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水浒传》的悲剧实质_探究水浒传的悲剧原因

2020-02-27 其他范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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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水浒传》的悲剧实质

黄高峰

[内容摘要]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中国农民革命的长篇小说。梁山起义军接受朝廷招安的悲剧结局，是宋江等人的封建忠义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所导致的，也是当时人们所处的险恶的生存环境决定的。本文仅从主要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对悲剧实质浅论一二。

[关键字] 《水浒传》招安忠义险恶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水浒传》描写了梁山起义兴败的全过程，由开始时个别人的反抗，如鲁达、林冲、武松等人的被逼造反，到小规模的联合反抗，如智取生辰纲、少华山、清风山、二龙山、白龙庙的聚义，再到最后梁山泊的大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武装力量。排座次是起义发展的高峰，“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是武装力量的全盛时期。令人痛心的是正当起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时 1 候，梁山起义军却“全伙受招安”，并且打起“顺天护国”的旗号，去为统治者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去了。在打方腊的战役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自己也几乎全军覆灭。一百零八名将领，只剩下二十七名。这二十七名，以后又或排挤回家，或看不惯官场里黑暗求闲自去，或被奸臣毒死，或自溢身亡。一股生气蓬勃的农民起义队伍，最后竟至这样瓦解溃散了。

梁山起义军的这种悲惨结局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它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社会的悲剧。

（一）《水浒传》中作为义军领袖的宋江，是引导义军走向妥协投降路线的关键人物，他思想性格中存在着严重的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矛盾。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沉沦下僚，极不得志，同下层人民有很多接触，了解他们的疾苦，同情他们的遭遇，因而对贪官污吏十分憎恨。他仗义疏财，“济人贫苦，赒人之急”，且结识江湖好汉，被人称作“及时雨”。这一切使他倾向革命，具有反抗精神。另一方面，由于他“自幼曾攻经史”，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观念，这就使他在革命过程中存在着妥协性和动摇性。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这种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矛盾，统一在宋江的思想之中，贯穿在他的一生行事之中。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舍着条性命”，把劫取生辰纲的晁盖放走。但是，同时他又认为晁盖上了梁山，专与朝廷作对是“犯了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由押司变成了逃犯。他已和当时的官府和法律处于对抗地位，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 2 思想深处的幻想，他并没有与官府直接对立起来投奔梁山，而是寄居于孔明、孔亮和花荣等处，目的是避免彻底背叛朝廷。直到刘高等人欲陷他于死地时，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等人投奔梁山。但在村店时，接到石勇带来的一封假家书，他立即丢下大队人马，“飞也似独自一个人去了”。他明知回到家中并无好结果，但他宁愿做囚徒，也不背叛朝廷，这又是他妥协性的表现。直到刺配江州，受尽了窝囊气，连囚徒也做不成时他才不得不上梁山。他上山后，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干，整饬山寨，训练队伍，率领义军攻城略地，使梁山事业大兴旺，这一时期他思想中的革命一面占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他始终存在着妥协投降思想。每次俘虏一个有武艺、有名气的将领，他都要表明心迹，甚至忏悔一番。如打下青州，俘虏呼延灼时，他大声喝叫快解了绳索，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上前拜见，并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暂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再如第五十九回中，宋江为了营救陷入牢中的史进和鲁智深，用吴用之计赚了宿太尉的金镀吊挂，深感“罪孽”深重。他把宿太尉接至军中，拜了四拜，并跪在宿太尉面前，告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因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为国家出力。”梁山泊排座次后，宋江希望朝廷招安的思想日益抬头，乃至日后成为他追求的主要目标。他把梁山起义军的一切胜利，都当作接受朝廷招安的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当“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处于极盛时期时，宋江却认为时机已到，率领全伙受招安，彻底葬送了梁山革命事业。强烈的封建忠义观念始终主宰着宋江的行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领了御赐毒酒，自己的生命即将断送的最后关头，他还要 3 向朝廷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今日之死，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宋江的这种思想在梁山起义军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如阮小五在反击官府围剿时就唱道：“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十九回）武松在反上二龙山之时，也对宋江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人招安，那时来寻访哥哥未迟。”可见，在这些出身低贱、反抗性强的水浒英雄的思想中，“报答赵官家”、“受人招安”的意图也是明显的。正因为这样，宋江的投降思想在梁山泊才有一定的市场。

当然，我们把悲剧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宋江身上后，也不能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宋江执意招安的思想，对招安的主张和乞求，也曾引起了李逵、林冲、鲁智深等人的强烈不满。但是随着梁山革命事业的发展，一大批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了起义队伍。但他们并不是真心与自己的阶级反叛，而是“暂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后招安。”他们的这种意图和宋江的“忠君报国”和“盼望早日招安”的愿望不谋而合。这样就很自然地在起义军内部出现了一条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路线，使起义队伍的组织、思想成份都变得十分复杂了。因此，当宋江带着自己的队伍一步步迈向坟墓的时候，原先的“反招安派”终因力量单薄而未能扭转局面，致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惨结局。

宋江形象的意义在于深刻提示了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说明领袖人物对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

（二）如果把梁山起义失败的原因仅仅归结到主要人物宋江身上，还是远远 4 不够的，还应该从北宋末年的社会现状中去找寻悲剧的实质。

《水浒传》从各个方面对黑暗社会进行了形象地描绘，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就朝廷而言，宋徽宗登基前“浮浪”腐朽，登基后淫逸失政，他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怂恿贪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大官把持朝政，狼狈为奸，犯下了残害忠良的种种罪行。就地方而言，各个州县布满了贪官污吏，他们同朝中的权贵相勾结，恣意欺压盘剥人民。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为了给太师岳丈祝寿，竟用十万贯奇珍异宝作为寿礼。小小阳谷县知县，就任两年半，就搜刮了大量金银寄藏亲友家，作为晋升的资本。此外如孟州知府、登州知府、高唐州知府、华州知府、江州知府、东平知府等等，一个个贪赃枉法，虐民害物。还有一批地主恶霸、流氓无赖、地痞恶棍、富商大贾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西门庆霸占了潘金莲又唆使他毒死亲夫武大；毛太公骗取了解珍、解宝兄弟猎获的老虎，还诬他们是强盗，把他们送进监狱；祝朝奉不仅拥有一座方圆三十里的庄园，还拥有大批地主武装，专与农民起义军作对。这些从上至下的大大小小的害人虫、吸血鬼，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恶势力网，使整个社会暗无天日，使得普通人民甚至中产阶级都无法生存下去。社会环境的险恶，导致人们面临的是一种毫无安全感以及惴惴不安的生存状态。人们时时怀着戒备之心，时时提防突然的侵害，时时准备对付飞来的横祸。

从宋江、林冲、卢俊义这样声名显赫的将官，到武大那样庸庸碌碌的平民百姓；从叱咤风云的江湖好汉，到害人害已的奸臣贼子；从喝一声地动山摇的须眉男儿，到柔弱无力的蛾眉女子，无不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中，无不生活在强烈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感贯穿宋江的一生。他在做郓城县押司时就预感到灾难降临，在家中建有一地窨子。书中写道：“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窨子？原来在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从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二十二回）这是何等强烈的忧患之心，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哪有一点安全感！再往下看，“又恐怕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住，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往来，却做家私在屋里。”其惊恐不安之心尽在纸上。生活中危境丛生，陷井处处。小小一个地窨子恁能使人逃脱劫难？

林冲更是身在家中，祸从天降。他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社会地位不算太低。他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和美丽贤淑的妻子，他安分守己，委曲求全，希望保持这个家庭的小康地位。但是黑暗的环境却逼得他走投无路。先是高衙内看中他的妻子，公然进行调戏，他虽说满腔愤怒，却还不敢发泄，还想委曲求全。可是凶恶势力对他是步步紧逼，樊楼诱奸是一次侮辱；白虎堂栽赃，又把他陷害；刺配沧州途中又想把他打死。这一连串的阴谋，不断地落到他的头上，直至做了囚徒，他仍然想“挣扎着回来”。而高俅一伙，又唆人火烧草料场，定要置他于死地。他比宋江更有可怜处：怕恶了上司，上司还是恶了；怕地位不保，职位还是丢了；怕受牢狱之苦，终究沦为罪人；怕漂泊无依，到底难有落脚之地，最后连上梁山落草为寇都差点被拒之门外。境遇之惨，令人心惊。

打虎英雄武松本来对官府存在幻想，他也压根儿没有想到要造反。打虎后，他在阳谷县当了都头，对知县感恩戴德，对自己的处境心满意足。6 不料恶棍西门庆霸占了他的嫂子，又害了他的哥哥，他被逼杀了“奸夫淫妇”，向官府自首。刺配孟州后，他为了报施恩的“知遇之恩”，痛打了将门神，种下了祸根，险些被张都监、张团练一伙要了性命。也是由于恶势力的步步紧逼，使他抛弃了对官府的幻想，认识到统治者凶残的本质。

主要人物如此，平民百姓以及小人物的命运也不例外。尽管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远离权力角逐中心，不想升官发财，但求一生平安，过一种“小妻小妾家常饭”的安稳生活，可是却并不能脱离险境，灾祸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高悬于顶，时时刻刻都会降临，毁人于一旦。

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每日以卖烧饼为生，“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二十四回）这是一种逃遁，一种遇见灾祸避而远之的权宜之计。但是你往哪里逃？社会的毒瘤已扩散到每一个角落，就连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也变得毫无安全感了。害死武大郎的是他的街坊、邻舍和他的结发妻子。谁又能想到，武大郎死到临头还一味幻想过上安稳的生活。当他被西门庆踢伤卧床不起，潘金莲意欲投毒谋害之际，武大郎苦苦哀求：“你救活了我，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回来，亦不提起。”为了偷生，他什么都放弃了，但灾祸还是无情逼近。武大朗糊里糊涂，窝窝囊囊，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踏上了黄泉之路。其状之惨，令人揪心。

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这是一个恶人当道、好人遭殃的社会，一场轰轰烈烈地农民起义，就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上，气势磅礴地展开了，同时，还是在这个现实背景上，落下了悲剧的帷幕。梁山起义军终于失败了：他们没有完整的计划，没有坚强的领导，他们的脑子里满是个人复仇的因子，同时还受了统治集团的恶毒的诱骗。但其实质原因不仅是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存在的封建忠义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所导致的，而且还是当时人们所处的险恶的生存环境决定的。它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社会的悲剧，它给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弄清这些实质，更能加深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真正地理解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伟大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纲要》

李修生

北京出版社

1987年版《中国古代文学史》

罗宗强

陈洪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

王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