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_极简欧洲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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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整理与评析二十世纪西方左派政治势力的发展。作者侧重法、英、德、义、瑞典五国的历史，对於其他小国则是选择性处理。基本上，作者将本世纪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之前的扩张时期，许多地区的左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嚐试执政的可能性；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到石油危机，这段期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社会主义也进一步落实成为各项具体的制度，细致的论述和研究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的兴衰起落。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同资本主义社会相随并行。其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将是继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但是他们意识到——部分受威纳尔·桑巴特的启示——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运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有着强大的工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开始形成。然而在欧洲一些仍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国度，诸如意大利和芬兰，却有着强大的、在选举上颇有成绩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样，就存在着一种两难抉择：在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多少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就如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总体上分成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提供进一步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将能够跨越西方的那种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诸如V.V.博韦弗莱洛夫斯基，他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扬——这样认为，俄国的米尔，即农村公社组织，提供了一种公共原则，它能够而且应该被普及。俄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以全国团结和合作为基础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典范。这种赶超西方国家的幻想几乎是俄国所有革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中国，类似的辩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如像张君劢这样的思想家受到孙中山的启发，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且还包括现代化和工业化。这样的先入之见一直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辩论的固定话题。例如在拉丁美洲，农民主义的思想就设计了一条关于农民的发展道路。

在俄国和中国，问题在于这样的发展进程是留给资本主义去做，还是由社会主义者来掌握。那些持后种观点的人必然倾向于这样的信念，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业化，有必要进行国家控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存在着各种可能的选择：国家可以代替那些显然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鼓励资本家，帮助他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或者国家激励一些企业家，例如在农业领域或新的、较小的企业里，为处于半市场化环境中的经理阶级提供资金支持，即使在私有权被废除的地方也是如此。国家和市场怎样才能合理结合，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它在十月革命以后也同样没有彻底解决。总的来看，在此后苏联经济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再到20世纪60～70年代有限的、不充分的经济改革，都可以被看作是关于市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

这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发展型的社会主义，可被描述为一种关于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实际任务包括要建设工业化的社会。这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即强烈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去做的话，就没有人去做了（这样国家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交由外国人去做（这样国家就会像一个殖民地）。这种社会主义，一些人试图将其界定为资本建设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同共产主义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变体相一致。到目前为止，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最成功的例子（一些人认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欧洲许多由资本家力量独自完成的任务，即国家建

设和工业化，在中国却是由共产党完成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同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尽管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有着很多好处。当时中国是同世界经济隔离的，并一直持续到“四个现代化”纲领的提出。这一纲领始于毛泽东时代，但其加速推进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这是由邓小平推动的。这样，中国就不必让世界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来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发展型社会主义并不是西欧面临的一个选择。在这里，社会主义政党面对的是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对繁荣的市场经济，自由或半自由的社会制度，诸如民选的议会、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等。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公民权立法的一些要素，就像19世纪末期那样始终存在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任务，不管其最终目标如何，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改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体现有的生存条件。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任务，不是发展一个工业社会，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

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只要人们需要在市场外合理配置医疗、文化、教育资源，那社会主义就不会缺少支持者。不过悖论的是，这种从第二国际开始的所谓的改良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是“他们发现社会主义运动越成功，工人阶级就越依赖资本主义的繁荣”。而实际上，左翼最为辉煌的30年（1945年-1975年）恰恰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30年。

在这波诡云谲的100年时间里，萨松试图呈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生共荣的奇妙局面。这种共生使得欧洲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矛盾和机遇。比如在面对两次世界大战时，社会主义政党就面临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及作为民族国家政党，为争取选民支持之间的矛盾。此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的工人阶级必须与昔日的敌人资本家一起团结合作，抵御外敌。而在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中，同样也面临类似的局面。社会主义政党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与资本家们展开激烈的斗争和谈判，但是不可避免的“福利国家在提高劳动力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巩固”。

或许也正是这种必须与资本主义共生的社会主义，使得此时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成功有了一层特殊的含义。比如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因为冷战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的高度繁荣，人们逐渐认为左翼政党似乎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时代精神在远离左翼。但是，通过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左翼获得的选票，其实所谓的失败根本站不住脚。比如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在1950年获得了39.6%的选票，到了1960年，它获得的选票上升到42.1%；又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1952年获得了46.0%的选票，到了1960年上升至47.8%。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获得的选票有高有底，但是总得来说，此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选票上没有失败，反而有所上升，失败的是意识形态。甚至在促进经济的增长方面，社会主义也似乎很成功，比如在1955年-1960年之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5%-5.9%。不过，或许正是这种增长，这种倾斜于巨型工业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是其失败的导火索。在萨松看来，此时所谓的失败，不是指它们在获得选票上的无能，也不是它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无效，而是一种与时代不合的精神气质，因为此时的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的是住房和洗衣机，而此时的社会主义却依然过分紧张和呆板。正如克罗斯兰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嘲讽：“社会主义者身上流淌的血液应该带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痕迹，而不是自命不凡和一本正经。”

萨松的结语写得过分悲壮，并且充满了怨恨。他在抱怨资本主义兽性未改，同时也在抱怨左翼知识分子过于软弱无能。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当社会主义政党疲于应付日常的琐碎政治时，当他们乐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真正失败，但他依然相信，没有曾经的社会主义，今天欧洲的资本主义会变得像美国那样“邪恶”，“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西欧社会主义的主要成就就是使资本主义文明化”。他同时也在担忧，在接下来全球化的历史竞争中，社会主义将进一步失势。

《共产党宣言》里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确就像是幽灵，它扰乱了资产阶级，乃至全世界的清梦，尽管它从来也不曾有过清晰的规划，只是一个飘忽不定的许诺而已。这个许诺之后被无数的国家、政党、组织和个人信以为真，付诸实践。欧洲经历过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变革，从法国大革命的攻破巴士底狱开始，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也失败了很多，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斗建立了精神上的家园，但是也一个个的幻灭，有一个古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公正，而资本主义就必然意味着腐败吗？

就像我们国家现在，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单纯的社会主义，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并不能使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改革，改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这就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靠拢，我们现在除了名字和资本主义不同其实其他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反而还不如资本主义好。我们身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那种公正，反而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来的清廉。公务员公款吃喝，旅游比比皆是。《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是萨松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欧洲社会主义历史的经典之作。萨松觉得虽然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计划已经宣告破产，但是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激发了人性的善，培养了社会的公正，乃至良好的道德——这是大多数为社会主义辩护的左翼人士都会有的陈词滥调，从先前为社会主义辩护，变成今天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辩护。我不知道这种结论是否站得住脚，以及他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认识是否充满了偏见。但这却引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公正，而资本主义就必然意味着腐败吗？当初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人们对于这个制度的道德恐惧。其实所谓的不公正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相联系，相反的，反对竞争的社会主义也未必就必然意味着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