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冤案和破案_公安成功破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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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案、冤案和破案
随着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冤案的昭雪，11年前引发这件冤案的“无头尸案”也于本周告破，被害人和杀人真凶都已确认。有媒体注意到，早在当年机井内发现无头尸体，被害人亲属前往认尸时，警方就告知“已确认苦主”，拒绝其观看。这里确认的所谓“苦主”，就是那个11年前并没有被杀，今年4月30日又冒出来的村民赵振裳。而警方之所以拒绝被害人家属认尸，无非是因为他们已把无辜的村民赵作海“打”成了杀人犯。如果又冒出一个与赵作海无关的“苦主”，岂非让警察一时三刻破不了案？
这个情节意味着：“无头尸案”本来可能在11年前或至少更早的时候就被侦破；而赵作海的冤案则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或者至少不会延续11年。然而，在一个已经“破”了的案件和一时尚难侦破的案件面前，警方选择了前者。
这个被赵作海冤案拖延了11年的“无头案”的告破也昭示人们：一些积年疑案之所以存在，恐怕不仅是破案技术和经验问题，而是价值导向有问题——如果不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及人身自由作为警察的价值目标，而只是以破案作为其职业的功利目标的话。
一个冤案的昭雪立刻带来另一个积年疑案的侦破，也给人们以一种积极的启示：以人民的生命和自由作为根本价值，有可能更多地侦破案件。与前者相较，破案率乃至破案本身，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价值。
从本周二开始实施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对76种具体违法违纪行为规定了适用的处分。当我从网上搜检、阅读这个《条令》时，条条禁令的文字后面，浮现的都是鲜活、惨痛的案例。其中第十一条第二款“实施或者授意、唆使、强迫他人实施刑讯逼供的”，就让我想到了赵作海的冤案。其第十二条中“因工作失职造成被羁押、监管等人员脱逃、致残、致死或者其他不良后果的”，则让我想到了“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和“针刺死”等一年来诸多监所非正常死亡事件。
广州警方本周四公布摧毁了一个广州市近十年来火力最强、作案手段最残忍的暴力武装犯罪团伙。这个团伙涉及命案3宗毒案9宗，其武器多从境外购入，大部分为军用武器。
阅读这篇消息，我同大多数读者一样，不禁为警方的辉煌战果而叫好；但同时却又想到：这个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成形并武装化，并于同年因遭禁锢成员出逃报警而恶行暴露的暴力犯罪集团，为什么在3年后才得以彻底摧毁？广州《新快报》的报道说：“广州警方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侦查，去年夏天在广东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发动了收网围捕战役，截至今年年初共抓获包括伍氏兄弟在内的团伙成员19人。”而团伙头目伍志坚则是在去年因与警车争道拔出枪来而意外落网的。
也许涉黑案件的侦破有我们普通人不了解的困难，但社会的期待总是越快越好。在黑恶势力还是手持棍棒的时候就将其剿灭，勿使其发展到从国外购进“苏式四三式微型冲锋枪”的地步。对于社会安全来说，更重要的价值，是防患于“未然”、“未大”，而并不是在“已然”、“已大”之后警方收获的“辉煌战果”（这是报道用语）。
本周多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都关注到一位广西农民王子发的命运。近9年前王子发身陷一件命案，后来被判处死缓。但3年前已有人承认为真凶自首被捕，王子发却至今还在狱里关着，因为法院需要更多的证据确认真凶，把他判了，才能把王子发放掉。这种逻辑受到多家媒体评论的质疑：如果法院这么重视证据，王子发的死缓又是怎么判的呢？确定和释放一个无辜的人，难道真的需要以判决一个有罪的人为条件吗？
虽然这个案件早已由警方移到了法院。但法院的逻辑，似乎仍然是“破案导向”的思路。即：不是对一个人有罪或无罪单独作出判断，而是以能不能破案作为潜在的价值导向。其实法院应该有与警察不同的逻辑和导向。而能不能破案——找到真凶，不是法院考虑的问题。
本周五有一条新华社消息说：王子发案经检察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和相关鉴定工作，将于近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广西高院表示，2009年，河池市中级法院先后两次组织开庭审理，但证据间一些关键矛盾仍未得到合理排除，案件中存在的诸多疑点仍未得到合理解释。
如此说来，这不就是一个疑案吗？而按照当今世界通行的法理，“疑罪”难道不是应该“从无”的吗？我由此想到疑案、错案和破案之间，可能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动态关系：我们看到的疑案少，或者有些疑案很快就变成了错案、冤案（如赵作海所陷入的“无头尸案”，本是疑案，很快就成了错案、冤案），这可能是因为：有人难以接受疑案的存在。而对于警察来说，疑案是不能算作破案而领功受奖的。
山西蒲县煤炭局长经营煤矿10年家财逾3亿 全国有35套房
据新华社电 一个小小的县煤炭局局长，居然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案，因为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被称为煤炭大省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郝鹏俊一审被判20年有期徒刑。
“小局长”的大煤矿
官居科级的郝鹏俊数亿家财令人们震惊。专案组在郝鹏俊家查获的3.05亿元违规违纪资金中，仅北京、海南等地35套房的合同房价款就达1.7亿元；此外还有郝鹏俊本人及其亲属的存款1.27亿元。
不仅如此，经蒲县人民法院当庭宣判，郝鹏俊夫妻因逃税罪被处以巨额个人罚金，连同判罚成南岭煤矿的单位罚金，罚金总额高达2.6亿多元，堪称“天价罚单”。专案组的调查表明，这些惊人数字主要来自郝鹏俊的大煤矿。郝鹏俊先后担任蒲县地矿局长、安监局长、煤炭局长、煤炭局党总支书记。这一连串与煤矿相关的职务，本该为国家矿产资源保驾护航，在郝鹏俊手中却成为私办煤矿的“保护伞”。
据蒲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时任地矿局局长的郝鹏俊即开始经营蒲县成南岭煤矿。当时，郝鹏俊以办理采矿许可证为名，让其他人出资2万元非法买克城镇张公庄村委一个叫后沟洼煤矿的采矿许可证，编造谎言替换成蒲县成南岭煤矿。2004年，调任蒲县煤炭局长后，郝鹏俊更是肆无忌惮。2005年8月，中纪委等部门联合下发文件，要求以本人或以他人名义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限期撤资。
为掩人耳目，郝鹏俊与其堂兄、妻弟签订了一份假退股协议，并依此向蒲县纪委进行了退股申报登记。而在成南岭煤矿，他和妻子于香婷仍是“说了算”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也拥有绝对的煤矿财产所有权。
“我没有投资，老板是姐姐两口子。我是他们雇佣在煤矿当法人代表的，每月给我5000元工资。”郝鹏俊的妻弟于小红在法庭上说，煤矿的日常管理，包括用哪支采煤工程队、矿上的原煤销售到哪里、什么时间拉煤、价格多少都由郝鹏俊夫妻决定。
乘着煤炭局长的“东风”，成南岭煤矿规模迅猛扩大，由一个几十万元投资的窑口子，发展成总资产5285万余元的大煤矿，职工达500多人。
“官煤”结合的利益链
煤炭局长的身份给了郝鹏俊诸多便利。于小红出庭时说，每逢“风声紧”的时候，生产是停还是继续，于小红都要请示郝鹏俊夫妻，然后再转达给采煤工程队。
据蒲县纪委调查，2007年蒲县一次煤矿事故后，全县所有煤矿停产整顿，但成南岭煤矿却有禁不止，继续非法生产。
对郝鹏俊而言，手中公职还是自己煤矿“开源节流”的工具。2003年5月，郝鹏俊借部分煤矿安装瓦斯监控设备之机，指使杨某购得13万元矿用监控电缆，供成南岭煤矿使用。此笔款项经他签字后，一直由煤炭局垫付。同年11月，郝鹏俊代表成南岭煤矿与江苏徐州矿务局孟煤项目部签订合作开采合同书，12月，竟在蒲县煤炭局财务账户上支付给孟煤项目部10万元设计费。
除此之外，公安机关发现，郝鹏俊还牵扯逃税、贪污等多项罪名。从2003年到2008年，成南岭煤矿通过销售原煤不开或少开增值税发票，少列收入进行虚假申报或不申报的手段，共偷逃税款1871万元。“官煤”腐败的滋生土壤
身为煤炭局长，郝鹏俊为何能够大张旗鼓地经营煤矿达10年？纪检、检察机关部分调查人员和一些学者认为，制度缺陷和监管缺位是根源所在。
违规审批、入股办矿、挪用煤炭基金„„随着煤焦领域成为山西纪检部门查处重点，因煤而生的各种腐败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山西省纪委曾于2010年1月21日通报称，该省在2009年展开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中，共清缴违规违纪资金145.82亿元，处理了1217名违纪党员干部。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田肇树认为，制约机制不健全是“官煤”式腐败的温床。一些“一把手”的个人意志膨胀，加上他们控制着相当大的物资分配权、人事管理权和项目审批权等，腐败很容易滋生。
一位纪检部门工作人员分析说，以郝鹏俊案件为例，他自恃“一把手”，在单位大权独揽，有恃无恐，骄横跋扈，制度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对以煤焦领域为代表的基层官员监管缺位、监督无力，被认为是小官员、大腐败的重要因素。
蒲县纪委副书记孔宪民说，纪律监督乏力，郝鹏俊担任地矿局、煤炭局主要领导十几年期间，多次被群众举报，也经历了多次专项整治，但其主要违法违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此外，隐蔽性也是煤焦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要因素。郝鹏俊作为煤矿实际控制人，为掩人耳目，搞挂名法人，签订虚假退股协议，大笔转移资金，销毁经营凭证，使其问题更具隐蔽性，例如在查证中发现，郝鹏俊以个人或公司等各种名义在银行的存款账户就多达76个。
刘燕卿：香港亟需加强立法规管旅游服务
新华网香港6月4日电（记者林建杨 苏晓）一湖南籍游客上月在港旅游购物时意外猝死，事件震惊香港与内地。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总干事刘燕卿3日晚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香港总体营商诚信度较好，服务水平高，但少数商家利用现存法律漏洞强迫购物等无良行为，造成恶劣影响，因此加强立法、监督规管旅游服务已刻不容缓。
5月22日，湖南籍游客陈佑铭在香港旅游途中，疑被强制购物导致心脏病猝发去世。刘燕卿形容事件“非常不幸”“完全不可接受”，她对陈佑铭的意外去世表示同情和慰问。
陈佑铭意外猝死事件目前正由香港旅游业议会等机构处理，香港消委会未接到死者家属投诉，因此并未介入调查处理。刘燕卿表示，香港消委会关注的是，通过这个事件进一步思考将来如何更好地保障内地游客来港旅游、消费的权益。
刘燕卿说，当前香港旅游消费领域的投诉仍然较多，尤其是随团旅游。
据香港旅游业议会统计数字，今年1月至5月15日，共接获内地访港旅行团投诉173宗，同比上升65％；2009年共接获313宗，较2008年大幅上升91％。刘燕卿指出，旅游消费投诉多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规管监督，内地旅客跟团来港旅游消费，香港的旅行社和接待商家在接待时主要靠自律。“绝大部分香港营商人士诚实守信，但中间有一小部分人不好就会影响很大。由于现在规管存在一些灰色地带，有些商家利用法律漏洞从事不良营商行为。”
刘燕卿表示，目前香港旅游业的监督规管主要靠香港旅游业议会，该会在发放经营牌照和导游证、鼓励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担负监管旅游业的责任，不过仅靠旅游业议会监管是不够的，更需利用适当的法律法规。
“我认为特区政府应尽快制定法例，把高压销售手法定罪，从法律上制止强迫购物，让不良商家再也不敢这么做。”刘燕卿说。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3日表示，特区政府有关部门正草拟有关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法例，通过立法管制高压销售手法。
刘燕卿还认为，除立法以外还可以通过两项措施来保护消费者权益，一是加强消费者教育，让消费者了解如何保护自己权益，如何在权益遭到侵害时进行投诉，让内地游客来港之前有所准备；二是加强香港消委会等机构与内地有关机构的合作沟通，加强消费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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