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习有感（材料）_北京大学学习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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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知，提升自我———北大学习有感

按照市财政局的统一安排，我于2009年11月2日——11月6日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封闭式学习。虽然时间非常短暂，但收获颇丰，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夸大其词，本次学习本人将受益一生，其收获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解、引、展、净。

解，即答疑解惑。我1997年实现了角色转换，由一名理论学习的大学生变成了一名基层财政工作者，时至今日已经整整12个年头了。时间在变，年龄在长，而比这变得更快、变得更复杂的却是经济发展的形势。十六大、十七大.....党的不断出台的新的方针政策需要我们去学习，但更为突出的是2008年10月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十年前的亚洲经济危机而言这次来的更快，范围更大，影响也更深，而最关键的是：这次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了，我是身在其中的一员了。我不能只是单纯被动的接受着它的影响，我需要学习面对它、认识它并应对它。曾经十年前的理论都已变成历史，和日新月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全球一体化后的经济形势根本无法合拍，而基层工作的立足有限，视觉有限，不能拨开挡在眼前的迷雾探究其中的所以然，因而这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迷茫：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面对出口每年60%以上的经济拉动，我也曾深深的恐惧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当所有的疑问都堵在心里找不着出路的时候，代鹏教授的《宏观

经济学与公共政策问题》让我第一次以客观、历史的站位去看待本次危机及危机影响下的中国经济。他庄重的告诉我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产业结构单一，长期过度消费的物资主要依赖进口，而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主要来源于海外，但绝不依赖于海外，出口并不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唯一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得益于第一代领导人给我们打下的经济底子：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管理形式给了我们稳定，“两弹一星”支撑的国家防御体系给了我们安全，以重工业为主的完备的、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给了我们一个发展的基础，而建国初期的人口政策客观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动力。本次危机对于国内经济结构单

一、主要依赖进出口的国家的经济打击是致命的，也是难以恢复的，如美国现在面临着就业下滑、社保破产、美元贬值、产业空心、政府破产等八大问题，且这些都是自身环环相扣的内部问题，想解决它们甚至其中的一个那是一个字：难。而本次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出口减少，国外市场萎缩我们可以把眼光拉回到国内，完备的产业结构基础、广大的国内市场，加上自给自足的经济理念，只要我们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那么降低危机对我们的影响甚至把它消化掉不是不能实现的目标。

引，即引导思路。既然决定把眼光和手脚放回国内，需要我们做两方面工作。

一是尽快实现与国际市场的脱钩。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搭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现在的 火车头正在驶向深渊，我们要做的是尽快实现

与其脱钩。如果这场危机来的早几年，我们由于经济实力有限可能无能为力，如果这场危机再晚来几年，我们会因为与西方世界联系太过密切而被它拖进深渊，此时的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来说，大有雪中送炭之效。

二是加快发展国内市场。刘玲玲教授在《公共财政—政府经济政策调控于财税政策分析》中强调：要充分发挥我们完备的工业基础的优势，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要双管齐下。目前投资主要以中央政府投资为主，而中央投资主要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廉租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水电路气建设、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建设等项目，就目前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困难的现实情况下，如何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是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在安全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我们更应该着重打造拉动消费的新举措。960万平方公里的市场、14亿人口的消费群体，完整的工业体系、城市化的目标，提高城乡生活质量需求、居民天文数字的存款....所有这些要素要是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产、供、销一条龙的条件和优势，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法相比的。

而优先发展教育、医疗、住房和三农就成了我们扩大内需的的重中之重。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构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过程中，人—作为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要素举足轻重，而从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看，世界平均水平为6.1%，发展中国家也能达到4.2%，可我们只有2.7%，增加财政投入、改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建立覆盖城乡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应该着重解决医疗公

平（城乡医疗服务）、医疗效率、医药定价制度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住房要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要从低收入者—廉租房、工薪阶层—经济适用房、高收入者—商品房的出发点去实现居住公平，实际操作中要加强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作为农业人口大国的第一产业，作为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改变忽视对农业投入的传统观念，继续增加农业产业投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千方百计让农民增收，尽快完成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小城镇化的转变过程。

展，即展望未来。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中称：“我们的经济已经企稳向好了”，“世界经济的复苏是缓慢的，曲折的”,“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很不稳定、不巩固”.....是呀，我们GDP每增加一个点可以提供80万～13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每年的就业需求是900万个，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在7%以上，因此保增长将是我们一段时间的国策。没有蛋糕怎么切都没有用，蛋糕大了，切错了却可以调整，现在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这要求我们必须打破原来的保守思想，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我们的月GDP增幅由年初的6.1%回升到了8.9%，而三驾马车中投资贡献6.2%，消费贡献3.8%，对外贸易贡献却是-2.9%，在出口零贡献甚至负贡献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依然保持了增长，更说明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效果，我们的措施是得当的，是对的，但我们经济基础的还是不稳定、不巩固的，主要体现在发展的不平衡上，包括地区间的不平衡和行业

间的不平衡等，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平衡客观上又要求我们必须把外需导向向扩大内需的结构性调整和产业间的调整作为今后的长远之举。

当然，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得以财政收入的足额实现来保证，所以以税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就提上了我们的日程。收入导向性将成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增加收入的理念将影响税种和税率的增减变化，相应的税收征管体系也将随之改变，在取消出口退税和大幅增加消费税的同时，增设财产税将是时间问题。因为财产税能让百姓与地方政府关系变得更密切，因为关系密切老百姓才会主动去关注政府行为，因为关注行政行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监督，所谓的社会公正、公开、公平才能得以实现和保证。我们的教授说：这是一个变革，一个不亚于78年对外开放的变革，因为那次是打开了我们的窗，而这次是把国民的眼睛重新拉回了国内。

随着扩大内需的不断实行，公共事务将不断增加，这就使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配套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面对基层财政困难的状况，中央在推行省管县和乡财县管时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区别对待，在税制改革中除考虑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外，还应该考虑改革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适当增加县区转移支付数额。因为只有县乡财政充足才能最大限度的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根本的稳定，并最终走向城乡共同富裕。而黄恒学教授的《财政风险管理》则在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财政风险不是财政问题，是社会问题，因而财政风险是一种社会风险。当社会中的私人风险

大于公共风险时，整个社会和财政是安全的，反之是可怕的，怎样去化解风险呢？一方面靠党---改革、控制、预防，另一方面靠群众---人民富裕，提高社会化解风险的能力，人民富裕是目标。

净，即净化心灵。宪法规定每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都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本就是同生兄弟，同样，一名国家管理人员权力的行使始终伴随着责任的承担，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来说，角色的复杂性会带给我们比常人更多的要求和压力。闻闸教授的《领导干部的演讲艺术》指导我们怎样更好的面对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怎样用最直接的口头和肢体语言实现与人更好的交流，从而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而张智勇副教授的《干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适》告诉你压力是怎么回事，适中的压力是什么尺度，为什么是应对压力而不是克服压力，还告诉你最简单的一句话：不要说别人懒惰。因为懒惰是一种价值判断，永远没有客观标准。从中我更深切的体会到：工作不但要讲究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有时候自己的心态和观念会影响甚至改变事态的发展，因为，人是所有事务中最灵活、最机动的主导者。

红楼前，我站在未名湖畔望着对面的博雅塔，感受着一百多年沉淀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闭上眼睛，深深吮吸一下厚重的北大气息，脑子里回放着与它们息息相关的曾经的镜头：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芸芸学子，博古论今、融贯中西的文化艺术大师，高举火炬、前仆后继的革命理想指引者.....而今天我站在了这里，虽然只是短短的五天，可我好像看到了一百一十多年的风雨，并

吸收到了储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后人积攒下来的营养。

站在季羡林先生的外文楼前，看着它前面几十年银杏树下金黄色扇形的落叶厚厚的铺在依然翠绿的草坪上，与旁边尚未融化的2009年第一场积雪相拥相依，我仿佛化身成一个老者，着一身灰蓝色布衣融入进这幅天然的水墨画中，听着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声，脑子里回想起侯景新教授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和张辛教授的《诗书画与人生》的讲给我的东西，我再次告诉 自己：

无论做什么，必须先学会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