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 机遇与挑战_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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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2013年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2008年以来的下滑周期中。中国经济此轮完整周期始于2002年，住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启动了内外需增长，中国经济在2002-2007年经历了史上增长最快的上升阶段。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结束了美欧长期以来依靠资产泡沫和过度负债拉动需求的增长模式，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外需增长将大幅回落；而国内此轮地产调控的深刻背景意味着房地产调整或伴随整个经济转型时期，中国过去十年来快速推进的重工业化进程和以土地为中心的粗放型城镇化过程将明显放缓，原有增长模式下的内需增速将有所下滑。从供给面来看，持续多年投资扩张使多数行业面临较大的产能过剩压力，尤其是过去几年的四万亿计划开工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项目，很大程度上已经透支了未来进一步投资的空间，随着项目投产，未来产能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国内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供给已步入拐点；而在原有发展模式方式下，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要素生产率和收入的进一步提升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难以重回上升通道。
2013年美欧国家仍将面临房地产调整和去债务化的逆向过程，欧洲实体经济可能延续下滑，而美国经济复苏依然弱势，中国出口难以再现较快增长，资本流入可能维持低位水平。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的负面效应将进一步显现，2013年中国出口同比可能仍是个位数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或延续同比下滑。与此同时，由于房地产过去几年的泡沫化发展已经对资源配置、经济结构、收入分配、通胀压力、金融财政体系稳健和社会稳定的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房地产调控成为推进经济转型、加快社会发展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客观要求，此轮地产调控持续时间很可能超过往年。随着中央对住房行业的定性回归民生角色，政府可能建立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的长效机制，至少在2013年中央针对房地产将保持偏紧政策。由于整体宏观政策趋松而住房供应持续增加，今年2季度以来部分刚需的逐步释放刺激了房地产需求回升和价格反弹压力，尽管后期住房销量有望维持回暖态势，但在现有房地产政策背景下，房地产投资、投机需求难以强劲回升，相对平稳的刚需很难支撑住房销量出现井喷式反弹。
2013年住房销量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政策整体松紧节奏和供应增长情况，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刚需释放进度，我们预计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基本与今年持平或略低于今年。由于开发商现金流仍相对偏紧而需求前景仍属平淡，土地购置可能延续同比下滑，而房地产投资增长难以大幅反弹。整体来看，2013年房地产对内需的拉动可能进一步有所下降。房地产和出口相关需求下滑和四万亿刺激后进一步加剧的产能压力将严重制约制造业产能扩张，2013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相比今年可能进一步回落。而地方政府和相关融资平台在经历了四万亿刺激之后，其负债率也大幅攀升，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土地收入下滑和资产缩水增加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压力，无论从需求空间还是资金保障角度来看，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再重现09年那样的高速增长。预计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信贷政策支持下，今年4季度到明年3季度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业投资增速有望逐步回升，从今年上半年的11%回升到今年全年的12%-15%和2013年前三季度的15%左右；但随着刺激效应减弱和基数提高，2013年4季度可能再度有所回落。
整体来看，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可能进一步有所放缓，基准情境下从今年的17%-20%降至2013年的13%-16%。而在房地产调整和经济下滑背景下，居民消费可能延续目前增长态势，短期内加速增长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在经济回落背景下，2013年宏观政策将延续今年以来的宽松趋势，但房地产问题和美欧量化宽松背景下物价回升风险可能制约到货币政策放松步伐，政策在具体操作上可能延续相机抉择。在基准情景下，中国2013年GDP同比增长7.3%-7.6%。受房地产回暖和政策延续宽松支撑，今年4季度到明年上半年GDP同比可能缓慢回升，CPI同比也将有所抬升，随着刺激效应减弱和房地产市场可能重新回落，明年下半年GDP同比可能再度有所放缓。货币政策方面，今年年内可能还有1次降息和1次下调准备金率的可能性，2013年降息和下调准备金率的空间为1次和1-3次。从窗口期来看，今年10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一是房地产2季度以来反弹明显，目前进入金九银十的季节性旺季，为抑制房地产反弹压力，降息的窗口期可能推迟，尽管经济3季度表现依然偏弱。二是美联储推出QE3还是略超预期的，中国决策层也需要评估、观察下它对中国流动性、通胀压力的实际影响。如果4季度经济回升不太明显(GDP
增速仍低于2季度7.6%)而住房销量和价格反弹势头明显减弱（最新8月数据显示有所减弱），那么今年11、12月下调一次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会增加。如果今年11、12月降了一次息，那么2013年降息的窗口期可能就在下半年了。
未来决定中国经济是否超预期的主要因素有三个：美欧经济形势、国内房地产情况以及国内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如果美欧经济形势或国内房地产情况好于我们预期，那么中国经济表现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大幅超过预期，那么2013年前3季度的GDP增速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测，但这种简单的总需求刺激将透支中长期内的增长潜力，随着刺激效应减弱，2013年4季度以后的经济增速可能明显回落。
有利条件
环境改善和活力增强兼具
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较好，外部环境趋于改善，市场预期不断好转，体制机制改革有望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基本面良好、外部环境趋于改善、市场预期好转等有利条件。
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较好。总体看，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收入较快增长阶段，且一些新的增长拉动因素正在形成，经济基本面仍然良好。一方面，内需增长仍有广阔空间。从消费方面看，对文化、教育、医疗、养老和旅游等服务类需求增长迅猛，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信息家电等已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住房汽车等消费持续增长。网购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则有力地促进消费潜能的释放。从投资看，我国在城市轨道交通、环境治理、城市排水、保障房（包括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着极为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要素供给质量明显提高。从人力资本积累看，2013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以上，劳动力整体素质持续提高。从研发投入看，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保持在20%左右，2012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98%，绝对量为世界第二。从资本存量质量看，近年来我国建设了一大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装备、重要基础设施，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照要素供给测算，2014年我国潜在增长率与2013年基本持平甚至略高，这为2014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基础。外部环境趋于改善。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在波动中逐步加强，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发达经济体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预计在财政紧缩力度减小、货币条件仍然有利和私营部门活动增强等因素的带动下，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2.5%。美国经济的好转将对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带动作用。欧洲经济近期表现超出预期，随着政策措施逐步消除尾部风险和财政拖累减少，预计2014年欧洲经济增速可达1%左右，改变数年来持续衰退的局面。受提高消费税等财政巩固措施的影响，预计2014年日本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落，但仍可保持正增长。2014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仍低于潜在水平，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减速，预计全球通胀形势仍将保持稳定。
市场预期转好。今年以来，我国通胀压力持续缓解，价格总水平（CPI）处于调控目标3.5%以内，这为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二季度以来中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增长的上限、下限和底线，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对稳定市场预期产生了积极作用，促进市场主体投资意愿的回升，这一趋势有望延续，并有助于继续改善市场预期。通过调研发现，目前企业家信心普遍回升，投资意愿上升，采购活动加快。
体制机制改革有望激发经济增长活力。今年以来已经推出简化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等多项改革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势必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企业家对改革均寄予厚望，不少企业愿意借改革先行先试政策，创新企业投资和管理方式，挖掘自身增长潜力，将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国
内有利条件增多。金融利好有利于促进贸易的发展。深圳前海和上海自贸区探索的跨境金融交易和资本流动管制，不仅是在资金跨境方面简化了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贸易相关的资金流转也将加速，尤其是上海自贸区以推进贸易企业结售汇便利化、放松外汇管制、通过贸易流带动资金流构建在岸金融中心的思路，将对我国外贸开展有质的提升。
不利因素
矛盾隐患和不确定性共存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财政金融领域矛盾和隐患较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问题短期内难以明显缓解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持续存在，这些因素也可能拖累我国经济发展。一是新兴经济体近期增速明显放慢，今年二季度，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印度和南非经济增长分别为1.5%、5.5%和3%，均为近年来的低点。由于新兴经济体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已经显著上升，其经济减速对我国的影响也要高于以往。二是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美联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几率很大，由此可能对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市场、汇率和贸易等多方面产生较大冲击。三是国际地缘政策的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区持续不稳定，我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也更趋于严峻，对我正常经贸关系产生了一定干扰。
财政金融领域矛盾和隐患较多。今年以来，我国财政金融形势变化较大，财政金融领域存在多种隐忧。在财政方面，一是地方融资平台筹资能力和偿债能力趋于下降。虽然目前对地方债务有多种测算，但政府债务高企，债务占财政收入比重持续上升几成不争事实。调研发现，部分三、四线城市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减少，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有所显现，银行也增加了对其放款的谨慎性，一些平台公司的筹资形势不容乐观。同时，债务高企也将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二是局部地区财政收支矛盾可能加剧。受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加大减税力度、房地产相关税收增幅明年可能有大幅回落等影响，加之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增收难度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保障改善民生等，财政投入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压力相应加大。在金融领域，由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累积，银行信贷的不良贷款率在提高。金融机构规避监管，高风险业务扩张过快，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问题短期内难以明显缓解。近年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趋于严重，明年仍然可能难以有效缓解。一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目前工人工资基本以年均20%至30%的速度上涨，用工成本高企，加之需企业支出的附加在工资上的各类社保支出与工资的比例已达到0.5比1，企业负担加重。二是税负水平较高，部分企业反映，目前企业所缴税费占企业利润总额的50%以上，甚至占营业收入的20%以上，企业难以承受。三是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日益突显。目前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着审批周期长、贷款规模较小等问题，银行在收取正常利息之外，还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名义收取其他费用，导致融资成本高企，目前正规渠道得到的贷款加上各种成本年利大约在9%至10%左右，其他渠道的融资成本更高。四是目前产能过剩矛盾依然严重，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蔓延，也向上游资源类企业蔓延，持续影响企业总体经济效益。房地产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引发社会矛盾，并挤压其他产业发展空间，通过各种渠道对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也产生不利影响。随着房产税的扩围、按揭利率水平的上升、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和一些三、四线城市供过于求，房地产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调整压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我们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今年以来，一方面，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后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之中，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一些积
极迹象，但增长后劲不足，世界经济复苏弱势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长速度面临换挡、结构调整引发阵痛、政策效应尚待消化，处于一种多周期叠加的阶段。
对此，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寻找面向未来的发展新模式。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但基于政府投资、高储蓄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长久维持。新一届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寻求新的增长模式，即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服务业、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同时推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秘鲁经济和财政部长卡斯蒂利亚也认为，在经历10年高增长之后，中国应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并适时加以调整和改革。
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把“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为全年工作的总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深化改革，加快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不断改善民生，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良好开局。
良好开局来之不易，体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策自信”。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即使当国内外舆论纷纷猜测有可能“出手”之时，仍然平心静气、静观其变。这种“不变”给了市场和企业以“定心丸”。20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市场机制已经广泛发挥作用，有些事不用政府去做，市场会自动调节。当然，“不变”不等于“不作为”。“我们既不能盲目刺激经济增长，也不能放任经济减速跌出合理区间。”实际上，经济环境的严峻性，给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宏观政策恰到好处，实为不易。
良好开局来之不易，体现在保持经济总体平稳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从上半年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推动结构调整的紧迫感和主动性明显增强。不仅北京和上海主动降速赢得转方式调结构的机遇，即使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贵州，同步建小康的任务很重，认识也很清醒，提出既要“赶”又要“转”，强调既要保持较快速度也要优化结构，既要发展经济也要改善民生、还要青山绿水。这两年，贵州的经济增速全国第一，“爽爽”的环境也被广为称道。东部在提质，中部在转型，西部在加速，区域经济发展趋向更加协调有序。
来之不易的良好开局，奠定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坚定了中国经济继续“领跑”的信心。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型升级，就一定能够巩固良好开局，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经济增速放缓也随之出现。一些人士惊呼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撰文直言，中国经济“撞上了长城”。这些观点放大了短期局部困难，更没有看到当前宏观调控“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正不断释放的政策红利，实在过于悲观草率。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很大。从居民真实收入国际对比看，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1%，仅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的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的完全城镇化率还不足50%，到2033年前后才能达到70%，实现高质量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依然大有可为。
从财政情况看，上半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虽未达到年度预算预计的8%，但目前剩余财政资金应仍不低于3万亿元，对于购买公共服务、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设、环境治理而言，政府钱袋子仍相对充足。
投资下滑需要警惕，但主要是部分过剩行业产能过剩所致，其中既有周期性过剩、也有结构性过剩，需要甄别对待。不过可喜的是，相对于第二产业投资增幅下降，公用事业投资增速6月份从6.4%升至22.7%，房屋新开工面积也明显增长，表明第三产业和房地产投资有望顶替制造业接力投资。特别是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意味着在楼市调控不放松的基础上，房地产投资将继续为稳增长作出贡献。
此外，从通胀预期看，去年四季度以来，CPI已然企稳，PPI同比跌幅也有所收窄。物价平稳为货币政策预留了足够空间。目前消费短期内对GDP的贡献虽远低于投资贡献率，但随着金融改革、土地改革、户籍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减税政策的不断推进，私人部门投资环境改善，民营经济吸纳高成本劳动力的能力有望提高，从而引致未来收入增长预期形成，这将有助于国内消费的升级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同时，利好长远发展的政策组合拳正密集出台，制度改革的红利将持续释放。自提出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六条措施，到央行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再到推出减税、贸易便利化和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一揽子政策，不难发现，兼容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组合已见雏形。随着市场利好预期的稳定形成，下半年尤其是进入四季度，这些政策措施的累积效果将开始显现。
对当前宏观政策框架，有人或解读为“不刺激”。事实上，中央一直强调不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是为了建立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动力，并不意味着放弃短期、局部、适度的刺激措施。尽管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但是当经济增长触及下限时，政府会适时出台适当的逆周期微调措施，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可承受区间内，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
不可否认，这些年中国已经为单纯保增长的调控思路交了不少学费，如今不可能再重走依靠大规模政府投资、货币超发实现经济增长的老路。但同样可以断定的是，我国也不会效仿拉美部分国家在经济转型期，采用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办法，使经济发展彻底暴露在硬着陆风险之下。
只要按照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思路，措施得当、执行有力，保持宏观调控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协调性，我国经济完全能够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中国经济不但不会“撞上长城”，还将抓住时机“跨越长城”，使经济发展从低效益保增长之路驶入高质量稳增长通道。
尽管上半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产能过剩仍有待化解，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亮点仍然不少，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不断上升，经济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这给踯躅不前的世界经济，抹上了一笔难能可贵的亮色。
投资结构逐步优化的走势明显。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民间投资完成115584亿元，同比增长23.4%，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63.7%，而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1%，今年一季度的比重为63.3%。比重的稳步提高，表明民间投资渐趋活跃，有望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来看，我国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出现积极分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持续增大。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中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为平稳、持久的力量，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因素。在上半年7.6%的经济增速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2%，投资贡献率为53.9%，两者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9.1%，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从产业结构来看，现代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向好，而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持续丰收为稳增长、稳物价奠定了基础。今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标志之一。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有望在经济和就业增长中发挥“稳定器”的重要作用。高耗能行业继续“减速”，高技术行业则不断“加速”，特别是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4%，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6%，高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2.3个百分点，升降之间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提升优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企业主动调整、创新驱动的意识明显增强。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和渗透，形成了众多新兴服务业，它们不仅充分发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且有利于培育壮大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从区域结构来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展明显。东部地区转型升级起步早，调整步伐快，经济率先企稳，而且增速稳中略升。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快于东部，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对经济企稳也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上半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中部地区增长10.0%，西部地区增长10.5%。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速“领跑”全国，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走过了“东部快、中部慢、西部滞后”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也得到明显改善。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两者的倍数比为2.83，同比缩小了0.08；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为9.2%，继续快于城镇居民。随着夏粮的“十连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一好势头有望在下半年得以延续。
我国正处于必须依靠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不断加快，特别是一系列扩大内需举措的实施，经济增长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亮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对文化、环境的需求明显增加，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绿色产品、保健产品和服务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旅游消费、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等快速增长。此外，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和市政设施的投资空间依然较大，人力资本条件不断改善，企业创新活力增强，加上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后发优势逐步显现，沿海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竞争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将转化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展望2014年的形势时，李雪松表示，2014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与挑战，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二是企业的资金成本，比如说贷款利率很高、劳动力成本很高、物流成本很高，这些综合成本上升较快。另外人民币持续升值，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情况下，特别是贸易顺差，今年比去年还是有所上升，除了外汇储备上升，释放出基础货币之外，使得人民币升值，也使资本价格的上涨，我们的资金也难以通过有效途径“走出去”，特别是居民的对外投资方面受到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经营压力较大，今年中小企业竞争压力很大。三是部分地方政府负债水平比较高，而且最近一两年债务增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按照目前的债务增长速度增长下去，政府负债水平很快达到不可持续的状态，或者达到部分国际其它国家出现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四是农民工用工荒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状况并存。五是土地、水、大气等污染问题凸显，影响大众健康。另外，在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了像温州、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带来了潜在的坏帐和债务违约的情况，加剧了银行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