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责任田推行与夭折_农村责任田可以继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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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责任田”的推行与夭折
1961年，提建议，当先锋，推行责任田
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狂飙席卷中华大地，数亿农民可谓在劫难逃。但情况仍有例外，而且就出现在宿县。
宿县东北境有褚兰古镇。该镇北部边陲地带，横亘着几座小山，形成安徽和江苏两省的天然分界线。其中的虎山较高，公社化时属于褚兰公社光华大队，山南二华里就是王庄。王庄有个老农叫刘庆兰。他不仅没加入人民公社劳动，不吃公共食堂的饭，而且还斗胆上了虎山，开荒种地，自劳自食。
刘庆兰是贫农，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还曾分得几亩地。他耕地很认真，但是刚分到手里的天地又在1956年归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庆兰失去耕地的经营权，但又反抗不得，一气之下，离开合作社。刘庆兰失去耕地的经营权，但又反抗不得，一气之下，离开合作社，扛一把铁 上了虎山。在虎山开垦荒地种粮，重新焕发出自耕农民对土地的炽热的亲情。当时他已年过60岁，高级社也不把他当做劳动力，因而也不派他干农活，任他在虎山上开荒种田。
1958年人民公社化，刘庆兰明白了，他那祖辈留下的田地以及土改分得的田地的所有权已离去更加遥远，不可复返了。于是失望加生气之后，在虎山搭起茅草庵棚、砌起炉灶，拿来铺盖被褥，进一步在虎山上安营扎寨。
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庆兰的第二个儿子刘志立，因为原先在蚌埠皮革厂干活得了肺结核被辞退，现在的水利工地也不愿意要他，就回到了生产队养病。这自然导致很多人的不满，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不愿白养30岁左右的病人。刘志立万般无奈，在大队干部的指点下，他也上了虎山。
父子俩在山上披星戴月地垦荒、耕种。至1958年底，共积累开垦荒地10亩，当年收入粮食2184斤。这使得山下的社员眼红了，但又说不出理由。生产队长深解其意，就提议让刘庆兰交一些粮食给生产队大食堂。刘庆兰同意了，交给生产队734斤。1959年山上收入粮食2400斤，交给大队900多斤，还卖给供销社60多斤籽棉。1960年，山下饿死那么多人，大批社员外流。刘庆兰父子开荒地达16亩，收粮3000斤，上交给大队粮食1473斤。另外还交给大队芝麻17斤，胡萝卜种子7斤，还有现金60元和一只羊。通过三年多的山上山下的较量，集体生产失败了，人民公社有那么多的“优越性”，却没能干过老人和病汉子。按说集体该认输了。但当次之时，山下的社员还免不了要说风凉话，认为刘庆兰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要个人致富。
1960年12月，安徽省委抽调省直机关千名以上干部，组成很多工作组，分赴各地区各市开展和指导反五风运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祚荫带领农水口的大批干部到蚌埠专区蹲点。1961年3月，蚌埠专区析置为滁县、宿县两个专区，张祚荫就一直在淮河以北的宿县专区巡视和指导工作。水利厅厅长孙韵和被派驻褚兰公社蹲点。这位学者型的厅长从公社那里听说了刘庆兰的事情有些好奇，于是多次来到虎山考察，但对刘庆兰走的是什么道路他也难以给定论。孙韵和把这件事告诉了张祚荫。
1961年元月底，张祚荫巡视来到褚兰镇，随着孙韵和上了虎山。刘庆兰对他说出几句很平常但又令人警醒的话：快把田地分给各家社员耕种吧！要是再这样大呼隆下去，连城里的干部也会饿肚子的。刘庆兰的话传到了省委书记曾希圣的耳朵里。
当时曾希圣不仅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还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大约是2月12日，曾希圣乘火车从济南来到蚌埠。在听取省内工作汇报期间，张祚荫说到了刘庆兰的事迹以及建议。曾希圣对刘庆兰的事情也极为重视。那时候，安徽全省的粮食短缺问题都很严重，他也一直在寻找一条出路。刘庆兰的事迹让他的思路开始清晰。回到合肥之后，他立刻召开省委常委会，会上讨论并决定推行责任田制。3月6日，印发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问题》。这是安徽推行责任田制的第一份文件。文件第一行就说“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紧接着说“宿县一位老农的建议”，还说及老农的事迹。；
3月18日，正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向他说：“你们觉得没问题，就可以干，责任田可在小范围内试验。”有了毛泽东的表态，曾希圣立意坚决地干起了责任田。4月23日，曾希圣在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大谈刘庆兰的事迹和建议，并肯定刘庆兰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此次会议后，全省掀起推行责任田制的高潮。
3月底，宿县县委派出工作组到城郊区两个点作推行责任田试验。由张祚荫副省长在宿县蹲点指导。至6月底，全县就有50%的生产队推行了责任田办法。到1961年8月20日止，全县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967个，占全县7359个生产队的94.6%。8月中旬统计，全省实行责任田生产办法的生产队占全部生产队的74.8%。两相比较，同期内宿县实行责任田办法的生产队的比例比全省的平均比例高出20个百分点，当然是名列前茅。若联系全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宿县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第一个实现包产到户的大县。这算得上是一项殊荣。
张祚荫副省长还根据上级指示，于这年6月间完全解散宿县各公社的公共大食堂，来个一风吹，社员各家又重新砌上炉灶，自家做饭吃。啥时间，市场上大小铁锅价格上涨好几倍。
还是在6月份，张祚荫向省委呈报告。汇报在公社蹲点推行责任田的情况以及对所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积累了一些经验。8月份宿县县委向宿县地委呈上《关于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地委于9月初又写出相应报告给省委。上述的几个报告总结出推行责任田的经验，从而推动宿县责任田巡视普及开来。
宿县推行责任田时，注意做到五统一。所谓五统一是指在生产时社员间种植计划统一（指生产指标和作物安排）、分配统一（包产部分仍由大队统一分配）、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理统一、抗灾统一。至于牲畜和大型农具都是按照实际，由几户社员共同饲养，共同使用或保管。
宿县县委还注意保留了少数集体生产搞得较好的生产队不推行责任田，以便两相形成对照，比较优劣。例如：符离公社王楼大队的杨庄生产队曾经在坚持集体生产劳动方面受到县委的表彰，符离公社就决定不改现状，但这个队的社员大多数都希望推行责任田。1962年
（一），责任田，“救命田！”
责任田在宿县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社员们对此倾注了全部的精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再也不用谁来监督他们干活，与以前的集体大呼隆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责任田获得了大丰收。1961年的年底，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在县委会议上的发言说明了这一巨变：“年初的时候，我预计全年粮食产量是1700万斤，后来看到情况的发展感觉少了，就又重新预报是1850万斤，可是到了年底一统计，实际收货是2000万斤。”这仅仅是符离公社的变化。根据《宿县档案》1962年第3卷98页查知：1962年6月份，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安徽省第一书记李葆华返回合肥后，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宿县第一书记周尽农回县后召开常委会议。周尽农转述李葆华所说以下情况：
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国还有一些省份严重缺粮。存粮较好的其中就有安徽。至当年5月底，安徽省有存粮7亿多斤。
其实又何止7亿多斤，应该是9亿多斤。
宿县超产的粮食堆满了粮仓。这跟依然徘徊不前的河南省相比产生强烈的反差，河南农民纷纷来安徽购买粮食。在皖北地区，前来宿县购买粮食的河南人很多。
但是，那时候粮食是宝贵的财富，在各个地区都设有关卡，不允许粮食外流。1962年2月初，在安徽宿县东关的淮北煤炭基建局宿东煤矿筹备处，召开了一次华东、中南两个中
央局联合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研究河南跟安徽两省的协作兴修水利问题，但是有关粮食运输的问题也被提出来。
参加治水会议的河南方面要求安徽撤销边界地区设置的关卡，让河南饥民随意到安徽购买粮食。安徽也愿意让粮食卖到河南，这样可以使安徽社员手里有钱购买农耕工具。于是安徽下文件，解除了设置在与邻省边界地区的关卡，宿县也解除了类似的关卡，在皖北地区各集镇都出现了粮食贸易市场。
那时候，汽车还是很罕见的，独轮车是主要运输工具。其次是使用扁担肩挑。为了结局粮食的运输问题，在宿县召开的两省治水会议不就，安徽和河南双方的负责人又在北京见面了。他们决定使用铁路运输，铁道部很赞同这样做，就召集了蚌埠和郑州两个铁路局的领导到北京开会，商讨增加临时列车。决定在安徽淮河以北的区域内到河南郑州之间开通两列临时客运列车，大概在1962年元月份，临时客运列车开始运行。
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刻，河南的农村严重缺粮，无数的河南农民来到宿州大地，把一批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河南。随着知道这两列火车的人越来越多，乘客也就越来越多，又赶上春节将来到，两列临时客车的运输能力明显不足。两个铁路局又再次协商，决定再增开两列临时客车，并且下发文件。该文件时蚌埠客（62）字第387号文件，《公布蚌埠—郑州间临时客车时刻的命令》。
这个命令下令之时，原来的两对临时运行客车也就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四对临时列车，从而使淮北地区的粮食大规模的运往河南。
与此同时，江苏省北部陇海铁路两侧的广大农村，也有不少挨饿的社员爬火车或步行来宿县境内购粮。
宿县组建了临时办公机构。该机构抽调了县里商业、粮食、公安、交通、民政等部门的人员参加，由县政府办公室一名副主任主持工作，负责协调四列火车相关的工作，让河南的阶级兄弟感到安徽人对他们的关爱。
究竟有多少粮食运往河南，这成为很让人关注的问题。1962年3月16日，宿县县委书记周尽农在改正责任田的大会上作动员报告。从他的一些话里可以得出大概的数据。他说:“昨天到火车站了解得知，河南来卖粮的人每天在5000人左右，约买走23万斤粮食。”这仅仅是宿县境内大小十来个车站的总体情况，如果按照每人买走50斤粮食计算，那么从宿县运走的粮食不会少于6000万斤。
1962年
（二），多次保荐无效，改正责任田
当宿县人民还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的时候，新的逆转开始了。1961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江苏省无锡市考察，就把曾希圣叫了去并对曾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回来！”曾希圣乞求似的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对曾希圣的要求表态，这就是大逆转的开始。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与会者约7000人，后来就简称这次大会为“七千人大会”。宿县地委书记孟亦奇率宿县、灵璧等各县县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大会。大会的主要内容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发扬民主等。但也指出：安徽省推行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批判并撤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职务。新任命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刚到任，就于3月20日下发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这个文件下发后，宿县县委及时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会议上，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认为责任田是救命田，无论如何责任田都不应改。如果真的要改，就请让我们干两年之后再改。不仅是武念兹，其他各级干部也是这个态度。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桥区委书记张德群、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蒿沟区委书记梁长荣等7人联名向党中央上书保荐责任田。
回到符离，武念兹又召开区委会议，传达省委改正责任田的决议，让大家讨论。讨论
十分激烈，大家都说责任田好。有人说大概是中央和毛泽东不了解责任田，要去北京反应情况。最后形成的决议是给毛泽东写信，但与会者又都怕因此落下把柄，日后遭受打击。最后大家还是决定这样做。
大概在4月初，经过多少次的修改，初稿写成，武念兹又拿到县委办公室，请秘书马道奎再做修改。马道奎认为初稿理论根据稍显不足，结构也有些零乱。在不损害区委原来意志的前提下，作了较多修改，然后又交武念兹带回。符离区委再一次召开会议，在庄严的气氛中，武念兹带头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紧接着签名 的是副书记王同生、刘道允、张厚业、董志云及多位区委委员。
此封信从八个方面列举了符离欣欣向荣的实际变化，从七个方面解答了人们对责任田的疑问。最后用十分委婉的话说：如果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就让它作为反面教材存在几年。
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好之后，又写了一份内容大体相同的信给中央政治局。这两封信都有7000多字，被称为万言书。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在1963年6月初发出，给中央政治局的信在7月2日发出。时隔五十年了，在中央、省、市、埇桥区档案馆都保存有这封信的打印件。
时任党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看了符离区委的信，派出以张其瑞为首的4人工作组到宿县调查责任田。6月27日，张其瑞到达宿县，先后深入到符离区王楼公社、城郊区刘合子公社作调查。7月14日，工作组向宿县县委递交了调查汇报记录。在文章结尾处认定：“责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已经认定：责任田犯方向性错误。工作组还说“不能一棍子打死”。这可看出工作组的观点及态度。
党中央书记处也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责任田。会上共12人，表决结果是赞成和不赞成一半对一半。会议主持人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他在发言中首次阐发“猫论”。他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一试。”据有关文献查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时，张其瑞正在宿县作调查。
工作组回到北京的第3天，邓子恢就去见毛泽东，谈及了工作组在宿县的调查情况。次日，即7月18日，邓子恢就向毛泽东呈上符离区委的信。不仅如此，邓子恢又叫张其瑞抓紧修改，写成《安徽省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调查》和《安徽省宿县城郊区刘合子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调查》。22日夜，邓子恢又乘车把这两份调查报告当面呈给毛泽东。
邓子恢第4次见到毛泽东并谈及宿县的责任田是在8月6日起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这次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原打算讨论农业、商业等问题。由于邓子恢面见毛泽东先声夺人，又大夸责任田，毛泽东有些怒容，批评了邓子恢。会后并转而大抓阶级东征，狠批单干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调邓子恢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反单干风刮起势头强劲，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也马上行动起来，派出调查组会同宿县地委调查组深入符离区，并于10月10日写出调查报告。调查结论说：“大量材料证明：符离区实行责任田办法以后，根本不像区委同志所说的那样美妙。恰恰相反，而是削弱和瓦解了集体经济，普遍出现了两级分化，涣散了基层组织，不少生产队已经彻底走向单干。真是恶果累累。如果发展下去，那就不堪设想。”
同期内，宿县地委派出工作组对刘庆兰作调查。调查结果于地委主编的《内部资料》刊出。调查结论说：“刘庆兰过去是个不务正业、品质不好的人。办合作社以后，就上山搞单干。”
安徽省委于11月26日印发文件，《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文件中批评宿县县委和符离区委，说：“还有一些人坚决拥护责任田，公开地为责任田辩护。
以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和宿县符离区委为代表。他们说责任田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
12月25日，宿县常委会议通过《中共宿县县委关于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检讨报告》，承认“不仅在思想认识、阶级立场方面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同样犯有严重错误。”检讨呈给省委10天后，县委又制定《关于呈批改正责任田计划》，争取到1963年底全县全部改正过来。
但是，省委和宿县地委都认为检讨不够深刻。县委又于1963年3月16日向省委、地委呈送《对责任田问题所犯错误的再次检讨》及县委第一书记周尽农的检讨。3月26日，省委以（63）70号文件形式，向全省批转宿县的两份检讨。此后，责任田问题渐渐销声匿迹。
就在宿县人保荐责任田的时候，河南省委也对此作出了表态。大约在5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央写报告，说河南省外流社员从邻省运回来两亿多斤粮食，从而缓解了粮荒。报告又说，两亿多斤粮食绝大部分是从安徽运回来的。安徽责任田真的多打粮食，进而有为责任田说项之意。
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没能延长安徽责任田的寿命，责任田在安徽只存在了一年多。但是在宿县，时间要长得多。自安徽省委1961年3月6日制发推行责任田的第一份文件始，至1963年3月26日新安徽省委批转宿县县委的再次检讨止，责任田在宿县存在了2年零20天。事实上存在时间比这长得多。据《宿县县委档案》1962年卷二第126页查知：在1962年底，“尚有占生产队总数96.7%，即6895个生产队继续实行责任田办法。”“要求1963年底基本改完。”对这么多的生产队的责任田“一刀切”改过来，当然不可能。由于社员留恋它，所以各区各公社并没有切实改正责任田。直至1964年冬季宿县地委从8个县抽调近千人组成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工作组云集宿县，驻于各生产大队，责任田才算都改正过来。就其发生、发展、变化、改正的全过程来看，基本上可以说，责任田始行于宿县，最后终止于宿县。宿县是责任田的实验基地，宿县是农村改革的策源地，宿县是人民公社以后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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