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成效的帝王_中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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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成效的帝王
官员的腐败一直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从国家产生之后，人类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反腐战争。而且，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产生了许多故事。其实，无论在哪朝哪代，无论国内国外，老百姓们最痛恨的都是官员的腐败问题。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在整肃吏治方面肯定是颇有建树的，而一个反腐倡廉卓有成效的国家也绝对会是个强大和谐的国家。俗话说“观社会更替、明盛衰之理，乃有资于治”，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以反腐倡廉为中心的形势下，我们回首历史，以古为鉴，不无裨益。在中国五千多年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要说哪位皇帝反腐最狠，那肯定是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他制定颁布的《大明律》堪称史上最严酷之法，明朝对官吏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也特别重，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瞠目结舌、匪夷所思、毛骨悚然的地步。其时腐败代价之大，今人看来，仍不寒而栗。然而，如此严刑峻法却阻挡不了明朝官员前仆后继的腐败步伐，可见朱元璋的反腐政策确实成效一般，可谓是治标未治本。那么，谁是中国古代皇帝中反腐倡廉的第一高手呢？他就是宋真宗赵恒。宋真宗还是个诗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名句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不仅如此，宋真宗还是个很有作为的明君。他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他统治的时期，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表达对它的千秋歌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宋代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这个伟大的时代，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一个必须注意的事实是：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这些是唐朝无法比拟的。遇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那时，宋朝富甲天下，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可达五百万贯。面对这样的巨大诱惑，北宋时期官员的贪污腐败的现象却大幅减少，尤其是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然而，这样的廉政理念，如果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管理制度，那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而已。其次，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了他们再次搞腐败的可能。最后，政府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名传后世的清官包拯就是产生在宋真宗统治的时代，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宋真宗廉政建设的成效。伏尔泰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放眼我们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借宋真宗的前车之鉴，那么恐怕这才是我们的大不幸。下面的这则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宋真宗颇具自省意识和自我批评的风格。1016年夏天，北宋皇帝宋真宗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许多关于蝗灾的奏折，称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严重蝗灾，来势凶猛，危害极大。当时，宋真宗正在迷信神仙之说，他相信神仙会来消灭蝗灾。许多官员看出了宋真宗的心思，就开始扮演“大忽悠”的角色，投其所好，纷纷对真宗说：国家不必忙着灭蝗，神仙会来帮忙的。这些官员就是想利用这场蝗灾来讨好宋真宗。在送到京城开封的奏折中，有的说，蝗虫都害怕皇帝的神威，纷纷自杀了，遍地都是蝗虫尸体；有的说，无数蝗虫改变了口味，天天只喝水，从来不吃庄稼；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时，忽然遭遇到一股神奇的力量，自己死了，这是神仙在帮助大宋王朝消灭蝗虫。更让真宗精神振奋的是，苏州官员的奏折中说，蝗虫们害怕皇帝，它们又为了讨好皇帝，选择到风景秀丽的太湖里集体自杀。还有的大臣上奏说，自己所管辖地区内的蝗虫大多抱着草死掉了。宋真宗看到这些奏折，非常高兴。不过，他毕竟是个聪明的皇帝，就派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实际情况。太监们也想讨好宋真宗，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尽管见到的蝗灾非常严重，却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在不断自杀，这都是皇上的神威所致。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能消灭蝗灾，激动万分。几天后，宋真宗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见无数蝗虫黑压压地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甚至直接飞入了金銮殿，宋真宗看到此种情景，不禁脸色发白。开封附近也闹起了蝗灾，而且越来越严重，开封郊外的庄稼被吃得七零八落。宋真宗这时似乎清醒了许多，他心急如焚，开始强调人工灭蝗。然而，由于错过了灭蝗的最佳时机，灭蝗的效果很不理想。有一天，宋真宗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黑了下来，他扔下筷子，连忙跑出去，抬头一看，无数蝗虫从皇宫的上空飞过。宋真宗默默地看着，脸色非常难看。随后，宋真宗派出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要彻底消灭蝗虫，并派出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蝗灾消灭后，宋真宗开始反思这件事情，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非常自责，同时，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深恶痛绝。于是，宋真宗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元朝官修正史《宋史》脱脱等的评价是：“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以史为鉴，可心知兴替。任何时代的反腐败，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有时是顺势而为，有时是不得不为。然而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反腐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战争，而且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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