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城镇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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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城镇化
中国特色城镇化
一、何谓中国特色城镇化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程和选择方式来看，依据城市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的关系，可以得出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其特殊性。
(一)城镇化而非城市化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都是英文urbanization的不同译法。Urban（城市）是rural(农村)的反义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都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城镇与城市并行发展，城市化与城镇化意义相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城镇化与城市化具有不同的涵义。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统计的特殊性。在我国人口的统计中，统计城市人口不包括城镇，而统计城镇人口包括城市。如果中国走城市化道路的话，那么城市化率会更低。到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化率要达到70%，届时中国人口14亿，即将有近10亿人口在城镇。我国近2万个小城镇和655个城市加在一起的城镇化率是45.6%（尚未城市化率的统计数字），近5亿城镇人口。未来40年，如果新增人口和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5亿人全部涌入城市，无论如何我国的城市都无法容纳。第二，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多。中国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大约在1.7亿—2.0亿人口。我国有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1座。如果这些农村富余人口到本世纪中叶从农村转移到特大城市中，则每个特大城市将增加400多万人口；如果流向中等及其以上级城市，则每个城市将增加上百万人口，无论是土地的承载能力还是国家财力都是不允许的。所以，中国必须走城镇化而非城市化道路。
(二)城镇化滞后
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相辅相成：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中国则是先工业化、后城镇化，快速发展工业化、限制发展城镇化。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后才出现买方市场，而我国人均在1000美元时就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低水平过剩。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从纵横比较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发展的滞后。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建立初期，工业化率平均在60%到70%之间，而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4.4%发展到17.9%，26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目前城镇化率45.6%，而工业化率已经达到52%，仍然存在6.4个百分点的差额。世界上后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是很快的。从1960年到197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51%的速度增长；韩国城市化率在1960年—1987年的经济起飞时期，年均提高1.43个百分点。我国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中，年均只有0.93个百分点[1]。
(三)以小城镇为起点
任何城镇的发展都有其产业依托。小城镇的产业依托是农村工业；中小城市的产业依托是现代工业；大城市的产业依托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第三产业。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就是农村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和城市再城市化的梯级递进过程。农村城镇化就是以农产品为原料进行城镇的加工工业，发展农村工业；城镇城市化就是在城镇加工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工业，并使城镇规模逐步扩大；城市的再城市化就是使那些超大规模城市逐步实现产业的战略转移，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下移，使其发展成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信息化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小城镇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逻辑起点，即以产业发展为龙头，实现农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递进发展。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城市人口的42%,如果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可以转移50万农村人口，并形成12亿多元的购买力，创造50亿多元国内生产总值。可见，小城镇是拉力极大、时效较长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小城镇，启动内需的问题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
二、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把握“中国特色”的关键是，城镇化走什么样的“道路”。从历史发展上看，中国走上了城镇化而非城市化道路，这是一条滞后的城镇化道路，以小城镇发展为逻辑起点。小城镇与大城市相比的先天局限，加之与后工业社会的阶段吻合，使中国城镇化道路必须选择以下几个方面。
(一)“四化”并行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化”统筹，即“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的攻坚阶段，即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工业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推动信息化的新型
工业化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四化并行的状况。从城镇化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在初期阶段，农业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在中期阶段，工业是农村城镇化的中坚动力；在后期阶段，服务业是农村城镇化的后续动力。目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业现代化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性产业动力，现代工业是城镇化的主导性产业动力，现代服务业是城镇化的后发性产业动力[3]。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是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必须同时并行发展的重要经济要素。
(二)“四城”并举
十六大报告把“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定义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四城”并举。中国有巨大的农村人口，单纯依靠哪种类型的城市或城镇都无法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而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必须从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资源条件相对贫乏的实际出发，以适度城市化和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化城镇体系为基本方向，建设以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主体、广大小城镇为基础的城市群体。重点通过发展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有机结合，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
(三)城乡统筹
由于我国长期的城市偏向改革，造成了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业成为弱势产业，农村成为弱势地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相伴随的。不可能先完成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再实现城镇化，而是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尽管城乡是一个相互依存、融合竞争的统一体，但是农村不能仅仅依赖城市的带动。在理顺的城乡关系下，农村最终还要通过自身的深化改革，激发内部蕴藏的巨大潜能，加快发展，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资源良性互动、城乡信息良性互动、城乡产业良性互动、城乡市场良性互动、城乡文化良性互动。
(四)集约发展
城镇化的基本内涵是人口城镇化，即乡村人口转变成城镇人口，在这个过程中做到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统筹发展、集约发展。城镇化会促进集约用地。
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使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和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还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整体素质提高的转变。
（一）城镇发展改变了居民消费结构，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方向
（二）农民转移改变了城乡结构，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物质基础
（三）城镇发展促成了农民素质的提高，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人力资源基础
（四）农民工改变了城乡分配格局，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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