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文毕业论文_本科鲁迅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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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然而，鲁迅所承受的是一个民族无路可走的悲哀，他无法顺利地在其间抽身，相反，他愈在其间探索愈是加深了悲哀，这种悲哀集合起来无处发泄，慢慢成了心内的黑暗及虚无感。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这种鲁迅才能让人理解，因为他有痛，有伤，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欺凌。奋然前行！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辉煌的色彩。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鲁迅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倘若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的。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鲁迅想通过医学来治病救人。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一场电影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于是他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
鲁迅先生所表达出来的极端深刻的思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甚或在几千年以来的整部世界文学史中间，无疑也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现象。他燃烧着自己的生命，集中全力地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焦灼和无畏地呼吁着要改变长期以来专制王朝的统治方式，阐述和控诉着像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等级特权为基石的社会体制，只能造成民族精神的衰退和社会生活的停滞；他针对着这样的痼弊，在《文化偏至论》里提出了人性解放的主张，认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在《破恶声论》里提出：而“立人”的关键，又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要做到人人都具有独创个性和聪明才智，像这样的话自然也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了健康与合理的发扬，那么整个社会群体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升华，自然就是轻而易举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著作中所蕴涵着的许多异常深刻的思想，往往伴随着一种强烈地关怀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炽热情怀，因而就辐射出了震撼着人们灵魂的力量。他在观察和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将广大民众生存的状态、前途与命运，作为进行阐发的比较和参照，从而得出引人深思的结论来。像他在《马上支日记》里感叹于“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然而“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多么巨大的悬殊，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都是父母所生，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经号称为平等的公民，各自的生存状态竟还有着如此的天壤之别，实在是太不合理了。
于是他万分坚定地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充满了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为他们苦难的生涯而大声疾呼，显示出与西方思想史上像叔本华、尼采之类的人是大异其趣的。正是这种对于广大民众全身心的关切和挚爱，就必然会形成如他在《准风月谈•后记》所说的那样，“中国大众的灵魂，反映在我杂文里”，这种博大和宏伟的精神实在是太值得我们努力学习了。
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志。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意义本来就不是文字本身，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灵魂，而鲁迅先生的作品所拥有的灵魂是一种血性的、刚强的、并且深深刻入历史痕迹的。
另一方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鲁迅一生所受到最大影响的学者有两位，一是弗洛伊德，一是厨川白村。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鲁迅文艺思想的成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在接触厨川白村之前，思想正处在一个十分苦闷的时期，他的大部分写作时间用于了《野草》里的文章。他以自己思想的磨难，深深体验着“苦闷”的真味。“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有希望吗？——“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希望》)有目标吗？——“前面，是坟。”(《过客》)作者自我表白说，他的哲学全部包括在这里面了。就在这样的心境之中，鲁迅遇上了厨川白村的日文版《苦闷的象征》，让他找到了异国的知音。
当然，我们从《阿Q正传》、《孔乙己》中可以看到，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共同存在着那种“几乎无事的悲剧”，那种“含泪的微笑”；在《高老夫子》、《离婚》、《肥皂》里又可以看见他们那种“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地显示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的讽刺本领。这种讽刺要经过相当高度的提炼才能达到其艺术效果，比如说《离婚》当中的例子吧，封建遗老七大人把玩着一个玉器，得意洋洋，引得大家都围上来看。七大人说：“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己的鼻子旁边擦了两下。后来这个动作就始终贯穿在人物的行动当中。
再如，《药》一文，鲁迅对华老栓一家的物质生活的贫困只作暗示，但却着力揭示他们一家精神的麻木。鲁迅进入民众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生活，揭示精神病态和社会的病态。鲁迅深知要改变民众的精神枷锁是十分艰辛的，但他坚信他们在本质上是朴素的人民，他们的心弦是可以拨动的。因此，他致力于要激发民众良性的灵魂，改变他们麻木的精神状态。
虽然鲁迅曾说他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但在他的作品中，即使他离得再远，他都无法抛开他的家乡，他的作品都无法脱离他的家乡。绍兴小城是他的根。走得再远，他都会“精神归乡”，正如他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不仅仅像是在表面上写家，而是祖国，他就一家来烘托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热爱祖国，爱我们自己的家园，并且要尽一切可能的爱护它。鲁迅还创作了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散文和散文诗。其中，以篇幅短小，构思新颖独特、语言精美而意象曲折深沉的散文诗集《野草》为最，至今还给读者、研究者们无穷的思考、启迪和情感、艺术上的陶冶。而被选进本书的鲁迅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杂感，对当今的读者、作家乃至批评家们，也仍然不失现实的指导意义。
这足以体现出鲁迅先生的爱国之情以及他对叛离祖国的人的愤怒与不满，他也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有志人们的身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把祖国的命运云结合起来，好好保卫它。先生虽然不在了，可我们依然能够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他那坚韧不屈，舞动着的灵魂，就象不死的火焰，在黑暗中，孤悬天幕，永久不灭。鲁迅逝世时，郁达夫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鲁迅的深刻和鲁迅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对失败和失败者身分深入骨髓的体验。如果一定要称鲁迅为人类的思想家，那也是因为鲁迅对人类最终失败这个最伟大的主要题的深刻体认。他的出现，是造物主为了警醒老不解气的中国人的有意结果。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是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则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而理性，则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启悟人们为改造自身和本民族的精神以及整个人类的人性而努力。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
鲁迅是一位他青年时代就大声呼唤的致力于中国人精神革命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张，反对已经弥漫整个世界的轻精神的“质化”倾向；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倾心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他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
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一个读鲁迅的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我深信，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懂得鲁迅的价值，也会认可我和我的先辈、同辈以及后辈鲁迅研究者的工作意义。在如今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多元，人们难免迷茫、困惑，认不清自我，看不到方向。当下认识鲁迅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保持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