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_抗日战争敌后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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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1．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9日，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全军共4．6万余人。12月25日，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全军共1万余人。1938年以后，共产党又先后在广东东江地区、珠江地区和海南岛地区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

根据抗日战争开始后变化了的外部条件，中共中央规定了我军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决定我军的作战任务是：在敌手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游击战争原则。这些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对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抗日作战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改编后立即开赴抗日战场。最初，八路军主要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山西作战。9月25日平型关战役，八路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军近千人。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军民。至11月8日太原失陷，八路军共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

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各部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初，第一一五师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开创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山东由中共地方党组织抗日起义，开辟了胶东、鲁中、鲁西南、鲁南等多处抗日游击区。至。1938年底，八路军共作战1 500余次，歼灭日军5．1万人，缴枪1．2万余支，收复了大片国土，八路军也壮大到15．6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在华中，新四军各部集中完毕后分头开赴大江南北抗日战场。至1938年底，新四军共作战280余次，歼敌3 800余人，初步建立了苏南、皖南和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也发展到2．5万余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重要力量。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下，日本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准备长期作战。此后，日军减缓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集中主要兵力保守占领区，“肃清”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抗日力量。为了适应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9一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战区和敌后，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此后，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很快进入高潮，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集中105个团的兵力，在正太路和其他铁路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交通破坏战，3个半月的时间里共消灭日军2万余人，攻克敌人据点近3000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 502公里，缴枪5 600余支、炮53门和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鼓舞了中国人民胜利信心，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在战役中，八路军伤亡1．7万人。战役后，日军向华北增兵，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残酷“扫荡”。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冀鲁豫五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壮大到40万人，华北敌后战场已经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

在华中，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变得十分复杂，新四军在敌、伪、顽势力的包围中，处境异常困难。中共中央根据形势提出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并先后派出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助新四军作战。华中敌后游击战争逐渐进入高潮。到1940年底，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伪顽的包围进攻，建立了总面积4．4万平方公里、拥有1400万人口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发展到9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重要力量。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签订公约正式结成轴心国军事同盟，世界法西斯势力进入了最猖獗的时期。为早日开辟太平洋战场，日本加紧了占领区的“肃正治安”，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军把主要力量放在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军事压力减少，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活动也频繁起来。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开始，敌后战场的抗战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军队大量减员，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没有被困难吓倒，以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据统计，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在严重困难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4648次，毙伤俘日伪军13．2万人。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战斗中，八路军、新四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本侵略者没有达到消灭根据地抗日军队的目的。中国抗日战争由于敌后战场的艰苦斗争而得以继续。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德军在北非失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反攻。中国战场的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中国的持久战，尤其是敌后战场的游击战，给侵华日军以极大的消耗，敌我力量对比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化。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年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攻克敌据点5000多个，解放区面积扩大到61．9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9 200余万，军队发展到65万人，民兵发展到168万余人，抗击着当时全部侵华日军56万人中的64％。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也日暮途穷。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4—6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会后，人民军队向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8月15日，日本广播天皇《停战诏书》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日伪军作战计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6万余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同时，人民军队也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共有60余万官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对中国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赢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的，这就决定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并存。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它们之间是互存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敌后战场的开辟，为正面战场的坚持创造了条件。战争中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的转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种复杂的过程，是从两个战场上开始和完成的。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治局势。因此，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肯定敌后战场对战争的胜利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也不能忽略正面战场的存在及其发挥的作用。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作战指导计划及战斗序列，决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将全国划分成5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海陆空军大元帅蒋介石兼任，辖平汉、津浦两铁路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晋、察、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辖江、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辖闽、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9月改李宗仁)，辖山东，总兵力为现役军人170万人、后备军人150万人。以后，战区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增减，各区司令长官和辖区也有变化。

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历经平津抗战、山西抗战、淞沪会战、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作战、武汉会战，担当了正面防御作战的主要任务，起了主体作用。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正面战场打过几次比较有影响的硬仗和胜仗。其中，淞沪会战坚持了3个多月，虽然最后失败，却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但是这次失败，中国的首都南京遭到日军占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30万南京军民被惨遭屠杀；由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敌1万余人的胜利，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武汉会战，中国投入百万部队，日军参战25万人，战役进行了4个半月，战斗数百次，消灭日军4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虽然没有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但给予敌人以很大消耗。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评价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这一时期，正面战场有力地抵抗了敌人的进攻。虽然中国军队损失了近百万，丢掉了将近1／4的国土，但也使日军损失兵力约70万人，财力、物力均遭到极大消耗，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实行的“速战速决”计划被彻底打破，抗日战争顺利地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也暴露出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弱点。丢失广大土地和损失众多军队，除了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原因外，国民党实行的不动员人民群众、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和派系的存在，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在战略方针方面，正面战场的指挥者没有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以单纯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这些也是丧师失地的重要原因。

进入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敌我态势基本趋于稳定。但为了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仍然不断对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针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国民政府采取了“有限度攻势与反击”，“极力保持现有状态”的方针，并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了对日军的“冬季反攻”。至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包括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长沙会战、中条山会战等等。在这些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大部分能够英勇作战，其中很多人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抗战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也曾取得过局部的胜利。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作战并没有阻止住日军的进攻。而更为严重的情况是，随着军事上的不断失败，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率部投降变成了伪军，成为日军进攻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帮凶，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向日本宣战，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这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无疑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蒋介石也由此产生了依赖思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保存实力将来与共产党争夺抗战胜利果实方面。其后，尽管正面战场仍然坚持对日作战，但这种作战基本上是消极的。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全面溃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是年4月，日军调集了50万人的兵力，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先后向河南、湖南和广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在这些地区部署了5倍于敌的250万人兵力。这次战役经历了8个月，最终以中国军队的惨败而告结束。国民党军队损失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日军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地区，6 000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正面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作用显著下降，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战争后期，国民党也曾制订过反攻作战计划，但由于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使这个反攻计划成为了泡影。而实际上，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主要是在缅北滇西展开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部分远征军进入印度，后补充官兵成立了中国驻印军。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与美、英军队联合，开始进行缅北反攻作战；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展开了滇西反攻作战。至1945年3月，缅北滇西作战胜利结束，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将日寇全部驱逐出云南。这次战役振奋了中国民心士气，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军队在盟国中的威望。1945年4月以后，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战线的收缩，国民党军队跟进收复了一些失地，于8月完成了反攻部署，但尚未实施，日本已经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抗战在前期比较努力，在中后期也一直坚持。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22次会战和近4万次战斗，牺牲官兵130余万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尤其是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造成了正面战场的重大军事失败，这对全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使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明显上升形成了鲜明对照。

3．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

在八年抗战中不仅存在着两个战场，而且两个战场的两种不同抗战指导路线，存在着代表中国进步方向和落后方向的两种政治力量。由于日本的侵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八年时间里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因为抗日战争的开展而消失，在八年抗战期间，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与社会落后力量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着，而且有时还表现得十分激烈。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两个战场在解决民族矛盾的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代表中国社会进步方向的政治力量逐渐发展壮大，代表中国落后方向的政治力量不断消弱。这种力量对比的转变，最终又为解决阶级矛盾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也因此而发生重要转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一个是由国民党掌握的国民政府；一个是共产党掌握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它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它在施政纲领不超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允许的范围条件下，是独立的政权。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都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具体的施政目标。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主要是：

一、敌后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专政；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是“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伪汉奸，保护人民，调节各阶级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

四、强调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将有助于推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政权。在这些方针之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基本上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进步和发展。

国民党虽然也提出了基本符合根据战时需要的抗战建国纲领，但在实际上，它的对内统治政策并未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方面，继续坚持一党独裁，延续和新制订了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法令；在经济方面，坚持实行所谓的“战时经济政策”，不肯改变落后的经济制度，并且加强了官僚资本的统治地位；在文化方面，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坚持把中国人束缚在所谓“中国固有的政治和伦理哲学的正统思想”之下。这些政策的执行，导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与专制，经济危机，生产凋敝，人民生活难以为继。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区域，从社会性质上说，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共两党所代表着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的客观存在，又使代表着中国社会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政治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斗争。特别是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这种矛盾和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一方面，由于日本把作战目标首先放在巩固占领区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在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同时，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使国民党产生了忧虑和恐惧。于是在抗日和反共之间，国民党产生了摇摆。在对待日本方面，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之后，蒋介石虽然强烈谴责了这种叛国行为，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的希望，于1939年开始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在对待共产党方面，同年国民党秘密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反共文件，加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活动。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面临着对日妥协和内部分裂的危险。在此形势下，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毫不动摇地继续发展壮大人民力量，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予以坚决打击。

1939年末到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分别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在八路军的坚决反击下，这次反共高潮未能达到阻止人民抗IEI力量发展的目的。1941年1月，国民党调集8万余人在皖南袭击绕道北上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 000余官兵。新四军除2 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一面做好反击国民党继续进攻的军事准备，重建新四军军部；一面进行政治斗争，向人民揭露和斥责国民党的反共暴行。在共产党的斗争和国内舆论的谴责下，蒋介石被迫声明“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1943年7月，国民党以3个师的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由于八路军做好了守卫边区的充分准备，并且全国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这次反共尚未形成高潮即被制止。

在军事较量的同时，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如何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两党的主张截然相反。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主张。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以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应当是反映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仇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不允许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代表了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它得到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1943年，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提出了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该书极力为国民党***寻找历史依据，宣扬封建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把“四维八德”说成是立国之纲，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表现出强烈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它还指责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军阀”和“变相割据”；也指责西方民主制度，说人民要求自由民主是离经叛道，应予取缔。国民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理论和这些做法，受到国内各界民主人士的批评，也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不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进步政治力量与落后政治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正是在国共两党的上述矛盾与斗争中发生了变化。沿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及其运动这条主线来考察，共产党实行的是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是把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结为一体，是把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作同一个目标，代表中垡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敌后战场也因此得到开辟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战场，它所代表的进步力量也因之发展壮大。国民党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是把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对立起来，是把打败侵略者和恢复旧中国统治秩序作为同一个目标，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正面战场也因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不能长久地占据主体地位，它所代表的落后力量也因之削弱。

再从实际结果来考察，中国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物质力量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0万人，民兵则发展到220万人，并且拥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其次是精神力量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不仅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体战场，而且它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和行动，是中国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而没有半途而废的重要保障。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使共产党得到了包括国统区在内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真诚拥护。与国民党两相对照，人心向背发生了重大变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抗日战争中，军事上和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最后的彻底失败；另一个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前一个演变关系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通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

这后一个演变，在抗战胜利后不过四年就实现了。国民党、蒋介石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宣布了中国已经解决了国家独立问题，而且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前途，中国的历史新生了!两种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