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_通过斗争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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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研讨会论文
编号：23
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率领全党开展反腐倡廉实践的理论思考
黄士良
总政《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坚定官兵的理想信念，回答解决各种现实思想问题，澄清种种模糊认识。”落实《决定》的要求，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抓住难点热点问题，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是重要一下。当前，部队官兵中存在的认识问题较多。其中，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信心问题更为突出，且更具全局性。它直接关系到广大官兵理想信念的坚定，对党的领导和国家前途的信心。本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坚持不懈地不甘落后以腐倡廉的实践为依据，力求对之作出冷静的理性思考，得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给广大官兵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模糊认识，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以启示。
一、毛泽东领导全党迈出了执政党反腐败的奠基性一步
廉洁政治、反腐防变始终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早在中国革命将不可逆转地走向胜利的进程中，毛泽东就对党在反正后如何防范权力的腐败，经受住执政掌权的考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作了深入的思考。
延安整风时，他就要求全党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借鉴历史经验，警示全党“不当李自成”，跳出历史性的周期率。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对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跳出周期率的发问，毛泽东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告诫全党，警惕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并提议党中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进京的时候，他把进北京当作一场赴考，深情地对其他领导同志讲，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进京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党的规定，坚持勤政为民。在他们的副食下，全党形成了勤政廉政的一代新风，使党和新生的政权迅速赢得人心。与此同时，毛泽东率领全党设计的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的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强调，也都具有防止政权变质的深谋远虑。
随着党执政掌权时间的推移，面对党内日益滋长着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追求享乐、以权谋私、铺张浪费、贪污受贿等。毛泽东一面及时提醒全党“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在面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仍然领导全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1954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内，全党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具有明显反对腐败，防止腐化的整风运动。在全社会进行了以“三反”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紧接着又进行“五反”运动。在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坚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抓起，坚决惩处了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居于高位的贪污腐化分子，以教育挽救广大的干部。
随着形势的发展，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呈滋长趋势。对此，毛泽东深恶习痛绝。他对党内突出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曲了反复尖锐的批评，并把腐败和官僚主义联系起来。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自己的实践中和同苏联的“反修”论战中，也产生了一种现实的危机感，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防修反修”，越来越成为他思考的重中之重的问题，愈来愈被提到紧迫的议事日程上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措施。由于如何切实有效地防止执政党的腐败变质问题是个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因此，在他所采取的措施上，深深地打上了历史局限性的烙印。他试图用平均主义来否定等级权利，否定干部的特殊利益，以保持干部同群众的联系；“文化在革命”之初，他提出了“五七”指示，试图以工农商学兵各以本行为主兼学别样来消灭分工，实行平均主义。他借鉴过去的经验，以强大的群众运动，给予党内的腐败问题最坚决彻底的打击。在“*”中不惜让大批干部靠边站，让群众批斗当权派，其反腐败决心之坚、气魄之大，为古今中外所仅见。然而，由于他没有找到反腐败的正确途径，也因此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但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坚定不移地不甘落后以腐败斗争给我们的启示同样是深刻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把反腐防变，建立廉洁政治，作为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对人民政权地极端负责的党。他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制度，奠定了党继续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了制度保证。
第二，他晚年提出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虽然提法不尽正确，但在本质上还是防止政权变质。他最终使用阶级斗争、群众观点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带来了巨大的缺憾。但毛泽东看到了腐败的危险性和解决腐败的艰巨生，致力于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坚定性，不能说是错误的。他提出探索并努力实践去解决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一个人民领袖的历史责任感。他的立足点是站在人民一边，是为维护和巩固由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获得的属于人民的权力。
第三，毛泽东的建国初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中形成的一些经验和理论在不少方面对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晚年留学生下的一些深刻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说，以为我们党正确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指引了方向。
二、邓小平领导全党步入了反腐败斗争的正确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对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许多独具慧眼的思想、理论、观点，把反腐败斗争引入了正确的标本兼治的轨道。
第一，把反腐败斗争置于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透视，使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处在推进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社会发展，确保政治稳定全方位立体性的变革之中。在这复杂、艰巨、繁重的社会变革面前，党内一些干部中出现了顾此失彼，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致使党内的腐败现象呈蔓延之势对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政治腐败”。这意味着，一方面要看到在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比较容易诱发，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腐败望洋兴叹因噎废食，也不能用传统的标准马一些符合社会发展的新事物视为腐败现象，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吕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另一方面，也必须把惩治腐败放到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将改革、发展、稳定与反腐败统一起来，不能偏废。只有惩治腐败取得成效，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社会的发展进步，政治的稳定。因此，也必须坚持反腐败斗争不动摇。这是邓小平反腐败理论的制高点，也是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认识的新境界。它既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给了反腐败斗争以正确定位；既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又坚持了反腐败斗争不动摇。
第二，深刻认识产生腐败的原因，找到一条反腐败既要综合治理，又要抓住关键治本，不搞群众运动的正确途径。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要整治它，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对此，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努力实践着对腐败的综合治理。他领导全党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加强党的建设和法制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都深含反腐倡廉的精神，渗透着综合治理的战略意图。
综合治理，又首先在治本。腐败活动的核心因素是公共权力的非公有运用。因此，加强对权力运用的规范、制约和监督是关键。抓住产生腐败的关键。抓住产生腐败的关键治本，探索一条不搞群众运动，依靠加强教育、法制和完善制度来防腐反腐的新路，科学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的创造性贡献。
首先，提出不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反腐败，都不要搞运动。这是邓小平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避免重犯历史性错误的果断决定。一是搞政治运动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容易冲击甚至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覆辙；二是搞政治运动容易重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政治运动的错误，造成冤假错案和严重的后遗症；三是搞政治运动容易被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影响国家、社会的稳定；四是反对腐败是长期的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搞一次政治运动就可以解决；五是，群众运动代替不了建制立法的进行，而群众运动给以权谋私的心理威慑，毕竟是暂时的，运动一过，以权谋私便会故态萌发甚至变本加厉。群众运动是以领导人的意志而发动，也可因领导人意志改变而改变，有它的主观随意性，领先群众运动反腐败是靠不住的。当然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依靠群众是必须的。但是，依靠群众绝不意味着就是要搞群众运动。
其次，提出反腐败要依靠教育和法制。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客人提出的关于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问题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重在防，法律重在惩戒，两者不可偏废。但就惩治腐败而言，法制更有威力。邓小平强调，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靠法制靠得住些。”这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肃贪、倡廉、治腐才真正靠得住。
再次，提出反腐倡廉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搞特权，特殊化等问题，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综上可见，与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强力压制以权谋私现象不同，邓小平领导全党走的是一条以经济建设者为中心，不搞群众运动，依靠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和制度建设的么腐败斗争新路。
第三、努力立法建制，加强对权力运用折规范、制约和监督。
沿着上述思想轨迹，邓小平领导全党加快了建法立法，建规立章的步伐。并要求全党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腐败案件该受处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同时要求建立一套制度，“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用权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在制度建设上，邓小平领导全党对现行制度中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努力在政治体制内部建立一套机制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首先是建立党内监督机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内违法乱纪现象进行监督处理；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又建立了国家监察部，这一行政监督部门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其次建立群众举报上访的监督制度，让群众直接参与到反腐败的活动中来。再次，为了保证政治生活主体的廉洁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行了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聘、任免、考核、奖惩、弹劾、轮换制度，推广实行公务员制度等。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是创造性的，是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再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正沿着科学的轨道有力推进，另一方面，一些腐败分子格外猖獗，一些腐败现象呈现蔓延趋势。由此，使一些同志产生了模糊认识。对此，有必要作出客观的理性分析。本文将一述现象称之为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现象。
一是我国处在一个体制转换的阶段。处在这转型起步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利益分化，价值观念混凝土乱，各种社会力量都力图创造实现自己利益的条件，这就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另一方面，权威处于转型之中，一些党组织处于软弱涣散状态，政府对社会调控功能弱化，这就又难于抑制腐败。
二是我国处在加强民主、法制、监督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它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社会留下民主、法制、监督的传统。建成国以后开始的这方面建设，到十年“*”又遭到全面的破坏.这决定了一些人手中的权力容易腐败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任务格外沉重,消除腐败要走过十分艰难的路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力于改革,努力加快我国的民主化、制度化建设，以形成对政治权力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但是民主化建设者是一个过程，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自觉运用民主权力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法制建设同样如此。作为起步阶段，一方面立法任务十分繁重，也因此难于做到一下子形成系统、配套、密封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即使有了法还有一个能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问题。这要有待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知法、懂法、遵法、守法、执法观念的普遍提高和增强。更何况在这一阶段，法律的执行还是很容易受到权大于法的干扰。由此，在这一阶段，群众运动的威慑力没有了，而民主、法制、监督又不能及时正确到位，力度又不够，一些腐败分子乘机疯狂。
三是我国处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急剧变化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经济观念渐渐占了上风，消费型、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开始介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开始蔓延。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渐渐淡化，而新的理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又未形成和巩固。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干部的道德取向，道德的内约力严重削弱，权力腐败现象也因此滋长。
四是我国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及按照这个理论进行体制改革，其重大意义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但在起步阶段，由于传统体制仍然存在，在权力尚未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极易出现一些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进行以权谋私活动，导致权钱交易现象蔓延滋长。在起阶段，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教育干部和群众接受并推进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完全有必要。但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端分析教育不够，以致于有的把市场经济庸俗化，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大家都经商。于是党政军民学社会各界纷纷经商下海，各种以寻租为目的有权力背景的翻牌公司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在价格双轨制下，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经济行为边界不清，这就给防范、惩治犯罪活动带来极大难度。在全民经商中，一些司法、执法机关也卷入寻租活动。这又使现有法律的惩戒功能大打折扣。这就形成了这一阶段，我国制定的法律之多是建国以不从未有过的，而犯罪人数之众，违法行为之恶劣也是建国以不罕见的特殊现象。
总之，这一阶段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是腐败分子利用我们国家处在转型阶段的猖狂一跳。但同时也预示着，沿着邓小平的理论继续前进，腐败面临的更多的将是风险。
三、江泽民领导全党把反腐败斗争推进到了全面深入的新阶段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也把党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引向深入，并在新的实践中，把反腐败斗争推进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第一，对反腐败斗争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不，江泽民对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十分明确具体的要求。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从战略和佤的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要求全党头脑务心清醒，旗帜务必鲜明，态度务必坚定，工作务必锲而不舍；要求全不必须把觉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列入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同经济工作和其它业务工作统一部署、统一落实、统一检查、统一考核。
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型的反腐败斗争方略。例如，形成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领先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的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思路。探索总结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带规律性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反腐倡谦的领导机制，即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直辖市，稆方面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还建立了党风廉政工作责任制，明确领导班子集体和个人对党风廉政工作应负的责任。确定了反腐败斗争既要坚决又要持久，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本方针等等。
第三，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更加注重实效。目前下在全党范围特别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就是典型一例。这次教育是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次生要探索。它立足于学习提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切实端正学风，把理论武装同整顿思想、改进作风、弘扬正气紧密结合起来。这次学习整顿，把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作为中心下环节。它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原则，采取“自己找、上边点、群众提、互相帮”的方法，切实达到坚持趔、修正错误、弥补不足不断进步的目的。这次学习整顿，着眼于解决问题。通过教育整顿，真正使全党在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这次教育整顿，对于全体党员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牢记滨宗旨，发扬党优良传统作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众、人生观、价值观，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防线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第四，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加大，对党内的腐败现象形成了有力的威慑。十三届四全会以来，江泽民领导全党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努力取得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一方面对群众反映大的问题，进行专项治理、集中打击。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特别是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热潮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中的案件，贪污严惩腐败分子特别是高层腐败分子。
第五，改革不断深化，治本步伐加快。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全方位的系统改革步伐明显加快。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弊端，在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努力消除可能导致腐败生的因素，减少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加强对腐败的防范。例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进行两种价格、两种利率的并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防止和消除“寻租”活动，减少权钱交易产生的条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健全市场机制，抑制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因素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影响；努力采取措施，逐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减少和防止诱发腐败现象的因素；果断地停止政法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的经商活动，消除专政机关产生腐败的重要水龙头；加强制度建设和廉政立法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强化监督机制，啬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有效性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啬 了反腐败斗争的实效。
当然，我们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干部人事共和国的跑官要官，公务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公款消费中的挥霍浪费，经济领域中的以权侵吞国家资财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腐败现象及不正之风还比较突出。这说明，要真正把戏们党内的腐败问题减少到最低程度，俄国学十分繁重。但是，经过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水懈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不断发展，我国人民在权力中的主体地位也不断发展；经过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艰辛探索和之前践，我们党反腐败的理论越来越系统，方略越来越科学切实可行，标本兼治的思想越来越清晰，措施越来越具体有力；经过深化改革、加快建制立法、不断加大教育和打击力度，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将越来越丧失，权力的运用将越来越得到规范、监督和制约。与之相应，搞腐败的路将越走越窄，风险将越来大。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全力创造着各种条件向腐败这个政治体上的“痼疾”紧逼上梁山，腐败分子在觉无藏身之地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黄士良
党史教研室副教授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