日臻完善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儒学，以易学为其理论基础，创立出男尊女卑、男女有别、三从四德等一套伦理规范，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来女子教育的基石。这确实包含着许多糟粕和渣蘖，阻碍着女子教育的发展。然而，考诸史乘，似乎传统女子教育还有着另外一个同样值得注意并被人们忽视的侧面，那就是它的特殊助力。维新派正是利用了传统对人心的魅力。本先圣之教以立言，言必出于古圣。他们利用儒家典籍中有关三代妇学兴盛的描述，作为兴女学的佐证。考察此期发表的倡兴女学的文章多持此论。梁启超说：“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1](P101～102)少数觉醒的女子对此无不认同和赞许。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说：“是故孔佛之道，男女平等，孔子编诗，则首关雎，传礼则详内则，大义昭然，至可信据。”[1](P87)第二种是西方近代思想的文化背景。维新派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敞开胸襟，上下求索，不仅从中国古代思想库中找寻思想武器，而且直截了当认为要救国只有学西方。这样，西方女子教育的传入就成为维新派倡兴女学的又一个强大的思想源头。综观此期发表的有关女学的著述，都对西方女子义务教育制度进行了介绍。如“泰西学校之制，凡男女八岁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其课程分“圣教、闺范、修身、教育、天文、地舆、律法、家政、医算、格致、音乐、书画、女红、各有专门。”毕业后“学成者同得优第，故美法之妇，有为臬司者，英美之女，有为天文生者、典史者，有为传电报、司文案、医师、律师、教授、传教者，类皆与男无异，”[1](P85)又如“泰西学校之兴，都城郡县党校如林，远地荒乡义塾遍设，国中无论男妇贵贱，其有七不入塾诵读者，则罪其父母”。[1](P89)等等。维新派在对西方女子义务教育制度介绍的同时，把考察的触角也伸入西方男女平等理论－－天赋人权论。康有为以其天才的感悟力得风气之先，于1885年撰写了《人类公理》一书，1886年又作《公理书》，第一次明确喊出了那个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最强音。他将“自由、平等”宣布为几何公理，定“天地生人，本来平等”为“实理”，定“人有自主之权”为“公法”。[2](P324～348)在1901年至1902年成书的《大同书》中又进一步指出：“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女一切同之；以实效征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行。”所以男女同为“天民”，同享“天权”与“民权”，而“女子欲求得独立之权，益务向学”，“以其学问才识备足公民之资格。”[3](P126，167)康同薇举起男女平等的旗帜，《女学利弊说》

开篇语便是：“凡物无能外阴阳者矣。光有白黑，形成方圆；质有流凝，力不吸拒，数有奇偶，物有雌雄，人有男女，未有轩轾也。”[1](P184)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维新派男女平等思想具有新旧并存、中西杂糅的二重特性。这在维新派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中也有集中的体现。深入分析这一思想实际，其实质仍然是一种男女有别的思想。虽然他们认为女子应该接受教育但又认为女子教育目的在于“相夫教子”（梁启超语）；女子教育的内容也不必如男子博雅淹通，“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郑观应语），女子学校实施的也是一种性别泾渭分明的管理体制：“堂中执事，上至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当然，在中国女子教育起步时期，这一思想与实践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它打破了几千年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直接催生了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子学校，使两千多年来处在中世纪黑中的女子教育终于透一缕晨曦。但这一思想观念的局限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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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女平等即男女相同”论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维新派在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史上，虽不可磨来的历史功绩，但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与政治特质使其女子教育思想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通过教育唤醒的是女性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意识”，这也就相对淡化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意识，不仅与西方学者在“天赋人权”召引下呼唤人性相比属于两种不同的意境，而且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女权思想比较也有不同的内涵。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在赋人权”思想的旗帜下，不仅提出女子应有“国民之母”的地位，而且要求承认“女国民”地位。“国民之母”说侧重于女子在相夫、教子“铸造国民”中的责任与义务，而“女国民”说则更强调“男女有平等的权利。”这里已含有对女性价值定位的重新思考。有识之士开始对维新派的“贤妻良母”说提出质疑，有人指出，宗贤妻良母，则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务，结果使女子“终身为社会附属补助品，”因而丧失了应有的权利。[4]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演说》中更为严厉地指出：“说什么母教，说什么内助，还是男子的主衙奴隶，异族的双料奴隶罢了。”[5][P582]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陈以益于1909年撰写并出版了《女论》，在女子教育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并在《女报》发表文章抨击了贤妻良母主义的女子教育思想。“谨告女学界，其勿以贤母良妻为主义，当以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旗帜鲜明地主张“敬欲去男尊女卑之谬说，则请取贤母良妻并去之。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教育，即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权利。”

[5](P682－683)对平等的女子教育义务与权利的关注，使对女子教育的思考上升到较高的层次。这是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界碑。

然而，在中国，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受教育权还要依托于社会广泛的变革和深层次更新。新文化运动作为以更新精神文化为标志的社会运动，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是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它为男女平等权利的获得提供了明确的参照系和更适合的环境。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的重要契机。

综观这一时期催促女子高等教育诞生的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引人注目：

其一，反封建思想的浓烈和高涨，从根本上动摇了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从深层意义上分析了产生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尖锐地批判了封建文化中那最腐朽、最禁锢妇女思想和意志的部分，正确地指出了唯有封建私有制度本身才是妇女受凌辱的真正根源。陈独秀猛烈抨击“儒家三纲之说，”指出封建道德中的忠、孝、节、烈“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已属人之奴隶道德也。”[6]鲁迅在对妇女所受的痛苦进行无情地剖析和分析后指出：“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当作私产，当作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衡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的服从，同时又要做高等阶级的玩具。”[7]（P516）第二，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积极宣传妇女解放，主张还原其女性作为人的本貌。李大钊鲜明地指出：“人民”这个名词，不是男子所独占，“那半数的妇女也包括在内。”[8](P27)陈独秀则大声疾呼：“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6]五四运动显著特点即是中国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一部分知识女性对的主体地位有了比较确切的认知，并成为妇女整体的表率，起着领导作用。“我们痛心于我国

几千年来压迫女子的文明，我们应打破这吃人的腐败的旧伦理观念；我们痛心于目前法律上男女不平等，我们应改变这畸形的片面法律；我们痛心于女子教育的不发达：我们应竭力提倡女子教育；我们痛心于现今妇女经济之不独立，我们应要求这种职业之开放。”[9](P142)中国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使她们深深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如果没有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何谈妇女解放？因此她们强烈要求大学开放女禁，争取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当时甘肃一个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在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她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恢复女性作为人的价值是女性获得教育权的必要前提。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获得教育权的重要保障。因此，可以说，只有以“解放人，解放人的精神”为核心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才给女性教育权利的获得带来真正的转机。

其三，男女同学的呼声随形势的发展日益高涨。对于男女同学的论证和界说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与角度进行。第一，认为男女同学的教育是实现妇女人格解放的先决条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向警予说：“男女同学的教育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上的唯一妙法。”[8](P284)李大钊连续著文提出：“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在教育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10]《少年中国》1卷4期载文也指出：发展女子的健全人格，其方法是“在妇女之受同等教育。”第二，以科学的眼光审视女子教育，为男女同学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从世界范围来讲，自从实验心理学发达以后，对男女智能的研究格外努力。1906年，汤?普生（H.BThompson）著有《男女智的特性》一书，认为男女的智力的差别并不比男与男或女与女的差别大。男女智力基本上是相等的。1914年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在教育心理学说中也认为，“男女平均智慧上的差别是很小的，在实际上无甚关系。男子或女子中的差别，比男女间的差别要大得多。”[11](P92)诸如此类的研究不仅给西方男女平等教育一个很大的学理上的帮助，而且对我国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了男女同学步研究。对我国男女学生身体、生理、心理发育的现状和特点的揭示和研究，为我国实施男女同学提供了生理心理方面的理论依据。

在以上背景下，当时社会上的许多进步人士强烈呼吁开放大学女禁，提倡男女同校。1920年夏秋之际，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两校首先正式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对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20年10月国民政府在江苏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第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了《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从此，国内公、私立大学纷纷开放女禁。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正式明确了女子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从理论、政策层面上来讲，此期人们对男女同学的论说力图揭示的一个主题即是男女平等亦是男女相同，其实质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尺度的认同，换言之，是以消除一切领域的男女差别为根本出发点。表现在教育实践层面即从教育培养目标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制定都是以男性为标准的模式。“五四”消除男女差别的解放意识，作为唤起女性从封建压迫歧视中挣脱出来的平等意识的觉醒，在肯定女性自身价值和独立人格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无疑是主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保教育制度中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或条令。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男女平等成为主流的日常话语中使用特别频繁的词语。妇女教育作为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内容被提高到政府的议事日程，除下大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兴办起基础教育外，又同时重视高等教育。1952年我国实行了普通高等党校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女性通过全国性的大规模考试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的人数不断增长。一般认为1947年是解放前女性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年份，但其高等党校女生人数占当时高校学生总人数的百分比为17．8％。然而到1952年女生所占比重突升为23．7％，到“*”前的1965年女生所占比重增加到26．9％。毋庸置疑，女性受高等教育状况的不断改善，得益于我国政府对奉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所作的矢志不移的努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正常秩序，性别也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所淹没。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妇女运动也从而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如果说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以来的妇女运动开始了近代女子教育近代化的历程，那么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立法而实现的男女平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女子）教育的发展，中国妇女教育取得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妇女运动及其妇女教育的发展不能超越时代的特点。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妇女作用、妇女利益必然随同这个体系运转。但在统一、划一的模式上，必然会掩盖许多差异、多样和深刻。比如在教育领域，女子走进学校，和男子坐在同一教室里，在同一教师的授课下，读着同样的课本，是不是就实现了男女教育的平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到了新时期不期而然地呈现出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新的机遇，市场和商业文化在按照自己面貌塑造着妇女，这些与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向广大妇女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实社会生活中种种妇女问题的出现，诱发人们对男女平等理论作进一步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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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女平等理论的多元诠释与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人们对男女平等包括教育平等的理论思考和现实追求更为深入和广泛。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妇女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性别”（gender）概念逐渐向各学科渗透并日趋多元化，成为日益壮大的女性主义（Feminism）学术和理论的核心，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分析范畴。在人类认识性别的世界里，社会性别已动摇甚至替代性别、自然性别构造的传统的性别神话，并开始建构全新的以男女平等为理想的性别知识体系。在人类实践的领域，社会性别也逐渐转化为人类实现性别平等的行动和主张。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开始传入我国，借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的契机，社会性别也逐渐成为我国学者解构男女不平等社会现实的重要话语。相应地，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给我们思考男女教育平等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建立反映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分析模式是当今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一分析模式的建立与以往男女平等的理论与实践相比，有以下特点：首先，它不再是以男性的眼光或男性的标准作为探索、解析、阐释男女平等的依据，而是强调女性的经验，强高女性的立场和女性视角。从而摆脱了男女平等即是女性男性化分析模式的偏狭。其次，对以往无视或刻意抹杀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理论提出了挑战。以动态的方式理解性别差异，它不否认两性间可能存在的深刻差异，“但它不假定这些差异是先于社会的或生理的已知物，不假定这些差异是妇女处于普遍明显的不平等和从属地位的确凿。相反，它坚持探索，不平等和从属的历史是怎样在妇女的认知和感情能力上，甚至在其身体体能上留下痕迹的。”[13]（P202）基于此，它不再把差异看成是女人弱点的依据，而看成是可能形成妇女力量的源泉。

男女平等迫使社会把经济、社会、教育机会向妇女开放。男女平等、男女和谐发展的美好社会蓝图鼓舞着人们在努力建设男女平等的社会新秩序的同时，更为脚踏实地地面对妇女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男女平等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就男女教育的平等而言，人们开始突破以女性受教育机会均等来诠释男女教育平等的思维框架，一方面，思维触角延伸到女性如何在教育中、教育后平等地获得创造发展和成成材的良好机会。也可以这样说，人们对男女教育平等的努力，已不仅仅停留于男女受教育数量上的平等或男女比例上的平衡，而开始关注女性在受教育中，如学校教育中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性别公平，以及女性在通过教育后所获得的发展能否成为她们未来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对男女教育平等的关注点已不再停留于基础教育或扫盲阶段，而是移向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任何普通教育是妇女解放真正做到同男子平等的终极性和实质性工具。高学历不仅是知识的象征、能力的象征，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说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时代使然。

在以上理论背景和现实的挑战下，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正在或必将获得大的发展。学术领域和高等教育中男性中心的局面将有大的改观，女子有权平等地进入各级各类学校，从而真正实现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性别比例平衡。以下数字充分展示出女子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美好前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普通高等学校女大学生在校生的比例是25％左右，然而到90年代中期以后快速上升到35％左右，到1999年女大学生在校生的比例达到39．66％。女研究生1978年有828人，所占比例仅为9．9％，到1997年已有5．3万人，其比例为30．25％，1999年在校研究生数达到7．6万人，其比例上升为32．4％。此外，校园内的环境和制度的性别公平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女生在一些社会声望较高的学科和专业中明显处于劣势和女教师在高等党校管理和学术机构中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同事的状况也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正视男女两性在成就、智力、动机、潜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差距，鼓励女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界定自身的角色形象，树立女性意识，从而实现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核心的新型女性文化的建构。目前，在现实社会中女性选择专业逐渐从师范、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向理科、工科、家林等扩展。根据有些人士的调查，主修理工类的女生是分比均为百分之二十几。女性选择专业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女性高级人才遍布医疗、金融、科技、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众多行业中，不少女性跨进了高等物理、遗传工程、微电子技术、卫星发射等尖端科技领域，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总之，男女平等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必将带来女子高等教育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预见在以变革与创新为主题的新世纪发展中，女性将以新的姿态和面貌迎接时代的挑战，并必将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