瘸腿的必得掳物曹雅直(George Stott)温州拓荒记_温州清科投资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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瘸腿的必得掳物

一八六七年年底，内地会这队初出茅芦，缺乏经验的宣教队伍，开始离开口岸城市，往内地探访。那些日子里，到中国内地宣教是有性命之虞的。因为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人民生活困苦，仇洋情绪激愤，*频频，*几乎已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当戴德生在挑选宣教士时，对于一位只有一条腿，靠着拐杖走路的年轻人他自然会提及这重要的问题：“假如中国发生*，你要逃跑，那你会怎么办？”

“我没想过要逃跑，”那人平静的回答说，他引用圣经的话又自信地加上一句：“我以为‘瘸腿的必得掳物’。”

事实上，当这位年轻人被接纳为宣教队的一员后，他在温州建立宣教中心时，这信心就曾受到考验。暴民冲入他的家，抢走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拐杖在内，他们向他叫嚣说：“为什么你不逃跑？”

“逃跑！”他微笑着回答说：“独脚人可以跑吗，我想知道如何——”他的勇气和友善的态度令那些暴民软化下来了，他们停止捣乱他的家，事件就这样平息了。

这位宣教士的名字叫曹雅直（George Stott），清同治五年（1866年）10月间他来到了温州，成为温州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是他把福音带到了温州，为中国的宣教史留下了美丽的足迹。

曹雅直（George Stott）是苏格兰的亚伯丁郡（Aberdeen）人。他成长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父母就教导他如何干农活。曹雅直19岁那年去农场的路上，不慎滑倒，他的膝盖撞在一块石头上，这次小事故导致他左腿的膝盖长期发炎，两年后，因病情恶化，医生把他的整条左腿都锯掉了。九个月，他完全无助地躺在床上，觉得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在他生命的最低谷，上帝与他相遇，神施恩救了他的灵魂。那一次，他深深体会到上帝的救赎恩典和耶稣基督的爱，决定从此一生服事主。

戴德生第一次到中国传福音7年后，带着对中国广大福音禾场的负担回到英国休整，1865年在伯莱墩海滩克服信心软弱，接受神托付的异象后，开始呼召宣教士组建中国内地会宣教差会。曹雅直伤口恢复后，他开始在学校任教。当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内地会招募宣教士的时候，主把中国的需要放在他心里，他立刻顺服了呼召。年轻的曹雅直早早就到内地会报了名，却没有被录取，因为他是瘸腿的。内地会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环境，传道的艰难，所以在斟选宣教士的时候对身体有一定的要求。因此负责同工对他说：“弟兄，你的心志很好，但是由于你身体的缘故，你不能被录取。”一次、两次、三次的申请都被拒绝了，当最后一次被拒绝的时候，那位年轻的宣教士提出说：“我能不能见一下你们的主管？”戴德生接见了他，曹雅直见到戴德生后迫切地说：“让我去吧！”“什么理由让你如此地执着与坚持呢？”“因为那些两条腿的不愿意去，那就让我这一条腿的去吧！”这实在是我们这些有两条腿的基督徒羞辱的理由。最后戴德生接受了他，使他成为内地会的先驱之一。

1865年8月底，百忙中的戴德生特地跑到苏格兰，为曹雅直（Goerge Stott)安排前往中国事宜。1865年10月3日，在戴德生的安排下，曹雅直——这位独脚教士和结婚才三个星期的范约翰（J.W.Stevenson)夫妇一同启帆，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航程，于1866年2月6日抵达中国宁波。先在内地会临时总部学习汉语和在中国传道的知识，十八个月后，1867年11月他和同伴蔡文才（Mr.Jackson)在翻译、宁波人朱某的陪同下，从宁波乘海轮来到温州——一个充满庙宇和偶像的地方。他只有一条腿，要靠拐杖行走，所以当地人都叫他“独脚番人。”

“温州是一个古老，拜偶像风气兴盛的城市。温州人都为着城里那金光闪闪的庙宇而骄傲。他们说他们所膜拜的神祗是位分最高的。”这是温州给曹雅直留下的印象。最初两年，全温州就只有曹雅直一个西方人。当时温州人仇视西方人，曹雅直的到来，使古城温州引起一阵骚动。市民们见他碧眼黄发，棕胡满腮，加上西装革履，跛脚行走，益觉其形象怪异，心里既厌恶又惧怕，就把曹雅直当鬼魔看待，敌视他。每当他外出传教时，人们大都避而远之，只有一群好奇的少年尾随追赶，他们边掷瓦片、小石子，边嚷道：“洋鬼”、“红毛番”、“独脚番人”。曹雅直常常被围困得无法脱身。他听不懂温州话，不知人们说些什么，只好撒一把铜钱让尾追者拾取，而后耸耸肩一摊双手乘隙逃脱。孤单的感觉，时常随着夜里的虫鸣声，爬上他心头。

曹雅直先是住在晏公殿巷某客栈数月之久，当地人都惧怕他们，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房间租给这种可恶的外国人。经过多次多方地谈判，最终还是不能租下房子。后来，当地有一位较有影响力的人因为自己陷在鸦片毒瘾和赌博中无法自拔，希望得到曹雅直的帮助，从而愿意提供一间房子给曹雅直。曹雅直因为要掩人耳目就安静且快速地搬进了新家。

但是第二天，消息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当地愤怒的人群聚集门前，强迫曹雅直搬出去。他们杂砸烂了大门，在房间里大肆破坏。他们一边打砸撕碎房间里的东西，一边凶狠地向曹雅直嚷道：“你怎么还不逃跑。”曹雅直平静地对他们说：“独脚人可以跑吗，你们看看这个瘸腿的人，如果我想从你们当中跑走，我做不到；但你们若是想杀死我，则轻而易举，不过你们会引来麻烦；如果你们现在赶紧离开，你们就会发现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不管怎样，我来了，就已经准备留下来了。”他们被他的安静的神情、有力的语言而震慑，强着面子再扔了几块石头，然后分散离开了。次年正月租住大南东城下黄岩林屋；住了年余，又迁至花园巷张姓房子，作为长住温州传教之所。历10年艰苦经营，1877年，该堂终于在花园巷地段购置建造，共占地4617.64平方米。至今仍作为传教士爱的见证矗立在温州（兴文里52号）。（1884年10月，该堂在“甲申教案”中被焚毁，1890年重建。1958年，教会被迫停止聚会，大部分房产由温州市政府租给温州军分区作干部住房，*时期，连大堂及勉励会堂（小堂）亦被温州棉织厂占为车间、仓库等。直至“四人帮”粉碎，几经信徒努力，政府终于在1989年归还勉励会堂（小堂）。1990年温州市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归还大堂。其余大部分教产经多年协调，至今仍在努力争取归还之中。）

曹雅直在城里住了一年多，还找不到一个信徒，心里十分焦急。忽有一日，有个名叫叶钟杰的补鞋匠，从门前经过，翻译朱某立即把他叫进屋内。曹、朱一边叫他补鞋，一边向他传教，说得补鞋匠心里乐滋滋。1868年，叶钟杰接受了洗礼，成为温州第一个基督教徒（注：据传，南门还有一个绰号叫“黄蒂”的，与叶钟杰同时洗礼）。可惜的是，几年后，他们也提出后悔受洗了。

此后，曹雅植决定采取以“办学、办医”开路的办法，以金钱、物质为诱饵，广施小思小惠。他先办了一所男书院，这所书院在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改名为“崇真小学”。学生不但可免费获得膳宿、衣被及一切文具，家长每月还可领取1O元补助。开始的时候，有不少的孩子参加，从表面上看，算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一天，曹雅直来到学校，在学校里他只见到老师在里面，学生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问老师事情的原因，老师告诉他，有一个消息正在社会上流传，说他诱骗孩子在学校里，目的是要挖他们的心肝用来制造药物。家长们都不愿将自己的孩子交给这么可怕的危险人物。从那时开始，当地也没有一个有学识的人来参与该项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曹雅直被迫单独面对。

从1867年11月进入到达温州以后，曹雅直超过两年的时间，他独自工作（蔡文才把他安置好后很早就去了别处）；并且超过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一张英国人的脸；而且听不到一个英文单词。因为直到1870年2月去接Grace（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为止，他没有离开温州一晚。

慢慢地他创立了他的男童寄膳寄宿学校，有了12个男孩。曹雅直一瘸一拐地拖着沉重的身体独立支撑，非常辛苦。在曹雅直于1869年写给朋友的信中可见，他这两年的工作确实是精疲力竭。他说：“在我家里有十二个男孩，小学校长，我的私人教师，两个佣人以及一个老洗衣妇。如果按我的意愿来管理他们，那是可以的，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个我日常时间安排的清单。早上六点起床，灵修、祷告并吃早餐。早餐之后，我在学校里有一个短讲，然后祷告。接着，就是检查和供给家里的需要，如买米、菜、鱼以及柴火；针、纽扣、鞋子等等；尺寸、数量、以及它们的质量，都要作好决断。去市场购买完了之后，我就要去做自己的研究，并预备礼拜天的讲章和事务，或者去接待一些重要的来宾，然后寻找一切的机会向他讲解真神、罪恶以及救恩。晚餐后，我继续自己的研究、接待来宾、或者带上一些福音小册子去乡村寻找机会为耶稣基督传道。因为我还是不敢公然地冒险在大街上传道。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孩子们跑到学校之外，我就必须为孩子们而忙碌不停或尽量不让他们胡闹直到晚饭时间（在黄昏之后）。晚饭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娱乐，如背诵一些故事，或者展示图片，还有一些音乐直到祷告时间。当一些朋友加入，大家有能力时就诵读经文，接着有短讲，然后以祷告结束。接着是孩子们提问的时间，我总是尝试展开他们的理解力，一旦发现思想开小差，就帮助他们安静下来。我的身体很好，这里的天气对我来说特别合适；有时我的灵性很好，但有时又会陷入低谷，甚至想到面前许多事和人的困难，甚至包括我自己的。若你没有尝试过连续两年或更久的时间把自己拴在同一件事情上，你就不能明白我的处境。从这里到最近的宣教点需要八天时间。然而，要是有人给我机会去选择自己今天的处境，我只能说‘温州’，纵使我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我不愿改变。”

1869年，曹雅直写信给身在英国的Grace Ciggie，向她求婚，也深盼能够与她一起，一生服事中国人。Grace对中国宣教一直都有负担，她本来计划在1866年随戴德生到中国去。但是因为病痛，她必须暂时放下这一份心意，随上帝的带领，到英国Glasglow的盐市（Salt City）去服事。盐市是牛鬼蛇神出没，恶名昭彰，连弟兄都不愿意去服事的地方，但是Grace却顺服地去了。那一年，她只有20岁。3年在盐市，她成为了“坠落妇女的朋友。”种种经历把她磨练得更坚强，对人更加有怜悯的心。回头看，Grace晓得是上帝在雕塑她的生命，让她能以更美丽的生命和爱心去服事中国人。Grace在1870年抵达中国，嫁给了曹雅直。她从此成为独脚丈夫一生最好的伙伴。1870年4月6日，曹雅直和Grace在宁波结婚。曹雅直婚后第二天，就决定即刻回温州投入事奉。他们租到一只帆船，准备用三、四天的时间到达温州。当他们的船只刚出宁波的时候，就只能找到安全的地方靠岸。因为海岸线有许多海盗出没，若没有舰队的掩护，是绝对不敢继续前往的。曹氏夫妇就在宁波和温州的途中滞留了九天时间。仅仅150海里的行程，他们最终花了十四天时间。Grace在学了两年的方言后到温州开始向妇女传道。此后曹雅直开始在平阳一带传道。曹师母的第一印象认为温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这里四面环山，并有美丽的江河。当她进入温州的海岸线时，感觉自己回到了古老的苏格兰。那时的温州并未开放口岸，直到七年之后，贸易船只才获准进入温州水域。

到达温州那天，在台州传教的蔡文才为他们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他在曹雅直去上海和宁波的时候，一直代替曹雅直的工作。当曹雅直回来之后，他就立即回到了自己的事奉工场。

曹师母初到温州时，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全城的人都将她当成异类，所到之处都有无数围观的人。因为她是他们所见过的第一个外国女人。以致她都不敢轻易冒险出门。好一段时间，曹师母只得坐在轿子里出门。不过，每次出门，挑夫们都会被那些好奇的人拦住不能前往，等到曹师母安静地让他们看好了之后，才得放行。

就在他们新婚那年，中国发生了“天津教案”。事因有人蓄意谣传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透过他们所创办的育婴堂（收养无家可归的婴孩），把许多中国的小孩子杀了，还挖了眼睛和内脏以备制作药材。这谣言像狂飙的风，把老百姓对西方宣教士本有的敌意，像烈火般延烧起来了。情绪失控的老百姓包围教堂，打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30多名中国信徒，还有数名侨民。他们也烧毁了多间教堂。敌视西方宣教士的情绪，也延烧到温州。有人谣传曹雅直和Grace杀了中国人的婴孩，把婴孩腌在瓮里。“天天都有人，激动地在我们的家附近徘徊，要寻找婴孩的尸体。” 这样，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曹师母都不敢再冒险出门，因为曹雅直经常在外面被石头砸。连续几天，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来他们家搜寻证据。有人问小学生，在哪里失去儿童。若他回答说：那些都是胡说八道，都是谎言时，他们就认为这孩子是因为吃了外国人的迷药而不愿意讲。Grace记录道。那一段日子，他们俩就像随时让人宰杀的羊般。曹雅直曾经想要把新婚的Grace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Grace却坚决反对，她深怕一离开，就回不来了。她说她必须信靠上帝，与曹雅直留守温州。此后无论面对多大的危机，他们都坚守温州，一起面对患难。

艰难的日子中也能看到主赐下的恩典，曹雅直在1870年9月写给一位挚友的信中说：“自从我写了前信之后，我们经历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境况。其中之一是当我感觉自己的工作将要彻底失败的时候，由于天津教案，我们被卷入麻烦之中而不能出来。然而竟有一位邻县的男人来见我。他告诉我，自己曾与一位我们这里的成员一起。他从那人听到耶稣基督、神创造天地、神差儿子为罪人死的故事。他们每天晚上一起读圣经，祷告，求神赦免并拯救他们。他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教义和他的救赎恩典。另外有三、四位也相信了。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但这个人——一个小商贩，他连续几天在这里，参加我们晚上的敬拜。现在大个子已离开，继续他的生意。另外，男童中有两位也相信了真理，他们的意志成长了，并且他们很了解圣经。主经常以这些鼓励我们，即使处在黑暗的时刻，也是如此。这显示了应许的时刻已经来到，庄稼成熟了！”

1877年（光绪三年）曹雅直夫妇在温州开办第一所女子书院，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改名为“育德女学”。1878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李华庆牧师（R.Inkermann Exley）来温州传教，并在城西嘉会里购房建堂，创立温州城西教堂。清光绪七年（1881年）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教士接替李庆华的工作，苏教士的未婚妻苏露丝小姐曾经协助女校的工作。

曹雅植又于1880年开设了一家医院（这是温州最早的西医院），医院内设有门诊、药室和病房。前来就诊的市民一律免费，他就向候诊的人讲道，从此，信教者日渐增多。他们殷勤传教，把福音向周围乐清、平阳、永强、海城等地区传播，建立教会，福音大大兴旺。

1884年，中法战争引发温州的“甲申教案”，民众群情激愤。1884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星期六，温州民众在泽雅荣（藤桥泽雅人，原名柴岩荣）的鼓动和率领下，不论是法属教堂或英属教堂，尽行焚烧。当晚他们先是冲向花园巷耶稣堂，继而至城西礼拜堂（1878年，由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李华庆牧师来温州传教时，在城西嘉会里购房建堂，创立温州城西教会礼拜堂），再转至周宅词巷法国天主教堂等六所教堂，全浇上煤油点火焚烧。英籍基督教传教士苏慧廉的未婚妻——育德女校教师苏露丝小姐，在《走向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0月4日夜，一群暴民在苏慧廉住所前汇聚，当他们发觉苏宅前门紧闭不能闯入时，就转到屋后，在那里，他们如愿以偿。瞬间，无数石头‘嗖嗖’地向门窗飞来。过一会儿，木制的后门支撑不住轰然倒下，乱哄哄的人群如潮水般地涌入院内。这时，苏慧廉正急匆匆地赶往前门，他看到一股可怕的火光正从仆人的住处升起，于是马上转身返回后门。他看见院子里已聚集了一大群男子，由于天气炎热，许多人光着上身。这些人手持棍棒，乱扔石头，欣赏着用洋油点燃的地板在浓烟滚滚中燃绕。”

外国人都被赶走了，信徒也四散了。曹牧师和师母却没有走，似乎除了死亡，再也没有东西能够让他们与温州隔绝。

曹雅直在1889年回英国探亲时因为肺病恶化而病逝。他病逝的消息让温州的信徒都心碎了。那几个星期，有许多信徒，走几十里路，从各城乡来到曹家，对着曹雅直的照片痛哭。有一位中国传道人写道，“我是曹牧师最早期的5位学生之一，曹牧师一生经历许多艰险，但是为着中国人的灵魂，他坦然地面对一切了。”的确，曹雅直和Grace在温州二十多载，在风雨中，带领了超过300人信主，建立了3家教会，也建立了学校和温州最早的医院。每一点滴，都看到在上帝恩典中，他们俩全然的付出。

曹雅直当年独脚走遍温州大街小巷的足迹早已褪去，但是他的生命却丰富了温州的属灵土壤，那是能够容让大树扎根的土壤。今天的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单单数算有注册的教会，就超过一千一百家，基督徒有一百多万，占了温州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如果你到温州，见到城乡各处的十字架；星期天，随着上千的会众敬拜；你很难想到是由一百多年前的温州街上那个一瘸一拐的传教士带来的福音种子在神手里长成了参天大树。

1897年，由曹雅直师母Grace Stott所著的《中国传教26年》（Twenty-Six Years of Miionary Work in China）在纽约的American Tract Society出版社出版，回忆了他们在温州的传奇经历。（英文版可见：http://ishare.iask.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