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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ean Self Can Render Harsh Moral Judgment 原文刊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2010)859–862 原文作者：Chen-Bo Zhong（1）, Brendan Strejcek（2）, Niro Sivanathan（3）

(1)University of Toronto, 105 St.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3E6(2)Unaffiliated(3)London Busine School, Regent’s Park, London NW1 4SA, UK

对干净与道德评判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并且取得了一系类的成果。本文重点探究了二者关系建立的内在机制。以下是作者的实验过程和对结果的讨论，在文章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摘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环境的清洁要求越来越高，尤其对我们的身体的干净程度的要求。这在卫生方面有很明显的好处，比如可以预防传染病等。但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干净的另外一个不易被察觉的意料之外的作用。考虑到身体上的干净和道德上的纯净之间的内在关系（Zhong和Liljenquist,2006),作者认为一个干净的自我和一个有道德的自我之间有关系，被强化的自我道德认知反过来会加强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在作者所做的三个实验中发现，无论是通过清洗身体还是通过一个可视化任务激发起来的干净的意识，都会加强人们对诸如堕胎和色情之类的不道德行为的批判。此外，作者发现膨胀的自我道德形象在干净与道德评判的关系的建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洁净的社会意义，并且可能对歧视和偏见的成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引言

纵观历史，身体上的清洁也就是将我们与脏污隔离开来，这可以增强个体的适应性和集体的生存能力。有学者认为人类与动物最清晰的区别在于人类追求干净并且拒绝与土有关的东西（Nubaum，2004）。本文并没有否定这一观点，而是来探讨干净的一个潜在影响。考虑到身体上的干净与道德上的纯净有关系，我们认为一个干净的人不仅不会再觉得自己脏兮兮，而且会认为自己道德上也不再有污点。这种自我道德感的提升反过来又会加强对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很多社会群体既对卫生要求很高，也在对他人的道德方面要求很严格，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我们在探讨社会系统的纯洁度的时候最常引用印度的种姓制度的例子。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人们的种姓决定了他们的纯洁度。婆罗门被认为是最纯洁的，因而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而那些从事令人厌恶的体力劳动的贱民（如火化工、环卫工）则被认为不仅身体脏污，而且道德水平低。这些'贱民“不准嫁入高等种姓的家庭，不许参加宗教活动，甚至不允许与上层阶级共用一些公共设施。如果一个“纯洁”的人（上层阶级）与一个“碰不得”的人（下层阶级）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这个“纯洁”的人就必须彻底清洗掉这种“污染”。同样，犹太人和其他“社会渣滓”被认为不仅身体肮脏，而且毫无道德可言，或许这也是他们被追求纯粹的纳粹迫害的原因之一。纳粹认为清除这些人是为了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是为了社会的纯净。

这些例子都表明了干净卫生和道德谴责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反映了身体上的清洁和道德高尚之间的联系——一个人越干净，他的道德评判越严格。

不可否认的是身体上的干净和道德的高尚之间确实存在关系，这项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厌恶是我们对不干净的东西的常见反应，但在道德领域我们也常常看见它的身影。“厌恶”原本是我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用以避免摄入有害物质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拓展到包括社会冲突与道德冲突的社会文化领域(Rozin, Haidt,和McCauley,1993)。身体上和道德上的厌恶有相似的表现形式和生理反应(Chapman,Kim,Sukind和Anderson,2009;Rozin,Lowery和Ebert,1994)，它们都会引起大脑额叶和颞叶区域的活动(Moll等,2002)。

厌恶感不仅仅是身体上和道德上的一种普遍反映，它还会影响到道德评判。人们往往会认为那些不伤害他人但让人厌恶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人们没有意识到厌恶情绪在道德评判中的潜在影响(Haidt,2001)。如果偶然引起的厌恶感可以通过清洗（如洗手）而被“洗掉”，那么它就不会再增强道德批判，这一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厌恶感在道德批判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Schnall,Benton和Harvey(2008)首先通过让参与者看一段令人作呕的影片来引起他们的厌恶感，然后让一部分参与者洗了手，最后让他们对一系列不道德现象进行评价（实验二)。他们发现与没有洗过手的参与者相比，洗过手的参与者对不道德现象的批判不那么严格。可能是洗手的行为减轻了人们在电影中激发的厌恶情绪，从而防止其在之后的道德评判中产生影响。由此产生的道德上的厌恶或许如生理上的厌恶一样反映了人们远离伤害和危险的需求。

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给出了另外一种见解。Zhong和Liljenquist(2006)通过对干净与道德在心理上的对应关系的研究，发现挑战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会导致他想要清洗身体。此外，清洗的行为还可以减轻道德上的自我谴责，并有助于恢复自我道德形象。具体来说实验是这样的：参与者先写下自己曾经做过的不道德的事，然后让一部分人洗手，与那些没有洗手的人相比，这些洗过手的人更不愿意去帮助一个陌生人。因此，简单的洗手的动作已经将他们道德上的污点“洗掉”了。这些结果这一定程度上表明，通过身体上的干净与否可以感知并理解道德上是否高尚——罪恶是肮脏的，清洁似乎是神圣的。如果人们将干净与道德高尚结合起来，将肮脏与罪恶结合起来看待事物，那么，一个干净的人或许也会被认为是贤惠的。我们认为，提升了的自我道德感会导致对他人的道德评判更加严格。

在以下三个实验中，我们通过让参与者洗或者不洗手（实验一）或者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干净或者肮脏的环境中（实验二、三）来检验干净是否会导致更加苛刻的道德批判。三个实验中，参与者对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现象进行了道德评价。最后，实验三检验了膨胀的自我道德感是否是干净与严厉的道德批判的关系的内在机制。

实验一

本实验探究通过洗手激发的干净的感觉(Schnall,Benton等,2008;Zhong和Liljenquist,2006)是否会导致更加严厉的道德批判。我们以每人5美元的报酬征集到58名多伦多大学的在校学生(38名女生,平均年龄为21.14岁)，将所有人进行随机分配。本实验的控制变量只有一个：是否洗手。

当参与者到达后，他们被领进一个实验室并就座。这间实验室被打扫的一尘不染，设备都是全新的，实验者被要求尽可能的保持实验室的干净。因此，在使用键盘和鼠标之前，实验组的参与者必须用抗菌湿巾洗手。控制组的参与者则没有洗手。之后，两个组的参与者给6种道德领域的社会现象打分，从-5分（非常不道德）到5分（非常道德），共分为11个等级。这六种社会现象分别是吸烟、吸毒、色情、说脏话、乱丢垃圾和通奸。

我们通过对六种社会现象的打分进行数据处理，得到一个综合得分。不出所料，那些在打分之前洗过手的参与者（M=-2.62，SD=1.30）与没有洗过手的参与者（M=-1.85，SD=1.46）相比普遍认为所给的几种社会现象更加不道德，t(56)=2.10,p=0.04。

实验二

为了排除实验一中小数量的样本所带来的个人特质方面的影响，实验二的设计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参与者是从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中招募到的，这个数据库有来自美国各地的15,000名具有不同特质的注册参与者。我们为每一位参与者提供了一张25美元的彩票和一份价值50美元的网上礼品。最后，323名参与者（201位女性，平均年龄33.89岁）被随机分为三组（干净组、肮脏组和控制组）。

在参与者同意后，我们告知他们本实验中包含的各任务是不相关的。干净组和肮脏组的参与者首先会看到一些句子，在这个时候他们要将这些句子输入到一个文本框中。他们会在一系列无关的问题的引导下反复回想起这些句子。干净组的参与者遇到的是这样的话——“我的头发干净清爽，我的口气清新，我的衣服质朴，像新的一样，我的指甲刚刚剪过，我的鞋子一尘不染。”肮脏组的参与者遇到的是这样的话——“我的头发又油又脏，我有口臭，我衣服上到处是油污和灰尘，我的指甲里、鞋子上都是泥。”控制组的参与者则没有进行这一环节。

在这之后，参与者对16种道德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评价，从-5分（非常不道德）到5分（非常道德）共划分为11个等级。这16种社会现象包括实验一中的6种和另外10种，他们涵盖了从社会集体反对的行为（如堕胎、同性恋等）到个人的放纵行为（如自慰等）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见图1）。

图1.各组对16种社会现象的打分情况

没有一个参与者意识到之前的环节与现在的道德评价之间有任何关系。类似实验一的处理方法，我们通过对16组数据的处理得到了综合评价得分（图一中列出了各个社会现象的得分）。与实验一的结果相同，提前激发干净感觉的参与者（输入与干净有关的句子的参与者）在进行道德评价时更为严格（干净组：M=-1.76，SD=1.13；肮脏组:M =-1.42,SD =1.14;控制组：M=-1.49，SD=1.55。t(320)=2.02,p=0.045）。肮脏组和控制组的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别（t(320)=0.42,p=0.675)。

两个实验同样表明了激发干净的感觉会导致道德批判更加严格。表面上看来，这与Schnall和Benton所得的结论相悖，他们认为干净的感觉会减轻对不道德现象的谴责。然而，必须指出Schnall和Benton（2008）所做的实验一中是通过抽象的概念来激发干净的感觉，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激发行为是否会起到预期作用。而我们认为一个清洁的自我可能会通过干净和道德之间的联系直接作用于一个道德的自我。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变化反过来又会通过一个比较过程来影响道德评判。我们的研究更为细致地勾画了身体上的清洁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就像厌恶感使人和污垢保持距离一样，一些在一般人看来可以容忍的东西或者行为在爱干净的人看来是肮脏的或者是被污染了的。

在接下来的试验中，我们会衡量每个参与者的自我道德认知，并且直接检验干净的自我是否是通过增强一个人的自我道德形象来提升道德评价标准的。

实验三

我们征集了136位多伦多大学的在校生（98位女生，平均年龄为22.00岁）并把他们随机分为干净组和肮脏组。鉴于肮脏组和控制组的评分没有显著性差别，我们将肮脏组视为控制组。

实验三的过程和实验二相同，只是在激发参与者干净的感觉之后，让他们将自己与多伦多大学其他学生进行比较，然后在八个方面（幽默感、智力、道德水平、创造力、外在魅力、身材、社会敏感性和领导力）进行打分。他们给出从0（比其他人都差）到100（比其他人都好）的打分，来表明自己认为的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最后，参与者对实验二中同样的道德领域的16个问题进行了打分。

和实验二结果一样，激发干净感觉的参与者（M=-2.04，SD=1.28）对这16种社会现象或者行为的道德评判比激发肮脏感的参与者（M=-1.59，SD=1.16）都要严格，t(134)=2.13,p=0.04。此外，那些激发干净感觉的参与者（M=80.44，SD=15.24）与激发肮脏感的参与者（M=75.03，SD=15.70）相比，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平更高，t(134)=2.03,p=0.045。干净的感觉并没有引起在其他方面的自我评价产生明显差异(|ts|0.40)。

最后，我们检测了是否是膨胀的自我道德意识建立起了干净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当将干净的感觉和自我道德形象作为独立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的时候，只有自我道德形象（B=0.018，SE=0.007，t=2.73,p=0.007)而不是干净的感觉（B=-0.348，SE=208，t=-1.67,p=0.097)与道德评判有更为明显的关系。因此，之前认为很重要的干净的感觉在自我道德形象这个中间变量面前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通过这三个实验一步步验证了干净的感觉通过自我道德形象而间接地对道德评价产生作用（Preacher和Hayes,2008)，1000个重复抽样实验的置信水平为95%（置信区间为-0.24到-0.01）。

一般性讨论

这三个实验表明，被激发干净感觉的参与者在道德的模糊内在机制作用下对一些具有争议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具有更加严厉的道德评判。实验三揭示了膨胀的自我道德形象是干净作用于道德的桥梁。因此，一个干净的人看起来也像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人若站在道德的峰顶，对他人的道德评判标准自然也会很高。

这个发现与最近的一项关于具体化与隐喻关系的研究结果很匹配，那项研究揭示了具体的实际经验与抽象的社会经验之间在心理上的对应关系（Jostmann, Lakens,和Schubert,2009;Schubert,2005;Williams和Bargh,2008;Zhong和Leonardelli,2008）。他们认为隐喻是人们理解社会环境的基本视镜(Bargh, 2006;Lakoff和Johnson,1980)并且会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Bargh,2006;Lakoff和Johnson,1980)。我们的研究为干净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并提出了一个潜在的影响：如果一群“干净”的社会成员认为某一个人因为道德水平低下而与他们不合群，那么他们会主动排斥那个人并与他保持距离，这也是很有道理的，这可能是种姓制度或其他极端种族灭绝行为背后的机制。

我们会认为很多东西（如土）很脏，但是它不会产生直接的威胁。同样，会有很多社会行为虽然不同，但是它确实不会给他人带来危险。我们对某些物质或者行为的厌恶或许并非出自于我们对健康和社会秩序的关切，而是出自于我们渴望提升我们的物质存在感并且不允许差异和杂质的存在(Nubaum,2004)。我们认为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隐含着负面影响：我们在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并不是基于理性的推理或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切实改变，而是基于我们将外在的干净与否和道德的高尚与否相混淆的隐喻的思维过程。

我们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首先，我们的实验中所包含的社会现象并不完整。在之前的一系列有关道德评判的研究中，我们研究了在道德上模凌两可的社会行为（例如Schnall,Benton等,2008)。但是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干净的感觉是如何改变我们对正面行为（如回收利用）的评价的。例如，增强的道德水平可能会使人更加鄙视那些违背社会规范的人，同样，它也会使人觉得那些积极正面的行为更加道德。其次，干净的感觉对正面和负面的行为的评判起不同的作用，这表明一个人对某种事情的已有看法可能会在他的评判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我们观察到的干净的感觉可能会强化已有的负面观点。但是，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持有正面看法，干净的感觉所起的作用就可能弱化甚至逆转。未来的研究应该衡量个人在进行自我清洁和道德评判之前已有的观点。

总之，我们的结果强调了一个人在进行道德调节的时候的复杂性和犹豫性。我们看似理性的清洁的愿望和行为不仅可能会使我们进入一个道德上的良性循环，还可能会使我们对他人的道德评判更加苛刻。

我的认识

这篇论文很好地印证了知觉与个体决策之间的关系。知觉是从个人立场上用个人的经验或者定势思维对信息作出解释，本来就打上了主观特点的烙印。从本文来看，干净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映像，而是人类中的普遍现象，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文化现象，或者我们可以称为社会知觉。人类认识的增加过程和知识的增长过程也是大脑的发育过程，是各个神经元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将干净与道德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控制这两种概念的神经元之间也有了联系。或许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潜意识的形成，它并未为我们所感知，但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