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自取走死者脏器,病理中心承担什么责任_脏器病理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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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取走死者脏器，病理中心承担什么责任？

【案情介绍】

1998年9月13日，王乃斌的长子王玉因患阑尾炎住进了辽宁省瓦房店市某医院。9月14日王玉进行了手术后，之后出现了腹胀、下饭困难以及似便非便等不正常现象，王乃斌等亲属多次向医生、护士反映王玉的病情，但一直未能受到重视。手术9天后，王玉家人迫于住院费的压力，出院回到家中。到了10月1日晚上9时40分，王玉腹部突然疼痛加重，豆大的汗珠从他那张惨白的脸上不停地滚落下来，撕心裂肺般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30分钟后，王玉再一次被送往该医院急救，急诊大夫确诊其为肠梗阻，在采取打止痛针、吃止痛药和灌肠等治疗措施后，病情略有缓解。但是到了10月2日早晨8点，王玉病情再度发作，剧烈的疼痛使王玉昏死过去，并被紧急戴上氧气罩推进了手术室，在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后，直到当日下午1时30分才被推出来。到了3日清晨，王玉的病情仍然没有任何好转。王乃斌请求将儿子转到大连治疗。7时50分王玉被抬上救护车。但是救护车刚刚驶出瓦房店市不到40公里，王玉便停止了呼吸。王乃斌坚定地认为，这完全是由医院的严重过错造成的。当时他便向院方提出了对王玉进行尸检的要求，以确定死因。

1998年10月4日，大连市卫生局、瓦房店市某医院委托大连某临床病理中心（简称病理中心）对王玉尸体进行解剖鉴定。瓦房店市某医院与王乃斌在尸体检验申请书上签字同意解剖。尸体解剖完毕，王乃斌等家人在为王玉穿衣服时，得知病理中心已将王玉的心、肝、肺等脏器全部取走，并将纱布塞入王玉胸腔后予以缝合。王乃斌急忙与病理中心联系，要求立即返还其子王玉的心、肝、肺等内脏，但病理中心却声称取走死者内脏是其一贯做法，拒绝返还。王乃斌先把儿子的尸体以每天150元的价格冷藏在瓦房店市复洲城镇火葬场的冷藏箱内，一星期后，因高昂的价格实在难以承受，便又将王玉的尸体转送到瓦房店市殡仪馆，以每天60元的价格冷藏起来。10月30日，病理中心作出病理剖检诊断报告，确定王玉为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中毒性休克致死。该报告结果作出后，王乃斌和瓦房店市某医院均无异议。据此报告结果，又经瓦房店市卫生局、大连市卫生局医政处及省卫生厅三级鉴定，确定王玉死亡为一级技术医疗事故，瓦房店市某医院支付王玉死亡赔偿费人民币86000余元。

但到2000年9月病理中心仍一直拒绝返还王玉内脏。王乃斌被迫于2000年9月8日将其起诉到大连市某区人民法院。

【审理结果】

2000年9月21日，大连市某区人民法院予以立案。就在立案后不久，王乃斌积郁成疾，一病不起，不能按时参加案件审理，便以书面形式向本案审判长提出了推迟开庭审理的申请，得到法院批准。一直到2002年9月4日，在王乃斌身体略有好转的情况下，案件才正式开庭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诉讼期间向法庭提供了卫生部颁发的《解剖尸体规则》，证明其行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王玉心、肝、肺等脏器及赔偿停尸费损失1万元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解剖尸体规则》及相关法律规定，当庭判决驳回王乃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0元由王乃斌负担。

一审判决后，王乃斌不服，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1）撤销某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的一审判决；（2）大连某临床病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死者王玉的内脏标本，如不能返还，赔偿王乃斌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万元；（3）病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王乃斌冷藏王玉尸体费人民币1万元。

【评析】

在自然人因病、伤等原因死亡后，医院、殡仪馆等部门在处理死者遗体时，有的出于某种目的对尸体或器官等进行利用，但未有死者的捐献意思或未经死者亲属同意，常常因此发生纠纷。这种行为应当属于非法利用死者器官的行为，是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的尸体利益的侵权行为。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非法利用尸体侵权案件。

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就是指未经本人同意，或者死者死后未经其近亲属同意，对死者的尸体进行利用，侵害了死者人格利益的侵权行为。例如，摘除死者脏器、骨架制作标本，摘除死者器官进行移植等，都构成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死胎的非法利用，亦构成侵权行为，也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3项对此作了规定。

研究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最重要的是说明对死者尸体保护的法律依据。在现代法律中，对死者的尸体都是予以保护的，不论是刑法还是民法都是如此。但是，对于究竟法律依据什么样的理由保护尸体，却有不同的主张。一是“所有权说”，认为自然人死亡后，其身体就变为尸体，尸体属于物的属性，死者的近亲属就取得尸体的所有权，对死者尸体的保护就是保护尸体的所有权。二是“管理权说”，认为人的身体不是物，其死后的尸体也不是物，所以不能成为所有权的标的，保护死者的尸体，就是保护人的尊严，对尸体的权利，就是近亲属对死者尸体的管理权。三是“非身体权说”，同样认为死者的尸体不是物，而是死者某种人格利益的载体，它不再是身体权的客体。

我们认为，对死者尸体的保护，就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人在生前，身体是身体权的客体，法律对其进行严密保护；死后，尸体不再是身体，但是，对尸体的保护，就是对人的身体的延伸保护。因此，这个主张被称为“延伸保护说”。人死后，并非对其立即不再予以保护，而是再延伸保护一定时期，因此，对死者尸体的保护，就是对死者身体的延伸保护。其保护人，就是死者的近亲属。只要其近亲属存在，就有权追究侵害尸体的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对死者尸体的保护，通过追究非法利用死者尸体的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来进行。构成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责任，需要具备以下要件：第一，须有对尸体的利用行为，即针对尸体的利用行为。例如，非法移植死者器官，或者非法利用尸体进行教学活动，或者非法利用尸体加工制作器官、骨骼或者整尸标本，等等。第二，对尸体利用行为须违反法律。判断违法的主要依据，是未经死者生前同意或者死者死后其近亲属的同意，以及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对于合法利用尸体的行为，应当予以保护。第三，须有尸体受到损害的事实。对尸体的损害，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尊严的侵害，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损害。对此，不能认为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侵害。第四，行为人在主观上须有过错，或者故意，或者过失。如果没有故意或者过失，则不构成对尸体的非法利用。

具体到本案，病理中心的行为符合上述构成要件，应当构成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责任。首先，病理中心在对死者王玉进行解剖鉴定过程中，将死者的心、肝、肺等脏器取走，用以加工制作内脏标本，显然存在利用尸体的行为；其次，病理中心取走死者王玉的脏器，并未经得其家属的同意，而且也未有死者生前的同意，显然病理中心的利用尸体行为违反法律；再次，正是病理中心的行为使得死者的身体不再完整，对死者的人格利益造成了损害；最后，病理中心利用尸体的行为只能是故意，而且病理中心在死者的父亲请求返还脏器时，声称取走死者内脏是其一贯做法，拒绝返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保护死者尸体的人格利益，由其保护人进行。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人，就是死者的近亲属，包括第一顺序的保护人即配偶、父母和子女，第二顺序的保护人是其他近亲属，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第一顺序的保护人有权起诉，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包括尸体的利益。如果第一顺序的保护人不在，或者存在行使保护权利的障碍，则由第二顺序的保护人行使保护的权利。本案中王乃斌以父亲的身份作为死者第一顺序保护人，理所当然享有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权利。

侵害死者尸体的侵权责任方式，主要的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方法，即责令侵害死者尸体的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对于因尸体被非法利用或者救济损害而造成的财产上的损失，也应当予以赔偿。非法利用死者尸体的侵权行为人，也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