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读书笔记_读书与做人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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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根据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一是针对辛亥以来对传统政治的全盘否定，二是认为政治制度必须得自根自生，即使要从国外移植，也要先与本国传统融合沟通，才能发挥作用.他认为，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是无法长成的。

书中主要谈的是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它大体上可以代表中国历史之全部进程。

本书历代制度介绍为主。分别介绍了各个朝代的政府组织、选才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等。同时，作者认为，孤立地讲制度是不足取的。要讲政治，得精熟一代的人事；制度间是相互配合的；制度是流变着的；制度的创立有人事的需要；制度的利弊要听取历史意见，即当时人的评判；制度有地域性；制度和文化也有关联。所以，政治不能孤立地讲。

稳定的禁锢——士人专政与土地束缚“稳定”这个词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实在很特殊：一方面，“稳定”几乎是所有时代的政府施政最重要的着力点，甚至现在我们还在讲“创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确实相当稳定，以至于我们的“封建社会”能持续两十几个世纪，其中的改朝换代不过是坐龙椅的人换了个姓氏，基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鲜有变动。和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花的几百年相比，我们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实在领人难以理解。

我对此也一直困惑不已，直到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想，我们实在是大大地误解了我们历史和政治。

何谓“封建”？根据字典上的解释，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分给宗族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土地上建国”（《现代汉语词典》，379页，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第三版）。照此解释，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实有相当大的问题：教科书中把春秋及以前归为“奴隶社会”，战国往后为“封建社会”，但事实上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的政治制度才是符合上述的词典定义的，秦朝已经开始改行郡县制，以后各朝其实也和秦朝大同小异。所以称秦以后的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封建专制”是不适当的，而且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其实我们根本不用，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进程跟西方比，这是两条不同的演进路径，因此“‘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为何能持续两千年”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法也无须

回答。但同时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秦以来这两千余年中国实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政治制度？为何它能坚持如此长久？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士人专政”。

确实，正如钱穆先生所分析的，秦以后，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得由知识分子担任，从两汉的地方推荐、举孝廉，到隋创设科举而后唐宋不断延续并改进，明以后更是非进士出身不能入仕，中国的政权越来越被知识分子，也就是士人所掌握（元、清两代外族入侵，有部族专权排外的情况，算是例外）。秦没有分封诸侯，后代诸朝也少有掌握实权的王侯，门第势力在汉以后逐渐衰微，政府基本已由这些大多无政治背静的知识分子组成，因此国家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他们的掌控中，而非皇帝，因为他们才是直接控制和影响国家政治的人。但是，这种士人政府模式是如何保持稳定运作长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呢？

我联想到了历史教科书里的另一个概念：“封建官僚与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这种提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同时由两个阶级去实行专制实在是个矛盾的理论。不过其中也有正确的内容：官僚掌握了政治，地主掌握了经济，对政治和经济是专制的必要条件。那么，如何调和这不同的两者呢？我认为，他们可以归结为一类——士人。

士人，也就是原来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毫无疑问，需要知识。但在古代，获取知识的代价是很高的，特别是唐以前生产力尚很低下的情况下，必需的书籍和前辈老师的教导都不是一般平民劳动者所能企及的，因此汉朝的士人多来自那些有地位和财力的门第，只有这些富贵的门第才有资本去培育知识分子，也就是未来的士人。因此，汉代的士人专政表现为门第士人的的形式。唐宋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实施，使成为知识分子的门槛降低，但对于财力有限的平民阶层来说依然困难，平民家庭不一定愿意牺牲一个青年劳力而让他去求学，所以这时，有财力的地主阶层成为士人的最大来源（商人虽然有财力，但在古代中国毫无社会地位，甚至不被允许参加科举）。地主阶层的年轻人通过科举，即成为士人（官僚），掌握了政权；而这些士人（官僚），不管来自平民阶层还是地主阶层，如果仕途顺利，有了丰厚的收入，大多会去置办田产，以为后代荫庇，保证子孙能有“往上爬”的资本，这样这些士人（官僚）也就有了地主的身份。照此看来，在古代中国地主和官僚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关键是：官僚要有财，地主要有知识。统而言之，即为“士人”。当士人同时掌握了政治和经济，可以说就有了掌握一个国家所需的一切。但要保证这个制度的稳定，还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士人阶层的变动性。士人是通过科举这样的全国性普选挑选出来的，虽然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公平，但科举至少保证了下层民众有一个途径跳出农门（正如今天的高考）去参与国家政治，而且这条途径还是相当可行的——应该说，科举从初衷和实效上讲都不失为一种民主政策，虽有它的弊端，但也断非教科书上所说的“禁锢思想的工具”（清朝因为是外族政权，所以故意打压和限制汉人知识分子，算是例外）。因此，通过帮助参与者进行跨阶层的社会地位变换，和变动组成士人的知识分子的来源阶层，科举便能在变动中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同时，又能借助士人作为官僚与地主间转换的中介来平衡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正是这种变动的平衡，支撑了千年来的中国“士人专政”。虽然对于古代，“士人专政”不失为一种适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制度，但是，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种稳定的体系中其实包含了巨大的禁锢，那就是——土地的束缚。

正如上面所讲的，作为官僚和地主的集合体，士人存在着对土地的先天依赖，毕竟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当整个社会的平衡点都已系于士人时，士人只会注意与他休戚相关的土地和农业，而土地和农业最需要稳定，这是与士人专政相辅相成的；这时，其他比如商业、手工业等“冒险的”、“背离常规的”行业想要突破这个体系去寻求发展已经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和地位，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是走单一的农业路线永远不可能使生产力得到良好的发展，被科技的瓶颈所阻是自然的后果。可惜直到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我们还是没能完全地醒悟。说起来，士人专政的稳定，保护了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但也禁锢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历史的百年屈辱。但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士人政治”的文化传统，依然影响着我们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只是，我们得认识到：稳定，还是发展，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