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如何看待“岭南无文化”的评价_岭南文化的评价
肖临骏：如何看待“岭南无文化”的评价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岭南文化的评价”。
惠能之学，引领着一个世俗主义的潮流；陈白沙之学，引领着一个个人主义的潮流；而康有为之学，则是引领着整个20世纪乌托邦与改良主义相纠结、相交胜的潮流。其实背后都有岭南易简之学作为它们的根本基础。
说岭南没有文化，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但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长久以来，来自北方的朋友多多少少内心都有一点“岭南无文化”的感觉。而一些南来的学者也曾留下“广东文化气氛不浓”的印象，比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上世纪20年代来中山大学任教，对这里的图书条件、研究气氛薄弱都有微词。胡适1935年在香港大学演讲，也说过“广东人不会办教育，谈不上文化”一类的话。你看，“岭南无文化”似乎也不能说言之无据。
我想，这既有一个历史记忆的残存问题，也是一个现实印象。首先，岭南是中华大地上相对后开发的地区，比起中原、齐鲁、江南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文化水土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不用怀疑。
再让我们回到今天讲座的这个地方。这里是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是广州“河南”（编者注：珠江以南、今海珠区一带）地区的煊赫所在，而且在“河南”还有许多豪华庄园，早已是一个很不错的区域了。但即使这样，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民间谚语：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怎么“大元帅府”这样的辉煌所在，都不能改变这个久远的评价呢？这就是历史记忆的顽固存在。其实，广州现在的商品房已经卖到南沙，几乎到海边了，要价都高达一两万元一平方米了，但“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的口号，还继续存在于老市民心里。这种现象，与“岭南无文化”的评价非常类似。因为广州发展的历史，正好与中国文化拓展进程一样：就是一个“东拓南进”的历史。
南方是个后发展区域，后发展就有它的文化特点，就有不同于先发展地区的劣势和优势。
南北文化的先后现象
广州的老城区是越秀区。而中华文明的“老城区”在哪？我们不妨看一下诗经地图，十五国国风包括什么？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等等。这主要包括了现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和湖北北部，这几个北方省。这就是中华文化的“老城区”。
而在这“老城区”里面，再加分析，还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以哪个地方为最高呢？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最向往的人物是周公旦，最向往的时期是西周前期，最向往的地方是宗周丰镐、成周雒邑即今天的西安、洛阳。孔子说的“周”，既是个朝代概念，也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化地位以西安洛阳为最高。第二位是宋国和鲁国，宋是商朝后裔的封地，鲁则是周公儿子的封地，这两国在诗经中是有颂而无风的，毕竟颂高于风，其文化地位几乎与周相当。其他国呢？是有风无颂也无雅，就算第三等了。
孔子的区域概念是怎样的呢？“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个天下有多大呢？大概不出诗经的十五国。他周游列国，足迹遍天下，但最远也只是到了楚国的边缘——河南南部，但没有走进湖南湖北。所以诗经里面没有楚风！楚国虽然大，但是它还未入当时的文化视野，楚国还被称为蛮荆，等于现在的人说我们广东人是南蛮，当时湖南湖北还是蛮；蛮荆也就是楚蛮。那么吴越呢？也没有吴风、越风。江南地区当时被称做“火耕水耨，地广人稀”，从文化角度来看，更没有入流。
到了战国，楚辞、吴讴、越吟，开始见诸文献了，楚辞更是由名家来创作的，至少在司马迁眼里，他更看得起楚文化，写了《屈原贾生列传》。东汉蔡文姬，已经开始写骚体的《胡笳十八拍》了，这时候，楚文化相当有地位了。
到三国时候，蜀国由北方人管理和开发，刘备是河北人，诸葛亮是河南人，关羽是山西人，都是“老城区”来的。吴国呢？吴国的势力主要还是武力强宗，文化上根基不厚。江南的文化真正上一个台阶，要到永嘉之乱之后。所谓衣冠南渡，文化人才、政治人物避乱来到江南。很多山东人过来提升吴越地区的文化，王羲之定居会稽，搞文人雅集，写了兰亭序，绍兴地区才有了文气嘛。到了南朝，江南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尊重，就像当年楚辞那样，吴讴、越吟开始进入文化人的视野，像鲍照等人，则开始仿吴歌来创作了。这都是中华文化进一步南拓的文化标志。
但是，即使到了盛唐，文化的重心和西汉仍没多大区别，关东地区仍然是首屈一指，不过这时多了一个江南地区而已。
广东还未入流。惠能被称为“岭南獦獠（编者注：古代称呼南方少数民族用语，向无确诂，潘重规先生以为即田猎渔捕之獠人，可参）”，张九龄则自称“岭海孤贱”，可想而知，当时岭南的文化地位还很低。尽管张九龄当上了宰相，而且还当得挺称职，挺有风度，但毕竟浅根弱植，和北方比起来，人家山西闻喜一条村已经出了59个宰相，我们广东整个省才出了一个张九龄。
张九龄一死就是安史之乱，关中地区开始衰落，整个经济命脉更加倚重江南地区。到了靖康之乱，正式形成了南北之间的优劣势的逆转。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的第一等地区。北方“老城区”不大行了，南方的江南地区成了新的“城市文化商务中心”。
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做过一些统计：在盛唐以前，宰相大多都出在黄河以北。但到宋代就不一样了，他又做了一个“南宋诗人表”，显示文学人才已经集中出在江浙地区。
再看明代的“进士表”，第一等的地方是江南地区，第二等是四川、安徽、江西、福建。到了清代，广东还只属于三等地区，仅比云南贵州好一些。按照文化重心南移的趋势，如果清朝有五百年历史，应该慢慢轮到我们广东，很可惜，到了1905年科举制叫停。时不我与，没有广东的份，自始至终，广东都没有当过状元科第的高产地，连二流地区也不算。
讲回到文学视野，其顺序是这样的：西周有十五国国风，战国开始有楚辞，南朝开始吴歌行时。粤讴呢，要到清代，才因招子庸的整理和传播，引起全国的注意。到了民国，才有胡适学着用粤语写诗，就像鲍照写吴歌那样，但迟了一千多年！
说广东没有文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处于最南端，也几乎就是最后的文化开发地。我这里谈的，主要是地区文化的总体水平来讲的，而不是就个别杰出作家来说的。
南北文化的长短问题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问题，文化的先后。现今有一个区域经济概念叫做“后发展优势”，那么，文化有没有后发展优势？有。后发展的文化少了一些历史包袱，更能看清旧文化的局限，更有批判性，更有突破能力。这就进入第二个话题，关于南北文化的长短问题。看发展先后，主要考察“面”；讲学术长短，就会更多考察“点”。
《世说新语》“文学篇”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讲的其实是文化的区域变化，并因此得出“南北文化不同论”的概括。对于我们理解此后一千多年的文化格局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
“文学篇”第一二节，说的是东汉马融和郑玄，作为儒家经学的第一个高峰，马融是陕西扶风人，郑玄是山东高密人，二人存在传承关系，有一个由西而东的趋势，即马融说的“大道东矣！”总之，他们代表着关中与山东这两个深厚的旧学区域。千百年来，说起高密，个个都肃然起敬，那不是因为今天的莫言，而是因为郑玄。郑玄家连婢女也是用诗经来作日常会话的。可想而知，当时北方大文化世族是多厉害。凡经注，郑玄几乎是一个字都不放过，都要做一大通的注解。
但到魏晋时，谈玄之风兴起，学术超出儒学的范围，兴趣更多在老庄，这是新的学风，这些谈玄的学者像何晏、钟会多是河南人，他们没有马融郑玄那么尊儒，也反对繁琐经注。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即放弃，这当然是横一尺而不是厚一尺，大概就是看了个开头，就说“了不异人意”！庄子这般高明，原来和我想的一样啊。对于先贤一点也不迷信，真有点“蛮子气”。
向秀注庄子，十分周密，但嵇康就质疑说：书也要注解的吗，这岂不是把我们看书的乐趣都败坏了？他的原话是“书讵复须注”？大有“六经注我”的气味。上面说到的庾子嵩是河南颍川人，嵇康是谯郡人，大体可以看出，这时河南与关中、河北、山东的学风已很不一样了。当然，那时的南北之分，与我们今日的南方北方概念并不一样。
这就是“南北文化不同论”的最早提示，因为此时已开始隐现南北文化的现实区别了。所以，在《世说》的文学篇里，紧接着这些南北学者的故事，来了个总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精通简要”；“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学问太多，很难概括；学问少，没有枝枝节节，简单反而更容易直指核心，更加容易得到要领。南方人的学问是比北方少，但识见反而比北方人好，这就点出了南北学问的区别，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次总结：北方是邃密之学，是尊儒的，是严密而繁富的，是结构的；南方
是易简之学，是尚玄的，是更简要而综括的，往往是解放的。
这南北学术，即北方邃密之学与南方易简之学的区别，这样一个二元化的文化概括，起源于东晋，但贯彻了此后一千多年。而且越往南越往后就越显出这种分别的鲜明性。
从南北宗的顿悟与渐参之争，心学与理学之争，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一直到“五四”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都几乎可追溯到这邃密之学与易简之学的矛盾。这种二元化的现象，与欧洲中世纪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二元化一样，千百年来，二元之间取长补短，互相批判，互相促进，互相补救，展现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场面。这二元之争，是“不可和之异同，亦不可无之异同”！如果没有了这一对矛盾，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没有了积累与反思、传承与出新的能力。
而岭南文化的最精粹之处正在于易简之学。也正是由于岭南杰出思想家的易简之学的鲜明性，使得《世说新语》那一个天才概括得以永不落空，不断地得到证明。的确，岭南文化对于全国的贡献，对于一千多年中华文化的贡献，也就在这易简之学。岭南出过三个真正影响中国历史的一流思想家，那就是惠能、陈白沙、康有为，这
岭南思想的易简特征
惠能是不识字的，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砍柴担水莫非妙道。佛学发展到晋唐时代已经是很细密的学问，已经贵族化、学术化，讲究慢慢参透，渐悟，但惠能带着一个南蛮的自信，强调直指本心，佛性无南北，在佛性面前，獦獠与高等文化人一律平等！所以说：“自得曹溪法，诸经更不看。”意思是自从悟到了惠能的曹溪之法，经书便不用看了。这是岭南之学的易简特征的壮丽日出！陈白沙讲：“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他觉得，看很多书，学很多东西，不如自己静坐，好好思考。“道不明，虽日颂千言，博览群书，不害为末学”，陈白沙的意思是，如果你道理不明的话，博学是没有益处的，这是岭南之学的易简特征再次凸现。康有为说：“日埋故书堆中，汨其灵明，不如绝学捐书，静坐养心，静里忽现天地万物与我一体，大放光明。”他亦是提倡静心悟道，扫除旧说，方可直抵孔子久被湮没的微言大义。这是岭南之学的易简特征第三次凸现。大家看一下，岭南这三家最一致的地方是不是易简特征？太一致了！
而六祖惠能对后世的影响，实在不止是在佛教领域，对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都有极大影响。余英时认为他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突破，是思想解放的开端。整个中世纪之后，思想走向世俗化，走向平等化的大方向，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对此有很明确的论述。毛泽东也认为惠能是“中国哲学的大跃进”，也就是说，无论是左还是右，对这位和尚的评价，倒是非常一致。胡适与陈伯达都认为惠能神会一系相当于中国的马丁·路德，就是宗教解放的先驱。惠能之学成为此后易简之学的最重要源头。对此后的韩愈、程朱之学，尤其是陆王之学，都有巨大影响。
白沙之学则是阳明之学的先驱，熊赐履评说是“陆象山之后劲，王阳明之前矛”。程朱理学到了明代中叶，已经作为统治思想太久了，已经开始束缚人们的思想，需要来一次解放。我们后来所见明代中叶以后特有的工商皆本、个人解放的思潮与陈白沙、湛若水、王阳明的心学兴起有关系。这些倡导心学的人，学生的成分遍及士农工商，特别是商人，而不止于只是读书人。当时，白沙的弟子湛若水与王阳明同时，那时的学者不出于王门就出于湛门，可见影响之大。所以西方的汉学家们就认为，陈
白沙他们其实是在提倡一种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思想解放。我们读万历年间的《菜根谭》，居然发现有“不为君相所笼罩”之类的话，其实都与心学所解放出来的思想有关。
如果说惠能之学的主要内核是“不悟即佛是众生，一悟即众生是佛，万法即在自心”。陈白沙之学的主要内核则在“存诚”与“自得”四字上。
理解康有为
下面我重点讲康有为学术的主要内核。康有为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个人私德也多有可议。但作为一个思想家，我认为他至今还未得到真正的理解。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在学术上的底色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了后来二人的差异。梁启超是学海堂打的底子，学海堂是广东的最高学府，这里尽管标榜打破汉宋之别，但根柢还是汉学，属邃密之学。康有为的老师是朱次琦，明显偏于宋学，讲究先儒大道之本。到了康有为，就更近于陆王心学与禅学，易简特征就更为鲜明。他说自己的学问到了三十岁已大成，而自信“吾道一以贯之”了，不必再有进了。康有为还笑梁启超的学问有如上海先施公司的货物，应有尽有，但货如轮转，流质多变。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康有为三十岁前的学问已经定型。他有许多奇思妙想就产生于白云山上的摩星岭。梁启超后来回忆自己少年时，为什么会转向崇拜康有为，他说，他们原来是学海堂的高材生，经史之学、考证之学已有相当造诣，这时梁启超刚中了举人，考官对他欣赏极了，要把妹妹嫁给他，他应有多自信。正是这时，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开讲，梁启超一听，如冷水浇背，如受电击，冲击非常之大，康有为最打动他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扫清章句之学，把学海堂那一套旧学一一反驳。康有为认为中国当时和今后的问题，根本不是章句之学、考据之学所能解决的，所谓的考证啊，古音韵啊，这类学问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他自己对于中国如何从“据乱之世”达至“大同之世”的思考，才真正通古今之变，得孔子的微言大义。
这一思考，集中体现在康有为对《礼运大同篇》的重新解读，他的解读是十分现代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几句讲什么？讲否定君权神授，要民主选举，选出贤者作为我们的标杆，给予能者以办事的权力，崇尚道德，讲求效率。“讲信修睦”是什么，是和平外交政策，不做以诡黠待人之事。记得1972年中日建交时，周恩来赠给日本方面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田中首相回赠中国的是“信为万事之本”，其实都不离“讲信修睦”四个字。“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很高的道德修养，是博爱主义。至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啊，不就是养老补贴、最低生活补贴吗？“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共享共有啊，是社会主义啊。“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劳工主义啊，每个人都成为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不劳动者不得食。康有为对“大同说”的发挥十分丰富，洋洋二百万言，一直讲到“安乐死”问题。
康有为通过对《礼运大同篇》的新发挥，赋予它新的内涵，使人们感觉古今一下子贯通了，这一古典思想得以闪现出现代的理想主义的光辉。当梁启超、陈千秋惊异于这种光辉时，且慢！康有为叫停了。他说：“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只能“以小康义救今世”，而断断不能以大同义行今世；“大同世界”是十分遥远的事，现在千万不可宣传！所以，在康有为生前，《大同书》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对康有为的“叫停”，梁启超至死都不能理解，那么好的思想，为什么说会引起天下大乱呢？
康有为最深刻的地方正在于此。他不单诠释了大同理想，还辅以“公羊三世说”来配套他的“大同说”。“三世说”以老旧的形式包裹着
极深刻的历史阶段论意识。不理解“三世说”，其实就不能讲“大同说”，这是有逻辑先后关系的，即要经过所谓的“据乱世”，再到“升平世”，然后再到“太平世”，才有“大同世界”。中国当时处于“据乱世”，先需要力争建设小康社会，到达类似于欧美的“升平世”；至于“太平世”，就远远未到，阶段不可超越，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可躐等”。康有为为什么思想上崇尚“大同说”，行动上却是个保皇派？道理就在阶段不可逾越，民主不可骤成。所以，他明确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一成功，必反过来实行专制，中国不会出华盛顿，也不会再出尧、舜，只会出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所以他宁愿拥护光绪皇帝，搞君主立宪。
梁启超是接受了康有为反对革命的学说，但梁启超一辈子也理解不了康有为说实行“大同说”会“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李泽厚也批评说，这主要归因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的软弱性。总之都不相信追求大同世界会搞出“洪水猛兽”。
但是，经过“大跃进”之后，我们才明白，康有为忧虑的深远。1948年时，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找不到通往大同的路；到了1958年“大跃进”，刘少奇大谈《大同书》，认为找到路了，那就是“公社化”！最奇怪的是，刘少奇一边让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公社试点，一边又在中央全会上印发章太炎的《驳康有为反革命书》，总之，“大跃进”是要实践康有为的大同说，又批判他的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的观点；这与康有为的本意刚好全反过来了，洪水猛兽真来了——一边虚报产量，一边忧虑粮食多了怎么办，大搞公共食堂，让人放量食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藏于己”，强硬来，结果酿成了极大的灾难，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人。我们侨乡广东，情况算好的，1959年至61年，非正常死亡80万人。
康有为最为忧虑的，结果都成为现实：军阀混战，蒋介石及其后来的独裁，以及“大跃进”的灾难！他几乎都预见到了。只有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彻底摆脱大跃进、“*”的思路，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联系近六十年的历史，再细读康有为的这两句话：“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只能“以小康义救今世”，真是为之汗涔涔下，泪潸然下！因为这两句话，最终是由巨大的历史事实来作注脚的，是以几千万大跃进饿殍来注“洪水猛兽”这几个字，又以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就来注“以小康义救今世”这几个字。康有为的简明的断语，充满穿透力，这是多么的惊心动魄，而他又多么的孤独啊！
现在还有人因为“大跃进”的灾难而狠批儒家，狠批《大同书》，但忘记了康有为的“三世说”、阶段论。我们现在还在误解康有为啊！不但他的大弟子梁启超理解不了，几十年后的李泽厚也理解不了，今天的所谓自由派也理解不了，并对“大同说”深恶痛绝。我们批希特勒，又怎可以因此去追究尼采的“超人”说？何况康有为早有洪水猛兽的警告？
那怎么看大同说呢？它将永远是一个在野的思想，它是我们这个有缺陷的世界的美丽倒影，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对照。我对乌托邦思想始终有敬意，我们还记得前些天的新闻，仍在讲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境况堪忧。读起“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怎能不油然而生向往？
惠能之学，引领着一个世俗主义的潮流；陈白沙之学，引领着一个个人主义的潮流；而康有为之学，则是引领着整个20世纪乌托邦与改良主义相纠结、相交胜的潮流。其实背后都有岭南易简之学作为它们的根本基础。陆象山有句诗：“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易简功夫”为什么“终久大”？因为易简之学，不是用文献章句可以概括、可以推衍的，它是用历史的经验与血泪来作注脚，用我们的全部生命去感悟的。从这点上看，岭南的“无文化”，不是真的无文化，而是因为这里远离正统，远离主流，更少历史的包袱，容易摆脱成说旧见的影响，有时甚至不惜以一种“反智主义”的话语，以斩钉截铁的姿态，去打破知识障，从而开辟出一片新的文化疆土。
讲到最后，想起钱锺书在《谈艺录》序言说的：“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似乎是一种告诫，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并不是截然分为两橛的，南方之学往往是北方之学的儿子，它很多时候是从北方学术中提取出被忽略的部分，加以新的发挥，或者更尽致的发挥，从而转出新天！而南北之间，各有长短，邃密之学会流于琐碎，易简之学则容易流于空疏；邃密之学多有积累性贡献，易简之学则多突破性贡献。而岭南的易简之学在中华这个大文化体之内，是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力量而存在的，这种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