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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一些著名作家的文学创作观
在以创造性精神活动为基本特征的写作领域里, 文学创作尤其显得复杂,往往被认为是不可知的。但是,和其他复杂的事物一样文学创作的复杂的心路历程也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揭示出某些规律,是可以讲可以学的,许多有成就的写作者大都是从尝试文学创作中逐步提高写作能力的,即使是应用写作课适当讲些文学创作也是可行的。所以,下面我就粗略地研究了一些我喜欢的作家的文学创作观,希望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写作的启发。鲁迅的文学创作观---抒写自己的心
鲁迅曾说过,文学创作不同于其他的工作,例如与教书相比,“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沸腾,一时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这里, 鲁迅已经点出了文学创作活动的独特性是在于它的情感性,在于它必须具备的特有的热情。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一文中,鲁迅曾更为明确地指出:“研究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这里更是明确地将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归结为情感性。在鲁迅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情感活动,因此,情感活动的规律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某种主导的或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创作活动是人这个主体的精神活动,作家在创作中并不是对生活现象作直观的反映,而是对生活现象进行“人化”,即在反映社会生活现象的同时,也熔铸进了作家自己的心血、生命和情感。对感情常常较一般人更为丰富的作家来说,要在创作中排除情感的决定作用几乎是不可能的。诚如鲁迅所指出的,“既然还是人, 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正是这种热烈的爱憎情感催促作家们去从事创作,也正是因为融入了这种作家们的爱憎情感,才使其作品具有了感人的力量。作品中熔铸的作家的真实感情越丰富,作品的艺术价值便越高。反之,没有真心,没有激情,不管写什么,都难成为好作品。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空洞。
鲁迅特别地将“情感”问题提出来,将之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志和特点,以之区别于诸如研究等其它创造活动,这反映了鲁迅对文学创作的独特性的认识,同时也昭示了他的整体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情感性特征,是与鲁迅对文学功用的认识相一致的。鲁迅认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是在于以文学来改变人们的精神, 但鲁迅又十分清楚, 这种改变精神的方式, 不是在于思想的赤裸裸的教化,文艺之所以为文艺, 并不贵在教学,而在于从情感的角度进行精神的感化和启悟。以无情之语,欲感动人是很困难的。
鲁迅所谓的“创作抒写自己的心”,正可看作是他对文学创作独特性的最好的概括。这里所谓的心,当然包括思想在内,但文学创作活动更主要体现为情感的活动,思想是化为情感表达出来的。情感活动的规律在文艺创作中起着主要的或决定性的作用。鲁迅就曾说过:“创作总根于爱”,“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 他已经一无所爱。”即使是像杂感这样的议论性散文,其创作也同样离不开情感活动的驱导这一规律。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小引》 中说, 他的杂感“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寂寞、苦闷、爱、愤等等,都是主观情感的东西,鲁迅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作用,正是为了突出文学创作的独特性。王国维的文学创作观---疏散生命的痛苦
在王国维看来,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动因是人的永不停息的生命活动,它原生于人的生活之本质。那么,“生活之本质曰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 如钟表之摆, 实往复于苦痛与厌倦之间者也,夫厌倦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显而易见,在王国维看来,生命的本质就是欲望、厌倦和痛苦,而人的一切活动莫不因此而起。然痛苦又可分为“积极的痛苦”与“消极的痛苦”。“ 工作”就是一种人们所经验的积极的痛苦。但人又不能经常地处于这种“积极的痛苦”中,因为“岁有闲月,月有闲日,日有闲时”,这时,人们体验到的就是“空虚之消极的痛苦”了。于是人们就需要以种种的嗜好,来填充生活的空虚,来缓释由空虚而起的痛苦。总之,在王国维看来,嗜好是“不能以须臾息者”的人的生命活动的结果,是人的实际的“直接为生活”的工作的补充形式,是剩余精力的发泄,而文学作为“最高尚之嗜好”,“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故其渊源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动因观, 既像人们所知悉的那样,是对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和海定甫的美学和心理学“向慕归化”的结果,又是在他痛苦的探索和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论性》一文中,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皆起因于抽象的善与 恶的斗争,“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 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斗争乎。”又在《释理》一文中否定理性之有益于人性的徙恶迁善,认为它不足为人的行为准则而在《原命》中则肯定和宣扬抽象的“定命论”和“定业论”,并总结道“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意识,必存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动因观,便是筑基于这种为非理性的盲目意志所决定的悲观主义的人性观之上的。
王国维以意志、欲望、势力及痛苦等因素,作为文学创作的终极动因, 有错误的消极的一面,又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其“ 片面”来看,首先,他以观念代替实在,为一般牺牲了个别,脱离开具体的时空环境,来探求生命的本质,不惜以形而上的主观臆断,代替对生命实体的具体分析。这样,他就不可能比较合理地揭示生命本质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内含,从而也就不可能全面地深刻地揭示文学创作的复杂的动力因素。其次,他将思维的局限圈划在封闭的内宇宙里边。忽略了对外在的客观因素的考察。事实上,人的活动是由内界的和外界的因素的合力决定的,所以离开对人的具体的生活境遇、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外在因素来考察人的本质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同样,人的文学创造活动的复杂动因,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阐释和说明。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以唯心主义的态度,仅从人的抽象的内在的生命体验出发, 是无法揭示文学创作的规律的。第三,单用人的非理性的意志、欲望等因素来阐释文学创作的动因,势必要给自己的文学思想涂抹上浓重的悲观色彩,势必要把文学创作看作是救赎人生的罪过及解除人生痛苦的一种消极的方式,而看不到文学活动的根本性质和深层动力,乃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自由自觉的审美创造,是人通过美的创造对自己的自由本质予以确证的健全理性。就其“深刻”的方面来看,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哲学和美学的积极成分,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及文学,把文学作为诘问人的命运和省思人的价值的方式, 当作为人安顿精神家园的诗意手段,“来日滔滔来,去日滔滔去,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尔从何处来?尔将去何处?”可见,他又是把寻求人的终极归宿作为文学创造的动因的。这实在是一种脱数千年之思想束缚的新的文学观,看来周扬称他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实非虚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观---在现实和梦中神游 众所周知,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表现, 一切创作都离不开现实这块肥沃的土地。任何作家都概莫能外,沈从文当然也需要首先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现实的沃土中。但是,沈从文又不仅仅满足于此,局限于此。他认为:创作还必需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能成为好作品。弗洛伊德认为创作就是作家的白日梦, 这当然有其荒谬之处,但至少有一点则是无可厚非的:文学创作总是要借助文字去实现,或表现人们在梦中的‘现实’,或梦中的‘愿望’。文学作品就是实现了‘现实’或 ‘愿望’的一种审美的物化形式。尼采认为:“正如哲学家面向存在的现实一样,艺术上敏感的人面向梦的现实。他聚精会神于梦,因为他要根据梦的景象来解释生活的真义,他为了生活而演习梦的过程。”又有人说:“一部文学作品,即使不记录梦境,本身仍是一个梦,作者的梦。它代表作者潜意识愿望的实现,或者记录了无法实现愿望的哀叹,就象梦一样,它是由作者过去心灵生活的残屑所构成,再加上最近事件或心像的润饰。”沈从文说:“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沈从文的“心和梦的历史”的构成, 即包括了他的‘即往经验’在感情世界中的美好‘残留’和他对未来的憧憬与理想,再加上最近事件或心像的润饰。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中, 我们都不难看出他对湘西古朴之风的深情依恋, 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深深遗憾以及对‘美与爱’的孜孜迫求。例如在他的代表作《边城》和《长河》中, 就展现了湘西社会那安宁、秀丽、淳朴的风俗美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情美,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迫求。也可以说, 《边城》或《长河》是实现美的破灭在作者笔下的复活, 是浪漫气息和现实精神的结合。也正如凌宇所说“《边城》、《长河》与其说是湘西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勿宁说是湘西社会历史演变和作者审美理想的艺术象征。”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亦言“我过去的痛苦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沈从文的创作是“现实”和“梦”的结合。沈从文的梦,不仅是他‘过去心灵生活的残屑’和对未来理想的憧憬, 而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种特殊体验。沈从文创作的动力源泉, 是他对“美与爱”的本能向往和炽热追求以及他对表现这种“美与爱”的庄严神圣的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尽管“美丽总是使人忧愁”,尽管他深沉的爱常常不被人理解, 尽管他概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 照例那作品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 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尽管他对此也有似“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寂寞与孤独,但他也不无有慰和自信地说道:“我有一颗能为现实光影而跳跃的心,就很够了这颗心不仅能够想一切,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它一切花草既能从阳光下得到生机,各自于阳春烟景中芬菲一时,我的生命的花朵,也得发展、也得开放,必然有惊人的美丽与芳香。”沈从文视文学创作为他生命最庄严的一部分, 他的作品, 就是他生命开放的‘花朵’,美丽而芳香。他的‘热情’与‘悲痛’,就是他用形象表现的爱的内心世界的展示,诚挚而动人。他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并“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沈从文为美与爱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沈从文对陶冶国人灵魂的功绩是辉煌的。他用他‘朴实的文字’, 使“生命之光,熠熠照人,如烛如金。”这一切都完好地保留地埋藏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功不可没,任何人、任何势力也抵毁不了。
参考文献:
【1】鲁迅.两地书.六十六.鲁迅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出版社,1981 【2】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出版社,1981 【3】《静安文集续编· 人间嗜好之研究》 【4】《静安文集· 论替》
【5】汪曾棋,《沈从文的寂寞》,1984 【6】尼采,《悲剧的诞生》 【7】《沈从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