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墨子》_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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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墨子》

这学期，我们在黄老师的课堂学习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进行了几节课的学习后，老师要求我们要在课外选读一些哲学书籍，之后需要上交一篇读后感想。在听到这个课外作业后，我第一反应是，我要选《墨子》作为这次作业的探究对象。

《墨子》是墨家的经典，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又名墨翟。春秋末战国初期的宋国人，是战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很多人比较关注儒家和道家的学说，为什么我对墨家这么感兴趣呢。一是作为先秦诸子中唯一一位以工匠出身的先哲，我对这位用实际行动来反战的“侠客”深感钦佩；二是在清末，面对那个风雨动荡的中国，梁启超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若今日中国有墨子，则中国有救”。

之前有陆陆续续接触一些墨家的学说，但绝没有近日这么投入。墨翟涉猎广泛、身份多重，所以《墨子》一书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多。有一些内容是墨子根据自己在工具、守城器械制作方面的经验，总结了一些早期的科学知识；也有探讨古代文人最为关注的，关于治国准则、举贤制度的议题。

墨子反对战争，并充分尽自己的能力阻止战争的发动。曾有记载，墨子为了阻止楚国发动的战争，不分昼夜地赶路，最后用自己守城的知识折服公输班和楚王。墨子是工匠出身，所以他是先秦诸子中少有的科学意识浓厚的一位。在墨子里，也经常有关于他对科学现象的一些理解。在力学方面，《墨子》论述了力与运动的关系，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力，刑之所以奋也。”墨子对浮力的原理也有这样的说明：“荆之大，其沉浅也，说在具。”其言下之意就是，物体所受浮力的大小与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物体在液体中所处的状态与物体所受的浮力与重力有关。在声学方面，《墨子》中有这样的记载：“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他记叙了利用声音的共鸣，探测敌方挖地道点的方法。《墨子》中还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光学知识，比如在球面镜成像规律方面，对凸面镜成像，书中记载着：“鉴者近，则所鉴大；其远，则所鉴小，景亦小。”

对先秦时期的力学、光学、机械学、几何学和算学方面知识的概括与总结，使墨家成为古代中国最富于科学精神的一个学派。后期墨家把墨子的逻辑思想加以系统化，发展并提炼成形式逻辑的概念论、判断论和推理论，并表达了辩证逻辑的一些思想因素，构建了一个足以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体系相媲美的东方形式逻辑体系。可见，墨家对早期的科学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其后来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墨子中还有大量篇幅是对治国准则、举贤制度的探讨。春秋战国之交,各国的贵族世袭制遇到了全面的挑战。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在经济上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形成了一股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他们从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出发,期望政治上的一系列权利。墨子正是代表他们的心声。若要“求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尚贤乃为政之本。有许多学者认为，墨子的“尚同”“尚贤”理论，特别是“尚贤”与西方“民约论”“社会契约论”有相近似的含义，这种理论的代表者为梁启超先生。他们认为《墨子·经上》的“君,臣民通约也”正是民约之意。“通约”即“共同约定”。故“君,臣民通约也”意为“天子、国君是由臣民共同约定而立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尚贤”与“社会契约论”在理论上确实有相同之处，这也确实体现了墨子观点的先进性与超前意识。墨子主张“莫若法天”，这里的“天”就是一种客观的正义标准，是最高的准则，实行着赏罚的功能。“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赏者有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罚者亦有矣。”对于顺从天意，天必赏之；而违背天意者，一定会受到天的惩罚。墨子的正义观异化为“天志”，天志与正义应是正义价值的不同表达方式，都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天志不过是墨子对其正义观念的抽象表达。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要使事物合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墨子的法是其借助或寄托于天而塑造的社会法则。他推崇“天志”，借助“天”的力量来实行赏罚。墨子不遗余力的劝勉统治者要实行善政。“天欲义而恶不义”，“义者，善政也。”然而对于不义的统治者，墨子除了乞求“天罚”外，毫无办法。因此，墨子的法律观是建立在“神意”的基础上的。墨子主张建立“贤人政体”，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哲学王”的人治思想相似。他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只有贤人治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墨子说：“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也就是说，如果是高贵聪明的人管理愚蠢低贱的人，国家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反过来愚蠢低贱的人管理高贵聪明的人，国家就会混乱。由此便可知尚贤是为政的根本。在战国时期，各家各派都讲尚贤，墨子则是反对宗法制度的，他认为贤人应通过推举产生，而不是以出身和财富为标准，只要有才能就都有被推选的可能。

在墨子的著作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为群众的“发言”。我把它理解为，墨子至始至终的平民情结——最高大的伟人心中始终装着最底层的人民。这个来自东方的智慧头脑所诞生的治国观点，与遥远的西方文明起源交相辉映。墨子的一些观点有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危险，但在战国初期，借助“天志”来试图建立一个能让众人信服的准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在战国时期，墨学与儒家是被广泛接受的两种学派。并称“显学”，在百家争鸣的当时，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最初师从儒家，后来墨子不满儒家的礼乐奢靡的烦扰，推崇质朴节俭的他自创了墨家学派。在我看来，儒墨之别就是，墨家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比儒家的要彻底，或者说，墨家的思想更为超前。同样是举贤任能，儒家有很多条条框框，但墨子主张唯才是举，“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墨家这种在今天看来能体现公平民主、对社会大有脾益的思想在当时却会引来许多既得利益者的抨击；同样是提倡“爱人”，儒家认为爱有亲疏远近，有等级的区别，而墨子确认为要“爱天下所有的人”，并提出“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这不是如今我们最为提倡的吗？可在当时，这绝不能收到统治者的赞赏，所以统治者选择了儒家，或者说，使历史选择了儒家。

时至今日，探讨历史的另一种假设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我们唯一能做到就是好好学习墨翟这位遥远智者的学说，并站在21世纪的高度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墨学，让先贤的智慧永远福泽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