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名周樟寿_鲁迅原名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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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其父亲和祖父都曾在朝为官，鲁迅年少时家境很好，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而且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鲁迅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后来他>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随着年龄的增长，鲁迅的阅历也越来越丰富。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通过在哪里读书，学习，鲁迅才渐渐意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近代中国的遭遇是近所周知的，因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的工业文化，思想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方列强，（甚至连日本都打不过）清政府软弱无能，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导致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好军阀混战，更加剧了民族危机，使得整个中国更进一步的走向了衰亡。
也就在这个时期，大约是1902年，年少的鲁迅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专心学医！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当时的鲁迅认为：中国之所以面临民族危机是因为中国的军队不够强大，中国的军队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以及医生，他之所以学医，是为了继承者以后回国参军，当一名军医，去救治那些在战场上负伤的战友，是他们能再一次更好的战斗。但是鲁迅完全错了！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这只是个梦，一个易碎的梦！
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想当初班超弃笔从戎是何等的凌云;李白弃文从军又是何等壮志！为的不都是朝廷，为的不都是国家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何等气概！那么鲁迅呢？没有那幕壮丽的场面，只是在心中而已！但他的这一举动却不知唤醒了多少有志青年。
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望即观望，闻即听闻，问即询问，切则把脉！鲁迅正式把这望闻问切结合在当今事实上，才下了“药方”：只有文学和艺术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9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奠定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1919），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既《狂人日记》之后，鲁迅有继续写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等，并把它们全都归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集《呐喊》!
可能吧！也仅仅是可能！当时的中国，那个黑暗的年代，一切都昏昏沉沉的，漫无目的！《呐喊》似一道闪电，横空出世，但可能这道闪电又太过于耀眼，长期处于黑暗中的人们无法一下子适应这道亮闪，它太刺眼了，让人无法去忍受！这就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呐喊》！它的讽刺意味之强，披露社会现状之真，呐喊声之刺耳都是当时社会的人以及现在的人都不能想象的！《呐喊》，它毫不留情的揭示了那时社会的现状，那个黑暗的时代里生活的人们的现状！可能是这个呐喊声太过于刺耳，它换回的不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恰恰相反，是怒骂声，嘲讽声！的确，鲁迅的呐喊太过于刺耳，昏昏沉沉的中国人怎能忍受？但《呐喊》的发表也的的确确唤醒了中国很多有志青年，使他们懂得了去接受新的思想，这位日后的中国崛起做了很好的铺垫！这是鲁迅的成绩，谁也抹杀不了！的确，刚刚写完《呐喊》的鲁迅当听到那麽多不满与愤怒时，他茫然了，“两阵余一卒，荷戟独徘徊”这是鲁迅自己说的话。可以想象：两军交锋，一场仗下来，只存活了一个士兵，他是继续向前还是回归本营呢？只能手里握着长戟，在战场上徘徊，鲁迅地区迷茫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去是留，是继续向前还是……彷徨、彷徨只有彷徨！于是鲁迅的第二篇小说集《彷徨》出版了！这本小说集写出了鲁迅的心声，的确是彷徨，不知何去何从！写完《彷徨》的鲁迅更是彷徨了，他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正确！如果是别人，终会选出一条道路，可鲁迅没有，它既没有向前进，更没有向后退，他选择了原地不动，不惜余力的向下挖，向地底下挖，向着更深的地底下挖掘！这就是鲁迅，民族之魂，他越来越了解中国看，越来越了解中华民族，越来越了解中华民族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此一位——鲁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至于鲁迅的杂文，它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 “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曾在他的杂文集里写道：中国能否发展壮大，“要看地底下”也就是共产党！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