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素材：最新深刻时评之三_高考作文最新时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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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勇夺第一”背后的发展陷阱

盲目追逐速度的第一，而轻视质量和安全的第一，必然会埋下悲剧的伏笔，这么多年，因过于追求速度、过于赶工期而发生的安全事故，可谓举不胜举。可以说，如今“勇夺第一”已异化为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

剥茧抽丝之后，真相一旦呈现出来，总让人感到残忍和愤怒。山西“3·28”透水事故，震惊国人，赶工期或是事故重要诱因。据报道，为了能早日产煤，华晋公司董事长武华太曾提出“花钱买进度”的理念，要求尽一切可能加快工程建设。看来,金钱真是万能的，不仅能买到生活必需品，原来还可以购买进度。

无独有偶，王家岭矿难抢险总指挥、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也表示，“王家岭矿难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此前，负责施工的华晋焦煤公司于3月5日召开王家岭煤矿项目按期投运推进大会，要求“加快王家岭煤矿项目建设”。

当惟速度马首是瞻，速度成了指挥棒，就必然潜伏危机。根据著名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的安全事故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当一味追逐速度，就必然罔顾其他。比如，相关部门不仅誓师、表态，还与各施工单位签订节点考核奖罚协议。悠悠万事，速度为大!

“速度上来的背后，生命成为了牺牲品。”有网友如此哀叹。斯诚不谬！当把速度放在了第一位，质量和安全就等而下之了。在这种语境下，最该重视的生命反倒不重要了，生命成了完成目标的工具，不发生事故才怪。

难道“勇争第一”、“花钱买进度”只存在王家岭一地吗？当然不是！曾几何时，“勇争第一”成了响彻神州的流行口号。应该承认，刚从大锅饭的年代走过，在过度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的语境中，安于现状的懒汉思想要不得，没有紧迫感的拼搏意识是不行的。“勇争第一”在当时是必需的，否则就无法后来居上，也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落后面貌。简言之，“勇争第一”既是对以往的矫正，也是主动奋进的一种自勉，比如深圳速度就曾一度成为佳话。但遗憾的是，发展到最后，“勇争第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GDP崇拜其实也是“勇争第一”的异化。盲目追逐速度的第一，而轻视质量和安全的第一，必然会埋下悲剧的伏笔，这么多年，因过于追求速度、过于赶工期而发生的安全事故，可谓举不胜举。可以说，如今“勇夺第一”已异化为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

“慢慢走，欣赏啊！”这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谈美》中提到的。一个人应该保持相对的慢生活，长期的快节奏、高负荷生活不仅损伤身体，也易导致人性的扭曲。慢不是停滞

不前，而是更讲究质量，这质量对人而言是生活的质量，对工程而言是建筑的质量，对国家而言是科学发展。其实，中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早些年，提倡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前些年，则提出“又好又快”；再到如今，则提出“好字当头”，在好的前提下加快发展，转方式、调结构。这条清晰的认知脉络显示，决不能盲目追求速度，速度绝不是第一位的。

当然，还需一提的是，赶工期、盲目追求速度，只是事故的重要诱因，不能把事故板子完全打在速度上，否则就遮蔽了其他人祸，比如监管不严，比如执行不力，比如《煤矿安全规程》成了一纸空文。此外，尤需追问的是，为何一些人、一些部门忙于赶工期、追求速度，除了邀功心切、或谋取更大利益，难道与上级部门的施压无关吗？“花钱买进度”是该摈弃的，“勇争第一”潜伏着巨大的发展陷阱，但是不从根本上破除数字迷信、速度迷信、GDP崇拜等等，不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是无济于事的，就无法从根子上摈除“勇夺第一”的流毒。

脱贫最需要“自我革新”

珍惜并善用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项扶贫政策，让贫困不再生长，当成为贫困地区干部的政治自觉

3月19日，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公布。因此前“高调炫贫”的湖南新邵县未列其中，这则简单的新闻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新邵“高调炫贫”事件发生于一个多月前。今年1月30日，新邵县城一些醒目的电子宣传牌上，“热烈祝贺”其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国家级贫困县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并非一回事，新邵未列其中也并不意外。舆论的关注，除了对新邵的揶揄，更有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期待，希望扶贫资金能有效地投入到真正的贫困地区，踏踏实实地落在百姓头上，而不是被一些地方当成“来之不易”的政绩，助长一些地区“以贫为喜”、“以困为荣”的等、靠、要思维。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投入。据报道，2011年国家综合扶贫投入227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逾40%；专项扶贫投入27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1.56%。这些投入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扶贫投入增长之下，有自我发展、脱贫致富的喜悦，有勤勉奋进、攻坚克难的精神，却也有乱作为、穷折腾的怪相，甚至出现干部超编、形象工程、奢侈腐败的丑闻。

像新邵这样以“雷人”方式进入公众视野的国家级贫困县，并不少见。有大手笔投建市

政工程，有一鸣惊人的天价接待费„„错误的政绩观，走偏的扶贫思维，把本应是造福贫困地区的国家扶贫政策，弄出一地鸡毛来。

扶贫，扶助谁？怎么扶？扶贫制度设计的原则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领导在参加一些西部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努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这句话很值得那些努力“跑部钱进”、争抢“贫困帽子”的地区深思。脱贫不只是要资金、要政策，只有明确了科学的发展理念、找到了适宜的发展思路，资金、政策才能激活贫瘠的土地，才是可以额手称庆的事。

贫困地区要发展，除了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扶持，更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除去贫困的“细菌”，这些细菌隐藏在官僚主义的思想温床上、权力寻租的制度漏洞里。当公开、公正的原则被遗忘，扶贫资金和政策使用落实难免在暗箱操作中流失殆尽；当“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信仰被抛弃，肌体将失去抵抗贫困的免疫力。

我们早应走出以贫为荣的时代，贫困县、特困区不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数字背后站立的是一家一户因贫而困的生活。珍惜并善用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项扶贫政策，让贫困不再生长，当成为贫困地区干部的政治自觉。

高铁工程不容“小算盘”

建设领域问题不断，表明监督工作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坚决执行、有程序不严格遵循的现象

近日公布的京沪高铁审计结果让人有些吃惊，这让人想起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工程建设领域仍是腐败高发地。

京沪高铁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国家标志性重大建设项目。据悉，3年建设周期中，平均每年都有100多名审计人员、花100多天时间扑在现场进行审计，防范之严，前所未有。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包括审计在内的各种监督工作，不仅起到了利剑高悬的威慑作用，对被审计和监督的单位，也是一种及时必要的提醒和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没有如此密集而严格的审计，恐怕漏洞会更多。

还应看到，概算2000多亿元的超大型工程项目，时间压缩成3年建设周期，空间涉及7省市，施工单位和人员浩瀚庞大。如此特大型工程项目，难免会让人钻空子，就此否定京

沪高铁的全部建设工作，不客观也不公正。但无论如何，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特别是人命关天的高铁工程，发生如此严重的资金违纪违规现象，都必须认真反思、高度重视。无论是中央要求，还是群众期待，都无法容忍这样的大事业存在任何个人和部门的“小九九”。高铁审计中查出的问题，相当部分属于部门利益、集体违规。现在“潜规则”里有一种解读，认为只要不把钱放到自己口袋里，违点纪犯点规，都不算什么。

这样的想法和行为极其危险。这次查出套取、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资金近5亿元的“公罪”，破坏性一点不比个人贪污受贿的“私罪”小；同时，因为“私罪好问，公罪难罚”，往往会因法不责众而使相关部门和领导“脱罪”。这显然而且必将危害我们的大事业。

一旦打起“小算盘”，往往会在工程设计、规划建设时不再把遵循科学规律放在必须、不再把“安全重于泰山”置之首位。比如，审计查出有关方面擅自取消部分路段风屏障的问题。风屏障是确保高铁在大风状况下正常运行的重要防线，取消之后，可能会节约成本，但安全隐患却增加了，“速度风险”也提高了。遭遇这样的小算盘，“世界第一”的水平也被打了折扣。

在预防工程建设腐败问题方面，我们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措施、规则、制度，实行了纪检、审计前置、全程跟踪监督等多种方式，对抑制建设领域腐败高发现象起到积极作用。但更应看到，建设领域问题不断，表明监督工作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坚决执行、有程序不严格遵循的现象。尤其是像高铁这样的重大工程，不仅要避免失范，相反更应成为遵纪守规的示范。

我们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有事”就有责任人；处理责任人时，要防止失之于软，避免罚酒三杯式的轻描淡写。要让每个人，特别是负决策责任领导，既不敢自己伸手，也不敢因部门利益而在大事业中存“小心思”，打“小算盘”。

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

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的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

有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发人深省：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一地空板凳„„

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近日为15名两院院士所关注。他们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局面。刚刚结

束的全国两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忧心忡忡：青壮年劳力、有文化的劳力都进城打工了，将来谁来种地？

这不是20年前“谁来养活中国”问题的升级版，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应该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对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洗脚进城”也是用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可能倒逼出农业的转型升级。以日本为例，1955年到1975年间，农业人口减少近一半，然而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率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农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空心化农村的照片隐藏着很大的挑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2.5%。而据媒体报道，中西部一些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更有院士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达95%。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而这，不仅关乎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长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农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虽然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然而在调查中，2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高达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而同时，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没有人，农业发展不起来，进而造成劳动力和人才进一步流失，几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样需要双向着力。一方面，需要遏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的趋势，提高农民收入、加强相关培训，同时更多引入社会化力量，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走出农村人才荒；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用政策杠杆、税收杠杆等，推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

“三农”问题，我们一向视之为根本。中央1号文件已连续九年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领域既需面对积累下的老问题，也需解决时代化的新矛盾，任重道远。或许，农村劳动力问题正可成为一个支点，撬动“三农”问题解决，让田野更加充满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