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政坛上的戎马一生_美丽政治家之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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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政坛上的戎马一生

班级；11级金融3班学号；1124313013 姓名；李向前

摘要；他没有想他父亲一样经历着军事经济上的大起大落，他也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冷漠无情，然而他就是他，复苏了台湾的经济，改革了台湾的政坛。曾经差那么一点在上海就改变了国民党的经济。他有着不亚于他父亲的功绩。他就是蒋经国。

他没有他父亲的戎马一生，1925年10月，蒋经国就前往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父亲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看了。1927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反共反苏，使十七岁的蒋经国被贬到西伯利亚当列兵。那时候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可以说到冰点了。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经国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1928年秋天，他又回到莫斯科，在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校学习。1935年，蒋经国在苏联与矿场女工芬娜结合，芬娜后来改名叫蒋方亮。1936年1月，蒋经国在苏联《真理报》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第二年，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被获准回国。从1925年10月留学，到1937年回国，蒋经国在苏联一共生活了12个年头。

上海打老虎

1948年，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暴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不再是军事上的失利了。然而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立刻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

首先就立马公布了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同时蒋经国还以《上海向何处去？》的醒目标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并在上海实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措施。由于蒋经国不同于以往来上海的官员，很多人对他的经济改革抱有很大希望。在那一系列的措施之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的“打老虎“行动了。他接连召见，不是用会见，是召见了上海的金融寡头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人，对他们软硬兼施，要他们绝对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声色俱厉，拍桌大骂，扬言：“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编队，组成许多三人或五人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荣、胡、韦三人后经托人疏通，分别罚款100万、30万和35万美元，才得以交保获释。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8个月的徒刑；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也被判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借此威慑人心。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上还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蒋经国还杀气腾腾地宣称：“在上海应当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这次蒋经国是铁了心了，他内心也明白国民党再不铁血政策将结束他的国民生涯了。

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看到自己的政坛上的首站有个很好的开局，就在开始自我陶醉，并想趁热打铁，借机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想法总是好的，但与现实的差距总是那么远。无奸不商，那些商界头面人物立马给出了障碍。

就在9月下旬，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许多工商巨头开会。会议开始，蒋经国照例客气地表示感谢诸位对币制改革的支持，接着话锋一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他的话音刚落，老奸巨猾的杜月笙却不紧不慢地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一一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时满座的目光都对着蒋经国，看他如何反应。杜的这番话反守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蒋的预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随即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说的总是比做的好听，一回到办公室蒋经国就无从下手了，要可知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孔令侃，他老爸是前行政院院长和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更甚者其姨母则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生儿育女，故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倍加宠爱，精心培植，孔、宋两家早已联为一体，密不可分，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而且扬子公司还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机构都有密切关系。正如我们所说的遇到“李刚的儿子也无奈“。因此，孔令侃自认为靠山相当硬，谁也奈何不了他，就算是“太子爷”蒋经国也不放在眼里。那时，明明规定午夜12时之后实行宵禁，孔令侃偏在这时开车闯关，扬长而去；明明规定禁止囤积居奇，扬子公司偏偏乘机大搞囤积物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长王升和其手下人为此向蒋告状，蒋经国为之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但如今杜月笙在会上这么一逼，他无法回避，不得不表态。扬子公司违法乱纪的事实路人皆知，整个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动作。事情到这一地步，蒋经国只好横下一条心，向孔令侃开刀，于是命令经济警察大队长程义宽搜查并查封了扬子公司，但迟迟不对孔令侃本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表明他手下留情，仍留有余地和后路。其实也是给自己的后路。孔令侃见这回来势汹汹，立马给南京的姨妈发报。宋美龄专程到沪，乘中秋节日把蒋经国、孔令侃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宋美龄劝说道：“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对孔令侃说：“希望你顾全大局！”孔大吼一声说：“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最后两人大吵起来，蒋临走时说：“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令侃回答说：“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一听，顿时脸色发白，手脚发抖，见他们不听劝告，各走极端，只好连忙打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乘飞机南下。当时，北平形势紧张，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立刻要傅作义代为主持，自己即乘飞机赴上海。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对人说“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这回连父亲都出面了，蒋经国真的无能为力了。

蒋介石一到上海飞机场，宋美龄即带孔令侃首先登机，抢先向他告了蒋经国的状。然后由警备司令宣铁吾、市长吴国桢及蒋经国等陪同蒋氏夫妇到达天平路蒋宅，大家正准备坐下向蒋汇报情况并聆听指示，宋美龄却宣布：“总统长途南下，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说。”蒋经国及文武官员只得悻悻告退。经宋美龄向蒋介石多方说明原委，说两家属于姻亲，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可外扬等等，得到蒋的首肯。第二天蒋介石召蒋经国进见，痛骂一顿，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上海文武官员，亲自为扬子案开脱说：“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唯唯诺诺而退。

在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发言人也出面为孔令侃开脱，对外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经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却很快被勒令停刊了。扬子公司一案**就此平息，不了了之。接下去的就是上海经济改革的不了了之。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变成了废纸，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抢购狂潮，许多人被挤死、踩死，情况混乱到了极点，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随着经济管制政策的失败，蒋经国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结束。结束那天，贾亦斌陪同他乘车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以沙哑、悲哀的声音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并向大家告别。宣读完毕，蒋经国黯然泪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后对贾亦斌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蒋经国离沪前召集亲信开会，情绪低沉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自己要守纪律，多保重。”并指示王升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保存，活动停止”。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闹剧至此结束。

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相当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观消极，情绪极度低落。回南京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贾亦斌曾到励志社去看他，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付之一炬。贾亦斌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他回答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绝望情绪溢于言表。贾亦斌感到他的无力和可怜，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看着国民党一步步的走向没落，蒋经国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去了台湾。

台湾改革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丧期一过，国民党于四月廾八日召开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修改了党章，把党的领导体制由“总裁制”改为“主席制”。会上选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一上台就拉开了“政治革新”的帷幕。一九七八年二月，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得票率当选总统。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宣誓就职。从此台湾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政治逐渐走向开明的新时期。这时候挡在蒋经国面前那座大山不在了，不用再看父亲行事了，上台后，正值台湾社会议政热潮，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很高，并相继发生一些要求民主的“事件”。对此，蒋经国并没有采取乃父蒋介石的镇压政策，而是按他既定的政治革新方针推行新政。首先他启用“能人才俊”，废黜保守官僚。在任行政院长期间，他对内阁人员进行大刀阔斧地人事改革和调整，重用大量新人和中青年。这批中青年接班群体，大部分为技术人才、法律和政治学专家。此举极大震动了台湾政坛和舆论界，为沉闷的国民党官僚集团吹进了一股清风，也为是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其次是身体力行，清除官场歪风。蒋经国认为台湾省官场流行“口是心非的虚伪作风，假公济私的自私作风，高高在上的命令作风，利用职权的违法作风，贪图享受的败坏作风”。提出“各级政府均应停止建筑办公房舍，各种公共工程不得举行任何典礼仪式，到海外考察必须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官员，官员下去视察必须轻车简从，禁止公款吃请，行政官员不得进入娱乐场院所，提高办事效率”等“十项革新要求”、“八点政治和社会革新要求”、“行政机关推行四大公开实施纲领”等方案。设置“贪污及经济犯罪防治中心”，并及时查处了几个高官大案：行政院政务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贪污案、“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副主任”王正谊贪污案、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案等。三是缓和省籍矛盾。由于历史原因，台湾本土人士和外省来台人员的矛盾有趋深之势。蒋经国看到了省籍矛盾的严重性和带来的后果，因此，他把重用台籍人士、开始台湾本土化作为革新的一项重要内容。蒋经国的政治革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容许“党外势力”的存在。例如一九七七年的五项选举中，常与当局“对着干”的一些党外人士一举夺得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其中二十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四席，七十七个“省议员”席位夺得二十一席，五十一个台北市议员席夺得六席。特别是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更是意义深远。这些中青年知识份子当选，蒋经国在选前也没有定名额，设障碍，选后又以平常心对待，认为民主制度当该如此。他那开朗的政治观，也为自己赢得了好的生活态度，不用像他父亲一样整日在于职权的争端之中。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古稀之年的蒋经国步入他人生的晚年。但他没有一般老人所特有的固执，也没有死抱权力不放的决心。他没有认为权力是靠他父子冒死夺得的而不让“党外人士”染指，也不认为“还政于民”就会天下大乱。面对台湾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甚至民众的某些过火的行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经国，对此不轻易派兵镇压，也不轻易关押“政治犯”，而是从其自

身的党政机构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以尽量符合民众要求，以期与世界民主“接轨”。

他的一生，褒贬不一。但无可厚非他是台湾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他给台湾留在很多很多在苏联学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