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体论文_当前大国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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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之日本

摘要：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窄的小国，在战后迅速实现经济崛起，跻身于大国的行列之中，这与日本的文化思想与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期间的经验也是我们值得借鉴的。

Abstract ： Japan as an area of small and narrow in the rapid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proceion, the Japanese culture ideas and system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period of experience is also worthy of our leons.关键词：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 战略 当代外交 借鉴

政治制度的转变

明治维新以前的政治制度

日本国家形成较晚，3世纪初期才出现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即邪马台国。约4世纪，在本州中部又兴起了一个更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即大和国。到5世纪，日本奴隶社会进入繁盛时期。646年，大和国发生“大化改新”，仿效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了奴隶制度，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701年以后，又积极推行律令制度，于702年和718年分别制定和颁布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进一步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完成了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的转变。

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制度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频频叩关，民族矛盾和封建社会内部矛盾激化。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结束了封建幕府政治,成立了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政府。史称“明治维新”。通过1868年的版籍奉还和1871年的废藩置县，将封建领主占据的藩地统归天皇管辖。特别是经过1868～1869年平息士族反叛的戊辰战争，日本开始走上近代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轨道。1885年结束了明治初年以来的太政官制，创设了内阁制。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二月)正式颁布钦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接着，又相继制定了《皇室典范》、《议会法》、《贵族院令》、《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会计法》等，确立了天皇主权的君主立宪政体。

现代日本政治制度

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1937、1941年日本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占领日本。1945年10月，占领军最高司令官D.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修改《明治宪法》。在松本草案被占领军总司令部否定后，代之以麦克阿瑟草案。日本政府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宪法修正纲要”,1946年6月交付帝国议会讨论,议会通过后,于同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实施。由11章103条构成,正式名称为《日本国宪法》。根据这部宪法，日本由战前具有浓厚军国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君主立宪制改为议会内阁制的代议民主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天皇作为国家象征被保留；实行“地方自治”原则；放弃战争，不保持武装力量。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概况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大致分成四个阶段：战后复兴期、高速成长期、过渡期和稳步成长期。

1．战后复兴期

战争结束后的日本经济处于极度混乱和疲乏状态, 工矿业生产水平只相当于1941年时的七分之一，严重的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遍及全国。当时支配日本的联合国军，以经济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目标，重点实施了解散财阀、分散少数企业对经济的控制权和确立劳动权等三项政策。在经济环境有所改善后，美国开始将重点转向帮助日本重建经济。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日美军的“特需”大大激发了日本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日本工业的潜在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到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2．高速成长期(1955～1973年)

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由战后复兴期进入高速成长期。日本在50年代至60年代末约二十年的高速成长期中，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外部经济环境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的要求，逐步放宽了贸易和外汇管制。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第八位条约国，即对贸易活动原则上不实行外汇管制。随后，日本又开始着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企业开始相互兼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消费品物价持续上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困扰日本经济和日本国民生活。在7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国际环境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3．过渡期(1973～1985年)

1971年末，日元在维持了约20年的固定汇率之后第一次上调了16.8%，从1美元兑360 日元升至1美元兑308日元。1973年2月，美元贬值又使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260日元。同年末，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爆涨了4倍，各种初级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扬。日元升值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二重因素对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经济是个沉重打击。1978年秋，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征兆。虽然在1979年又发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经济滑坡、物价上涨的情况又有所发生，但由于较好地总结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教训，不到一年就基本消除了石油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滑坡。80年代前半期，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前提下，日本开始建立健全财政制度、扩充社会资本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政策的导向也由追求高速发展转向追求经济活动质量的提高。到1985年底，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达492亿美元。

4．稳步成长期(1985～)

在日本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同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实力则在相对下降。西方其它工业国要求日本分担其国际义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85年9月，西方7国财长作出了协调外汇市场的决定，日元因此而急速上升；1986年4月，“前川报告”(前川为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又任产业结构审议会委员长，该委员会向内阁提交的关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报告一般称为“前川报告”)出台，指出：为了适应全球经济和发展的需要，日本自身必须调整结构，以缩小贸易顺差。“前川报告”的要点有：①扩大内需；②改变经济结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③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④推进日元的稳定化和国际化；⑤促进对外技术和经济合作。“前川报告”对8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日本文化外交的观念

透视战后日本国际形象的演变过程，不难发现日本的成功之道在于善用文化手段，借重文化外交去改变、重构国家对外形象。21世纪后，面对全球化的强劲发展趋势，日本对“文化立国”战略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和信心，目标更加清晰，即从过去的“引进欧美优良技术加以改造”的“模仿和追随的文化开发时代”，转向“传播和培育独创技术”的“首创和领先的文化开拓时代”。

日本“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报告书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发达的世界中，良好的对外形象及好感度将形成广大的对其国家行为及主张的理解和认同感的基础，然后又会变成对其国际舆论的支持、赞同。因此，文化交流最有助于国家、市民对外形象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度。经济与文化全球化推进了日本举国创建“日本国家品牌”、打造“酷日本”的文化产业振兴战略的实施。在推进文化产业振兴战略过程中，日本政府尤其注重文化外交对实现日本新型国际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的特殊功能。因此，日本文化外交首先在理念上出现了变化，即强调“发信”、“受容”以及“共生”的新理念。

(一)关于“发信”理念的行动指南

随着网络等媒体的飞跃发展，近年来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强。为了顺利展开外交政策，不单是对象国政府，对象国国民的理解也是不可缺少的，即信息与文化的国际传播极为重要，因此，日本文化外交逐步凸现“发信”理念。“发信”的具体内涵与路径是：(1)海外宣传：通过邀请那些对世界舆论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访日、驻日，促进对日本的理解，驻外使领馆官员主动与当地媒介接触，投稿介绍日本情况，用多国语言制作介绍日本的宣传手册、视听资料，改善官方网站，提升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关注度;(2)对各国政府、民众和海外媒体关于日本舆情的关注与应对：收集和关注国际媒体对日本的相关报道和对日民意调查情况，政府及时发布相关真实信息同时批评不实报道;(3)振兴旅游：外务省通过驻外使领馆向海外受众宣传日本，通过介绍日本的录像带、小册子、网页，吸引外国人来日旅游。

(二)关于“受容”理念的行动指南

该理念的实质就是如何接收外来文化问题。日本长期以来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政策，积极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思想和文化并为己所用，同时结合本民族文化进行改造吸收。面对信息化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针对外来文化，日本不只是简单地吸收即“受容”，还认为有必要积极开展自我创造，提供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共同生活、共享经验，加深相互理解，形成连带感，更进一步谋求与多样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自身社会的变化，并以此为原动力向创造性的“受容”转变。为此，以艺术家、通俗文化的旗手、研究者、留学生以及相关媒体为中心，积极接收各个领域中异文化交流的旗手，创造出对国际社会、地域社会都开放的文化交流空间，把日本变为21世纪“文化创造的基地”。

(三)面向“共生”理念的行动指南

许多日本学者，如早稻田大学平野健一郎在其著作《国际文化论》、庆应大学关根正美在其著作《多文化主义社会的到来》中都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们认为21世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多文明和多文化共存共生的时代。日本“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报告书也认为，在以多样文化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日益密切的时代，从不同文化、文明中找出其共有价值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并指出“通过对话的多文化共生与价值的共有”是现在文化交流最受期待的课题。“共生”理念具体包括四个方面：(1)尊重“和”与“共生”之心;(2)作为多样性文化与价值桥梁的日本;(3)坚持创建“文化公共空间”的日本;(4)推进文明间对话、体育交流的网络建设和文化遗产协作平台的建设。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就注重把文化外交的精神贯彻到实际政策当中，从较为深层的教育体制、教育政策，到国际文化交流的政策与实践，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当时负责执行日本文化外交的主要机构“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发表了《国际文化交流行动计划》，它充分体现了冷战结束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与政策要求。该计划声称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以此来促进世界和平，加深相互理解，使国际社会了解日本，促进日本的国际化，并贡献于世界文化。与此相比，进入21世纪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新理念在原来重视文化、教育国际交流传统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传播媒介、文化产业在文化外交中的角色和建构国际形象中的作用，更加注重自身文化创造力建设和与其他国家分享日本的文化成就，更加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共生”、培育和展示日本文化的世界胸怀。新理念不仅有利于日本外务省直接作用于对象国国民，使其加深对日本外交政策或一般事物的理解，综合地展开海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发送日本的“21世纪型酷”，而且最终有利于赢得世界人民的心、建构与传播让世人理解和尊重的亲切的国际形象。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二十多年来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在不断演进和发展。近年来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全方位推进“政治大国”战略。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不断努力,日本国家战略的定位日趋明朗,提出并积极推进在构筑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实现其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政治大国”战略。21世纪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第一,扩大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影响力,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介入地区国际事务,争取与西方大国平等的权利和国际地位；第二,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先权；第三成为新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通过联合国来维护日本自身的利益。目前日本国家战略依然是推进国家正常化,促成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政治大国”。积极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日本完全地、彻底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并确保日本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以便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发言权和决策权。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与我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它的任何举动都会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对中日关系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日本在新世纪的国家战略走向和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有助于我国在对日关系中制定有效的对外战略,赢得先机。对于日本我们要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学习他们优秀的地方，尊重我们国家的客观实际，学以至用。日本人能做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样能成功，而且做的更好。而最基本的是我们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等等。因此，我国要重视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善于借鉴别国经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努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强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