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应学会科学克隆_科学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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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应学会科学“克隆”版式
——关于电视节目版权之争的再讨论
■ 林丽臣
2006年底在全国热播的东方卫视《舞林大会》在获得高收视率的同时也惹上了官司，据《中国广播影视》杂志报道①，因涉嫌“克隆”侵犯BBC名牌节目《与星共舞》版式，其在华版权购买者世熙传媒宣称要将之告上法庭。这次的版式“克隆”侵权之争，使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曾被热烈讨论过却最终无疾而终的话题——如何对待电视节目的版式“克隆”。电视节目种类繁多，“克隆”节目版式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国内许多青春偶像剧就是从日韩剧“克隆”而来的。限于篇幅，笔者仅以“克隆”现象最为严重的电视综艺节目为例，展开讨论。
回顾：电视节目版式侵权问题首次大讨论
关于电视节目版式的“克隆”侵权问题曾在我国电视业界学界引起较大争论，这场争论最终因为我国法律没有“电视节目版式”的相关规定而不了了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适应“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模式，我国电视产业迅速发展，各电视栏目竞争激烈。由于自身人力、物力所限，许多节目制作者青睐于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克隆”国内外同类优秀节目版式，迅速创建自己的“复制品”。这其中以1998年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克隆”台湾的《非常男女》）、1998年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克隆”英国BBC的《GOBINGO》）、2000年中央电视台的《开心辞典》（引自英国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为代表。很短的时间内，同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疯长，激起节目“被克隆者”的强烈不满，引起学界和业界学者的大讨论。
讨论者大致分为两派。学界普遍反对这种“克隆”版式，因为克隆带来大量节目同质化，不利于电视业的良性竞争和发展；同时，“克隆”版式也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侵犯，有侵权之嫌；业界则大多持肯定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多快好省、迅速发展节目的捷径；当然，业界“被克隆者”则严重反对，认为此举侵犯了其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然而，很快，这些讨论终止于我国当下的法律，通过我国的首次节目版权申请保护失败，我们可以看出一二。
2001年，北京某电视台曾试图为其制作的《梦想成真》栏目申请专利及版权保护，这是国内首次申请电视节目版式的法律保护。遗憾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版权局指定的北京市版权事务所对此均依法予以拒绝，并表示除有形实体外，游戏方法、规则和节目形式等创意性的事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从国际上看，迄今世界尚无一个各国达成共识的电视节目版式版权保护法。就连自称电视节目版权保护非常完善的欧洲也直到 2001 年 4 月才在法国戛纳成立了第一个欧洲电视节目版式版权协会，但该组织仅是一个在版权纠纷各方之间起斡旋、协调作用的民间机构，而不是一个官方的、具有法律权限的机构，②因而影响力甚微。同时因为改版的栏目只在我国境内播出,法律解决手段也就只能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国法律进行。针对我国法律在此领域的空白现状，国内外电视节目版式持有者往往处于劣势，很多诉讼只能胎死腹中。
在政策上，出于鼓励和保护我国电视业的考虑，我国有关国家部门对于节目版式“克隆”也给予一定程度上的默许。我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张子扬曾直言不讳“今后就此类事件（国外状告我国电视节目版式侵权诉讼）采取统一的应对口径，即明确告知对方，此类要求不符合中国法律，不予认可。电视制作机构对已制作的综艺节目在规则方面的任何改动，只来自于其艺术创作上的考虑，没有版权方面的原因。”③正是我国法律和政策给予“克隆”行为如此宽松的生长条件，鼓励了当年的“克隆”风潮毫无限制地流传到今天，结果便如开篇所言的诉讼一般，矛盾争议不断。那么，对于优秀的电视节目版式我们能不能“克隆”？“克隆”是不是百害无一利？媒体如何应对“克隆”才是科学之举？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再讨论观点之一：全盘“克隆”不可取
对于电视节目版式，笔者认为，我们不能进行全盘“克隆”，原因如下：
1.全盘“克隆”本质上违法
首先，从法理上讲，版式“克隆”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公平和正义。一个成熟节目版式的构思、制作和维持需要付出大量的脑力劳动及人力、技术和资金投入，完全“克隆”他人的版式，就是无偿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违背了公平的原则。
全盘“克隆”版式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节目版式是电视节目独创性的有机元素，如电视综艺节目的背景布置、主持风格、游戏种类、游戏规则等，是一个节目与其他节目相区别、取得成功的关键。美国名牌电视节目《幸存者》、《急速前进》成功的关键在于其节目版式重要组成部分——比赛规则带来的悬念刺激和戏剧冲突。版式“克隆”者无须花费成本就可以取得巨大好处，被“克隆”者却因此而丧失收视率竞争优势，其已建立起来的与观众及广告商之间的联系被恶意破坏，这种不正当竞争无疑是一种不公平。
根据法理原则，人们的社会行为一旦违背法律的本质精神，必将会被新的法律规范和修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被重视的信息化社会，保护节目版式的法律的出现指日可待。
其次，电视节目版式本质上符合版权法的（著作权法）保护要义。虽然，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版权保护客体不包括电视节目版式，但不应就此认为电视节目版式本质上不属版权法保护范畴。电视节目版式在外国版权法上（如美国）是受版权保护的。
电视节目版式是指电视节目的构成样式，包括节目构思、策划创意、规则等无形智力成果。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作品，其应有之意是“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方式或形式如何”（引自《伯尔尼公约》——世界最大的版权保护法，我国是成员国），这里的“表现方式和形式”包括有形和无形两种，电视节目版式属于“无形”的作品，从法理上讲应受到版权法的保护，至少应受到《伯尔尼公约》及其成员国的保护。之所以我国《著作权法》有所例外，规定只保护“有形”的作品④，是因为《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的第二款规定：“但本联盟各成员国法律有权规定仅保护表现于一定物质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或其中之一种或数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上通用的《伯尔尼公约》保护对象包括电视节目版式这种无形的作品，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一种潜规则，或者说是版权法的发展趋势——保护所有形式的作品，电视节目版式作为“无形”作品也应在保护之列，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伯尔尼公约》的立法宗旨——保护和繁荣人类文化。我国的《著作权法》加以限制只是说明暂时我们的条件有所限制，将来我们最终是要冲破有限的条件，走向国际化发展方向，使我们的电视文化创意产业走向世界，世界先进文化也放心地走近我们。如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引进外资）与知识产权（包括版权）保护力度紧密相关，国家版权局等有关部门也正加大对这方面的政策法律研究，以便与世界接轨。
2.全盘“克隆”阻碍电视业的发展
首先，全盘“克隆”扼杀创新，导致节目同质化严重。全盘“克隆”成本小且简单易行，引来众多实践者。而我国的电视业处于初步发展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鼓励创新、鼓励“百花齐放”的节目发展环境。如果允许随意“克隆”他人的节目版式，不仅会削弱原创者创作和投资的积极性，还会纵容“克隆”者养成不思进取、不劳而获的消极心理，阻碍我国电视节目的发展。
其次，全盘“克隆”冲击我国电视业的物质基础。合法的全盘“克隆”需要高价购买版权：香港电视台购买英国《百万富翁》版权一次性支付25万港币，美国《百万富翁》每集15 万美金出卖版权，《幸运52》购买《GO?BINGO》版式花费400多万人民币，终因不堪其累，一年后终止购买合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运作模式下的我国电视业处在经济和政治夹缝的尴尬境地，是负重以行的市场化，承担不起全盘“克隆”的代价——购买版权。此外，从本质上看，这种购买是大量资金无创造性价值的流失，在电视事业飞速发展、电视节目更新换代迅速的今天，长期陷入“版式”购买循环中的电视媒体会因失去自身造血能量而自取灭亡。
再次，全盘“克隆”无法满足国人的需要。版权法规定，只有版权拥有者才有“修改权”，购买者只有按部
就班使用版式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国外电视节目版式的输出要求“版式引进方全面接受境外节目版式的一切元素”，这其中就包括那些有悖中华民族伦理和传统价值观的内容。而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心理上，这一点我们都难以接受。而且全盘“克隆”的节目进入市场后，产生不了原创的个性化价值魅力，节目之间的邯郸学步、千篇1律的现象只会让观众生厌，节目中一些原本真实、生活化的东西反而让人觉得矫揉造作，甚至原本紧张刺激的PK被引用过多后居然在某选美中导致大家笑场。
业界人士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央视资讯顾问童瑞平认为，东方国家购买了西方国家品牌栏目的版权后，除个别节目很成功以外，大多反响平平。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节目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地方很多，买了版权反而受了限制。版权售卖方也有自己的品牌，不愿意自己的品牌栏目在其他国家被改变过多，这样会影响其本身的品牌销售。“许多电视节目类型文化特征很浓，很难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复制。特别对于一些贫穷国家来说，即使买过来，也往往做不来。” ⑤
再讨论观点之二：鼓励部分“克隆”
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全盘“克隆”节目版式是不可取的。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克隆”版式毫无意义呢？显然不是。“克隆”纵有千般不是，其优点也是不能抹煞的，对于优秀节目版式，我们需要部分“克隆”。部分“克隆”是相对全盘“克隆”而言的，指的是只“克隆”节目版式中的于“克隆”者有益的部分元素。
其一，从客观规律来看，行业都有其自身运作规律，个体之间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电视业的节目制作者是需要适当借鉴别人的节目版式的。正如科学发明领域一样，后人的伟大发明都是汲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任何行业（包括电视业）要想完全创新也是不可能的。电视主持人崔永元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研究电视节目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套路，美国的电视学北欧，日本的电视学美国，中国港台的电视学日本，内地的电视学港台。”⑥所以，如果同类节目在国内外其他地方生命力很强，就说明了节目形态本身的组成元素是有价值的，这些因素值得其他节目“克隆”吸收，增强其自身。
其二，从我国国情来看，我们的电视业整体欠发达，人力物力素质有限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不“克隆”？就连邓小平同志也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我们社会制度都在向别人借鉴，电视节目版式又何必避讳？部分“克隆”能节省资源、减少探索过程中的弯路，尤其是给予节目制作者迅速学习成长的机会，给予各类节目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促进我电视业百花齐放、全面进步。
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克隆”可以避免法律上的版权纠纷。
首先，我们可以“克隆”优秀节目先进的思想内容。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无需具备某种独创性，作品之间在思想内容方面允许引用、借鉴；只是表达思想内容的表现形式要求各具独创性，不能抄袭和仿制。⑦
其次，即便是从形式来看，部分“克隆”也不会造成侵权。因为节目性质很难有大的差别，只要不把对方过多的具体环节搬过来，保持具体形式上互不相同，就难以称之为侵权。电视节目版权没有具体的模式界定，不仅我国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就连国外也很难界定到底借用了多少元素才算是侵权。而且节目互相学习和模仿的现象普遍存在,任何一家电视制作机构都难以证明其对某个节目拥有独创性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笔者认为《舞林大会》在此诉讼中有惊无险，因为它具体形式上有所不同，实行的是部分“克隆”。如舞蹈种类上，《与星共舞》只有国标舞，而《舞林大会》还有拉丁舞、HIP-HOP、恰恰等各种形式，同时，比赛的淘汰规则等也有很多变化。
最后，国家政策和司法实践的宽容态度允许部分“克隆”。在无法律依据的条件下,无论认可“克隆方”“被克隆”哪一方的要求，都会导致一些节目播出机构及制作单位不满, 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纠纷，不利于整个电视业的稳定发展。所以在现实中即便发生纠纷，许多国家有关部门倾向于视部分“克隆”为合法行为。例如，脱胎于英国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开心辞典》，许多内容克隆原版，包括舞台搭建、重要比
赛环节甚至包括“参赛者有三个锦囊：剔除错误答案，给亲友打电话和问现场观众，并可随时退出并保留已获得的累计奖金”的规则。但同时《开心辞典》也舍弃了原版百万大奖的设置和其他一些比赛规则，这就是所谓的部分“克隆”，对于《开心辞典》成功避免侵犯版权有重要意义。
3.如何进行部分“克隆”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理念值得我们学习。“拿来主义”的精髓是先“拿来”，然后“为我所用”，实践主体是“我”，服务对象也是“我”。该理论用在电视节目版式上，就是要先“克隆”拿来，然后对其创新改造。“克隆”别人只是手段，创新成为自己才是目的。
一方面，善于积极“拿来”，学会“克隆”。
首先，要“克隆”得“快”。正所谓“先下手为强”，给受众留下第一印象，往往能有效抓住受众，取得先声夺人的优势。“克隆”高手湖南卫视对此技巧运用娴熟。从起初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到后来的《超级女声》、《变形记》，湖南卫视一直是“克隆”节目版式的领军人物，扮演着从国外“克隆”，又被国内同行“转克隆”的中间站角色。1996年《快乐大本营》（模仿香港《综艺60分》）掀起国内各种“快乐”节目狂潮，1998年《玫瑰之约》（“克隆”台湾节目《非常男女》）引起国内婚配节目的风行，2004年《超级女声》（以《美国偶像》为蓝本）之后才是上海东方卫视《莱卡我型我秀》和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等选秀风暴的兴起。
其次，要“克隆”得“准”。世界范围内上万的节目形态，向谁“克隆”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古人哲言告诉我们，克隆强者是成为强者的必经之路。正如白岩松所言：“既然要克隆，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克隆最好的？就像做冒牌鞋，当然是能做得越像ＮＩＫＥ越好。” ⑧所以，根据电视界的发展规律，我们的借鉴也应从最初的移植港台，变成直接学习“欧美”，减少中间损耗，直取精髓。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克隆”也要针对具体国情和国民文化心理需求，根据其节目内容、思想导向，进行有选择的“克隆”。
再次，选则适当的“克隆”引进方式。目前主要的“克隆”方式有三种：购买版权式，购买品牌式，免费直接吸纳部分优秀元素。三种方式各有利弊，购买版权式适用于引进者全然不懂运作规则，要请对方的策划、创作人过来，共同制作，具体操作严格按对方要求实施，并充分利用对方的品牌效应做宣传，以确保克隆节目成功。当然，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高昂的版权费用及没有改编权的教条式运作，也就是前面说的全盘“克隆”；购买品牌式，指购买对方品牌使用权，总体规则使用对方，也可以进行自我改造。中视体育推广有限公司与法国娱乐节目《城市之间》的合作属于此类，“当你摸清规则之后，就希望只签一个品牌使用权的合同，我在总体上按照你的游戏规则制作即可。”中视体育董事总经理阮伟这样总结此“克隆”形式的优点。⑨当然，这是有经济实力者发出的强音，大部分国内节目制作者倾向于采取第三种“克隆”方式，以适应其现有的经济能力。
最后，要有“克隆”的能力——人力、物力。要组织形成良好的借鉴研发体系和人才班底，形成国外采样→ 国内市场调研→地区卫视播放试验田→据收视效应修改完善节目的“克隆”研发体系。湖南卫视就精通此道，在兄弟频道大肆娱乐化、观众感到腻烦时，于今年9月初，创先播放了主打真实、深度、情感的纪实性节目《变形记》（引自英国的 《BIG BROTHER》），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变形记》的上马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规范的引进程序。早在3月份，湖南卫视的创新实验田——《播报多看点》栏目中就播出了真人秀纪实节目《我是儿子的“儿子”》，这是《变形记》的前身。
另一方面，积极改造和创新，学会发展。
历数当年“克隆”节目的风风火火，数年之后风韵犹存者寥寥无几。《快乐大本营》兴起后，引发了国内各电视台大办周末综艺节目的热潮，同样，据统计《开心辞典》播出当年，全国省级电视台开办类似栏目48个，地市级电视台开办87个，现在这些节目大多销声匿迹，能够继续开心快乐至今的唯有《开心辞典》《快乐大本营》而已。原因何在？
根本原因在于“克隆者”没有进行积极有效的创新改造。创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既存内容的创造。
创新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引进、消化、吸收的创新，这是水平较低的电视制作者比较可行的手段；第二种是集成创新，利用自己或他人创造的成果，通过纵向或横向集成实现创新；第三种是原始创新。运用自己的成果和知识产权，生产别人难以模仿的节目。⑩
首先，“克隆者”要做的是第一种创新——引进、消化、吸收的创新。
此种创新要求“克隆”者适应受众需求进行本土化改造，改造的依据是本土的政策、法规以及受众的文化心理等。很多节目已经有了成功改造经验，例如，《GO·BINGO》在英国本是一档博彩节目——在电视上抽大奖，适应我国不许设大奖的政策，《幸运52》将之改为益智类的综艺节目，请观众猜商标、猜价格，奖励都很小；婚配节目《玫瑰之约》和原版《非常男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婚姻、性”话题的尺寸，以适应国内受众的心理接受能力。
其次，节目已经成熟的“克隆者”应该进入第二种创新——集成创新。
集成创新要求利用自己或他人创造的成果，通过纵向或横向集成实现创新。这就要求“克隆者”内外兼修——根据自身已有资源，有针对性地“克隆”其他节目的元素，然后将二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深黯此道的湖南卫视节目研发主任王旭波坦言：“湖南卫视的研发首先是以原创为主，其次是在整合各种模式以及各种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比如《超级女声》的节目性质与《美国偶像》有共通之处。湖南台在借鉴“平民选秀”的大理念下，再创造出诸如海选、PK、玉米、凉粉之类的新鲜环节和词汇。” ⑾
最后，对于“克隆者”和“被克隆者”而言，最高境界也是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第三种创新——原始创新。“克隆”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可以借人“出生”，但得靠自己来“走路”，找寻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创作者大多想独占道路，创作出别人无法或者难以模仿的节目，从而在根本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是个很大的研究课题，笔者的点滴理解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⑤/⑨/⑾郭 春，《卷入侵权纷争 综艺节目版权危机》人民网，2006年10月18日 ②/③张子扬：《警惕 ,外来电视节目“版式化”对亚洲的新文化垄断》《现代传播》，2003 年第1 期④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是指 “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
⑥赵婧：《解读电视竞争中的“模仿趋同”》，媒体资源网，2005年11月9日
⑦柯冬英：《试论电视综艺节目的知识产权保护》，《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2月
⑧《新闻晨报》：《白岩松谈电视节目“克隆之道”》，2001年11月21日
⑩冉儒学：《关于电视节目创新与克隆的几种误解解析》，200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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