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和哲学启示_古希腊历史哲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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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和哲学启示
摘要：在邓小平伟大的人生旅途中，1975年整顿是其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
一。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开始，作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试验，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1975年整顿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并且在哲学层面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1975年整顿历史地位 哲学启示
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愿望产生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以为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然而“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场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极大地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持续了八年时间，“文化大革命”走进了死胡同。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萎缩，任何一个名族都不可能再继续生活下去了。制止*，进行整顿，成为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决定重新重用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于是邓小平以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在铁路、钢铁、军队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进入科技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待邓小平的态度，整顿中断。邓小平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细想，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权利高度集中的年代，注定了“这个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是，1975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闪耀着极其特殊的光辉。
一、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
（一）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长期被关押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铁路运输做到安全准点，根本改变了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短短八九个月的时间，就把中国从持续九年的*中解脱出来。而且在经济上，邓小平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号召、作动员，使得中国的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发展状况达到最好。1975年整顿的成功与失败，为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了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邓小平1975年整顿做了这样的评价：这次整顿“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的撤销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1975年整顿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曾经这样总结过1975年整顿：“说道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胡乔木认为，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江泽民指出，1975年的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试验”。
关于改革。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中，都包含了改革的内容，例如铁路整顿要求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计划工作务虚会提出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对各方面的整顿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军队整顿首先解决编制和班子的问题，同时调配好各级领导班子，是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教育方面要提高教师的地位，加强数理化和外语等基础知识的教学。关于开放，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继续执行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赞同的从1972年初开始的“四三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为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三）邓小平理论在1975年整顿中开始酝酿。
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口号是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创造性的提出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专门为这次整顿提出）；以及在整顿中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和发布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一些整顿中的讲话、谈话、指示，创造性的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局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酝酿和形成的起点。
1.“三项指示为纲”：1974年8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就是这条指示的核心——安定团结；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是关于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1974年由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国民经济严重受到破坏，毛泽东做出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邓小平把这三项联系在一起，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酝酿。因为这三项指示中已经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一个基本点——安定团结，另外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虽然没有提出，但事实上却是在实行改革和开放。
2.三个著名文件：关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一条》）是邓小平领导总体战略的产物。他抓住了两个环子：一个在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一条》带动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一是在科技领域，以《汇报提纲》来指导和推动科技以及教育、文化各部门的整顿；关于《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文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这个文件由于整顿中断而没有批准下发，但是里面的内容却光芒显露；关于《论权当各项工作的总纲》，它是1975年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的“主体”，其他两个文件被称为“两翼”。这三个重要文件的产生，无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所以，较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做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
二、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哲学启示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八九个月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见有非常值得我们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学习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实践上，在理论上，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哲学启示。
（一）理论指导实践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邓小平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由来进行和展开。邓小平把它们概括、上升，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创造。一方面，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来治理“文化大革命”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以“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拥有了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进行抵制和批评的依据，“四人帮”不敢也无法名目张胆地反对。
各个方面的整顿，有些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如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科技整顿，党的整顿等；有些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组织调查研究，积极有效地贯彻落实的，如军队整顿，文艺调整等。整顿的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在领导各方面的整顿中，邓小平总是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七大”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联系当前实际，论述学习、贯彻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的1975年，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整顿，既是取得毛泽东信任、支持，保证整顿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干部、群众排除“四人帮”干扰、阻挠的有力武器。
（二）学会抓重点
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懂得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在整个整顿过程中选择铁路作为整顿的突破口。邓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大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铁路整顿中着重抓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而以徐州为突破口。把徐州铁路整顿重点突破取得的经验在面上推广，不仅指导铁路系统整顿，而且指导整个公交系统的整顿。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立即
抓住时机，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把钢铁整顿的问题进一步提上中央的日程，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要抓要害”。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要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害问题。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子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
（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1975年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同时又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的。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重申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尤其从铁路整顿开始，整顿的展开，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直接传达到群众中，做到家喻户晓，男女老少都知道。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非依靠群众不可。邓小平说的好：“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共同起来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整顿中许多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以致整个1975年整顿的胜利，都是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结合的结果，都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四）承认优秀的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邓小平懂得知人善任。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前往出席全国农业大寨会议，在山西阳泉车站，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这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后来他在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的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在1975年整顿还没有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挑选老部下，就大胆启用“*”以来长期挨整、素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让他团结一批“笔杆子”，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担当他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还有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分别领导科学院、国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顿。这些同志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实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试验，邓小平理论也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开创。1975年整顿的巨大成就与突然中断，它的成功与失败，无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借鉴价值和深刻的哲学启示。而作为1975年整顿的主角，邓小平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畏无私，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威武辩证法的纯熟运用，将永远启迪和昭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崛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