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许良英_知识分子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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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许良英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去世，享年93岁。今天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毕业于浙江大学，但估计浙江大学的学子们对他同样陌生。

2013年，在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特意从杭州赶到北京的学者傅国涌说：“今天来到这里和他遗体告别的人，只是中国社会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他的思想遗产还没有得到广泛解读和认识。我觉得，他属于未来，他属于历史，他为中国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将会被历史铭记，无数的人们将会铭记。”

事实上，许良英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知识分子。美联社在报道许良英去世的消息时提到他获得的荣誉，包括纽约科学院的海因茨·R·帕格尔斯奖和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安德烈·萨哈洛夫奖。2006年，《纽约时报》在介绍许良英时曾将他称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

许良英1920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初中时，他就憧憬着要做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1939年，他“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1年，许良英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大学毕业后，因立志要做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谢绝了导师王淦昌要他做其助手的挽留。1945年，许良英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1949年杭州解放后，他调任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

1952年，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报、期刊和所有研究专著的政治把关和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1956年，许良英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1956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撰写《科学与社会主义建设》（与范岱年合著）阐述百家争鸣方针，1957年却因反对“反右”运动而被打成中科院第一个大右派。此后他回浙江老家当了20年农民。

1958年，他以“极右分子”身份从中国科学院回故乡种地。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后，科学院党组认为当初对他的处分太重，但又一时无法将他从农村调回来。从1960年代起他在故乡临海张家渡的煤油灯下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这套书曾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他重返中科院后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先生誉为“名为简史，实为大书”。关于《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主要是科学哲学方面的论述）一出版，就吸引了正在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的胡耀邦的注意。当年，胡耀邦看到刚出版不久的《爱因斯坦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便要求下属都去读《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通过对中国和世界近代史、近代科技史的反思：“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同时，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这篇著名的论文（《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1986年，他在杂志上发表访谈“为‘自由’正名”，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概念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深远的反响。后来，他又以敏锐的目光、以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发表“驳民主缓行论”（1988）、“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和“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1993）等影响广泛的文章。

多年来，正是许良英先生对科学、民主、自由的不懈倡导使得他赢得了国内外科学界、知识界的敬重。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萨哈罗夫奖”。2010年，在庆祝许老师九十寿辰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国际著名物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尔顿（Gerald Holton）曾评价说：“像他这样的人，实属罕见：他既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又是一个充满勇气的公民，更是一个堪称为典范的人。”

许良英先生自称是活过了三世的人，他毕生追求理想，特别是生命的最后四十年，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为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竭尽全力。

他与妻子王来棣先生合作，以二十五年时间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王先生2012年12月31日去世，当天他就一病不起，从此没有说过一句话，不到一个月，他也接踵离开。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比他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力量。他自上世纪70年代初觉醒，从此走上一条自我反思的道路，不断吐出狼奶，成为一代傲然独立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的良心。

1978年当他回到中科院已经58岁，但他以余生之力，开始从头学习文明史，重新理解人类走过的道路。2003年1月，与他同时代的李慎之在离世前给他写信说，“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他回信同意这一论点，“并且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实来证明。不过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两位八旬老人的讨论让我想起宋教仁百余年前那些带着露水和芳草气味的观点。如今他们也都不在了，他们晚年所思所言，仍然是当年宋教仁念兹在兹的“吸引文明之新空气”。

孙烈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大约是在2005年3月。那一年是国际物理年与爱因斯坦年，国内办了不少纪念活动。有一次是许良英做关于“爱因斯坦奇迹年”的讲座，那一天许先生身穿中山装，满头银发、双颊凹陷，走路不快，腰身略显佝偻，清瘦而矍铄。他有较浓江浙口音，讲话时略带手势，语速较快。在报告中，他主要介绍爱因斯坦一生中的两次创造的高峰期与主要的科学成就。许先生认为，爱因斯坦一生至少有8项成果可获诺贝尔奖！演讲中，他认为爱因斯坦的论文质量高，特别是1905年，几篇论文分别解决了不同的但都十分重要问题。他还多次称赞爱因斯坦和平、自由的思想与崇高的品格。

胡亚东曾评论说，“我觉得许先生他不是空喊。他是渐渐悟出了真正的道理，对于什么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于民主和法治的思考，我觉得他已经悟透了，非常深刻。他和另一个学者八十多封信的通信集，两人都显示了非常深邃的思想。我是学化学的，在这些方面，他是博士生，我是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