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002_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002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The Strategic Meaning of Strengthening the
Rural Culture Establishment
(湖南邵阳422OOO)
中共邵阳市委党校谭丁平
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在新世纪前二十年的伟大战略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新领导集体在新的发展时期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而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要如期和顺利地完成上述目标，一个根本的基础是要真正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村经济、确保农村稳定。诚所谓：农民安，天下安；农村稳，天下稳。而要做好这个根本基础，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切实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巩固和发展农村文化是我们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加强农村文明教育、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根本。“文化(Culture)”一词源自拉丁语Cultura,原本是指对农耕及植物的培育,自15世纪之后,逐渐引伸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文，错画也，象交叉。”——就是在事物上作记号，留下痕迹。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由原始之义衍生出文字、文籍、文章、文学之义。凡自然物体一量有了人的印记就成了“文物”；进而“文”有了与“质”、“实”相对的精神修养与美善德行之义。故《论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化”的本义是指事物转变某种性质或状态，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礼记》中说“赞天地之化育。”由此引伸出伦理道德的化成。“文化”合用，最早见于《易经•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用文明使人止于应有的分寸，这是人的文饰。观察上天的痕迹，以发现四时的时序变化；观察人类的伦理秩序，以教化天下，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因此可知，“文化”在中文里本义就是文明教化之义，所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致，然后加诛。”（刘向《说苑•指武》）总之，中西文化词义的发展演变表明：文化与人的生存行为和生存环境相关，也因此，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E•B•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因此，我们在考察文化时，不应只“把它作为一个已完成的事态、一个现状，而且把它作为现代文化构成其一个阶段的历史过程”②来认识。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独有产物，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了人；没有与人无关的文化，也没有与文化无关的人；在不同的文化影响下，人就有不同的发展——此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并把它作为管理社会的基础——这一点笔者在后将作说明。
农村（这是当代国人的称呼，其潜意识反映出一种特权和岐视。在我国古代，只有乡村，注：①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第3页。
因而本报告中在述说中国古代文化在农村的有关的发展时，一律以乡村文化称之；西方
自古至今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只有庄园和现代农场，这可以从西方的发展史中看出——笔者注）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场面，它不仅是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自然场所，也是千百年来承载中华民族文明生生不息的一个主要场所。因此，农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而言其作用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笔者通过近五年来在全国各地不同农村的深入调查后，对这一点的认识、感受尤为更加深刻。本文就是拟通过对农村文化发展与建设的探讨来探求农村的发展和繁荣问题，为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抛砖引玉。
一、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情况及其影响
21世纪的中国，仍然面临着一个两千多年来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农民问题。至今，农
民仍占全国人口的2/3，去掉统计中的水分，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甚至可达3/4。广大农村人口生活的区域占中国国土面积的95%以上。仅从以上两个比例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发展农村、建设农村的重要性。但从现实来看，现阶段所谓的城镇化、工业化道路对广大农民而言仍是一个难以祈求的选择。事实上，通过改革二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农村——特别是边、穷、老、少地区，它的发展并没有取得我们期望的那样成功，农村的现代化之路仍是那么曲折、漫长。在世界日益进入新科技时代（信息化）的今天，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首要的、不容回避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任务。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首先需要我们对农村的历史和现状要有正确的认识，特别是要对农村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并进而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为农村的发展奠定基础。综观古今，农村经济难以发展的“瓶颈”和根源就在于文化教育的落后，农民脱贫的关键也在于其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否——对于已解决温饱和尚未解决温饱，或者说对于已经脱贫和急需脱贫的农民来说，有什么比提高他们自身的觉悟，也就是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重要的呢？
历史地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都是由乡（农）村走向城市的。中国文化的这一
特点就更加显著突出。在现代以前，中国的城市基本上同农村紧密一体，无大差异。中国的城市文化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出现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的事情。在此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并不如西方那么明显，也正如此，中国人的叶落归根观念、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历经2000余年而本质不变，其原因也在此。并且在民国以前，农村的文化建设水平其实并不低于城市（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从历代科举选取人才大多来自乡村就要可以明白）。——这是保证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团结稳定、即使是清末国势危难也未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本。
我国文化肇始于何时，现今尚难确定。不过从已有的文字看来，中华文化的农业性十分
明显。从传说中伏羲创制八卦文字到明清之际的文化剧变，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始终以农为本，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认识的根源。因此，我们说历史上农村文化建设状况，其实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建设状况。中华民族文化早期的农业性十分突出：早期的先民由于在农业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了解有限，人民往往借助于求神祭祖，因此文化最早也是一种实用目的很强的农业性文化——祭祀文化。今天我们看到的甲骨文、铜鼎文的记载大多也反映了这些内容。它在形式上是一种原始混合，并没有今人所分的那么具体，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宗教、政治等混合一体。但其内含的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已有雏形，大禹治水、伊尹为相、子牙垂钓的传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家一点。从现存的《尚书》、《周礼》等可以看出，夏、商、周时期的祭祀文化丰富而生动，对人的发展影响也明显加强，统治者开始注意用文化来教化（育）人。春秋以前的文化建设主要是由统治者利用其掌握的“礼”制来完成（通过以巫术为代表的祭礼等逐渐形成人们生活中的一套规范礼仪）。通过“礼”的制定与规范，不仅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对于族群和家庭而言，也有利于血缘的维持和生产、生活中的团结，这种礼仪下形成的特有文化，重情义而轻金钱
（“仁”者，爱“人”也），重道德而轻物欲（“舍生取义”），重和谐而轻离乱（“天人合一”），这也是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历代均重农抑商的深层原因。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百家争鸣，中华文化在发展中进入一个新时代，乡村的生活（在家）比纷争的外界（入世）更让人留念和安心，因而，乡村的文化也就更活跃，孔、老、墨、庄、孟、荀等诸子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乡村（家里），墨子、许农等本身就是农人。孔子等曾周游列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最终又大多回归乡村（家里），教授弟子。孟、庄有别，也大同小异，不外乎“克己”、“复礼”。即如苏秦等纵横人物，外出游说也是先后在家苦读，方有成名基础。„„诸子的言行特别是他们的道德观念和修养无疑为后代树立了榜样，对中国历史影响甚巨（后来的许多不愿出仕的鸿儒名宿大多隐居山间、乡村，或倚情山水，或教授村童„„在不经意中为中华（乡村）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大多与此有关，中国后来的统治者更是把孔孟之道作为为政之基。），也为当时的社会变革增添风采。秦皇一统，“书同文，车同轨”，为文化的发展交流提供了客观条件，即便其后的“坑儒”，亦不过咸阳一地，乡间（包括其他郡县所在地）仍得免除，西汉时也因此有《论语》等重现；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休养生息，“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卷三十•平淮书》），“文帝既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经济得以快速恢复。汉初生活的安定使乡村文化建设也得到发展，“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武帝因此 “罢除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严格约束官吏与民争业、与民争利——因为这不公正，很容易导致“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的不良局面，同时加强礼制，教化民众，“三纲五常”肇始于此时也。汉代还专设有乐官到民间各地采诗，既是了解民情，又可借机教化乡民。其所得诗篇乃今存汉乐府。这表明当时乡村文化的建设是有目的的。三国魏晋，南朝北朝，时代动荡，民族融合加剧，文人多隐乡间，对乡村的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人雅（名）士们的故事至今流传（见《世说新语》）——后来的隋唐繁荣当有此期一功。隋唐时期，统治者在制度上的许多革新（科举制、均田制、租庸调税法等）使农村经济空前繁荣，农民生活稳定。加上民族关系融洽，中外文化交流较过去更活跃，文化丰富多彩。统治者也更重视文化建设（唐王朝历代君王都注重笼络文人，如王维死后，唐代宗就还十分关心他诗集的编纂工作；宣宗也写诗悼念白居易等），农村文化建设上也因此成绩非凡，以至人民爱好诗歌成了普遍风气，白居易的诗歌传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①。现存敦煌中的曲子词，多数是民间词。宋王朝重文轻武，文化教育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北宋时代上至宰相，下到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担任。在培养和选拔文士方面，继承了前代的学校、科举制度，在京师设立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候选人才，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在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设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这刺激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加上农作物单位产量的提高和农耕地的扩大，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也有所减弱，使农村中有更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从事文化活动，“释耒耜而执笔者，十室有九”②。加上印刷术的进步，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私家藏书十分丰富（叶梦得等的藏书就多达万卷）。民间此期开始出现茶社等说书场所。民间私立的书院更是增多，其中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在太宗时学生有数千人，南京的应天府书院在真宗时修建了150间校舍。许多书院的规模比官学还大。每年在京师待试的士子有六七千人（《宋史•选举志一》）特别是由于文化的繁荣，妇女知书能文的也增多了，其中南宋的李清照更成为一代词坛的代表人物。元代统治者尽管采取文化禁锢政策，乡村文化仍大有发展，体现在敬宗收族上（礼制下的家族统治乡间）更加突出，特别是此时乡间也
注：①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六版，第9页。
②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六版，第9页。
有戏剧团体（社戏）的出现，丰富了乡村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明、清时代，山河一统，国力强盛，乡村文化在多样化上更进一步，戏剧、说书等文化娱乐形式众多而繁荣。统治阶级尽管加强了文化上的控制，宗族制度在乡间发展也益发完善，但由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文化流通较前代更广泛，对社会的影响也更明显，私塾已广泛遍布乡村（黄宗羲、王夫之等大思想家和中国古代众多文学名著都是出现此际，且他们基本都出乎私塾；清末的康、梁也是私塾师生关系；孙中山就是以其胞兄资助开始革命之路的）。民国时期，社会不安，西学东渐，中国的政治在动荡中前行，城市及其知识分子在战争的洗涮中奔命，也因此它失去了与乡村的那根联系脐带，在文化上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既没有了本民族原有的礼制观，也缺乏现代西方的民主精神。而广大乡村却在炮火中仍不失其根本，礼制的根深蒂固使乡人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仍保持古有的纯朴和真诚、善良等道德价值观；仍然遵循原制度下产生的礼制，也因此维持了乡村稳定。新中国建设后，农民由于获得了土地和自由，政府也特别重视农村的社会发展，农村文化建设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乡村政权新的组织形式给予了所有人平等的权利，政府的政策也让乡人拥有了新的希望。加上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剿匪、肃反、除旧俗、树新风等，特别是在乡村开设扫盲班和文艺队、建立乡村医院，对封建迷信的破除等措施使农村的人民真实感受到了生活的甜美，解放的幸福，劳动的欢乐。他们也用最通俗的形式民歌、戏剧等表达自己对党和政府的热爱，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心尽力，农村因此在取得经济恢复的同时，文化也得到了发展，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众多的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
综观我国农村文化的发展历史，它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道德至上和注重人的品德修养的内核始终未改。它的发展总是在与社会的进步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同时，保持着其作为文化的特有作用和影响，并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非常的影响，甚至直接决定了当时统治阶级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选择和变革。农村文化的建设为农村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礼仪的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不仅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大量的管理人才和社会精英，也为民族文化的传播、继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之所以被外国称为礼仪之邦，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农村的文化建设在传承文明的道路上功不可灭——只有占人口多数的乡下人民都懂“礼”了，这个国家才称得上有“礼”了，这个国家也才称得上是“礼仪之国（邦）”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农）村的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演变。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新的腾飞和繁荣，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农村文化建设并没有取得同经济建设一样的进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后，由于行政认识和国家工作中心的变化，农村各方面建设都没有应有的重视，到今天，农村文化建设的落后已越来越制约着农村的发展和进步，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
当前农村文化发展与建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不够，建设不力。改革开始后，由于一切以经济建设中心，各级地方基层政府和群众组织也因此普遍地重抓经济建设，在经意不经意中轻视甚至忽略了文化建设。甚至因此在文化建设领域还一度出现了许多不良现象（如肆意歪曲、攻击传统文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表现在乡村，其结果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沿海地区尤其突出），乡村文化却建设不力，传统文化日益衰微、弱化，甚至逐渐消失（这一点在沿海地区特别明显，我在广东、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调查发现，许多渔民的传统节日和习俗已彻底改变），到上世纪90年代，许多地方的群众性文化组织（乡村文艺队、鼓乐队等）基本上消失殆尽。乡村的文化管理机构也因之普遍调整甚至撤消。
旧时乡间定期组织的传统群众性民俗文化活动（如元霄节舞狮、端午节赛龙舟等）也在大部分地区消散。特别是由于“中心注意点”的转移，对乡村文化主导作用普遍认识不足，县、乡（镇）原有的文化基层组织（文化站等）也因此大多名存实亡，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文化”作用。在我所调查的县及其基层乡镇中，目前文化组织体制比较完善的没有一家，乡镇文化管理有名无实的达80%以上，根本没有的近20%。其最终结果是造成乡村管理的纷乱无序，封建迷信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近年来，特别是新农村建设开展后，一些地方意识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地对乡村文化进行扶持，但其目的不是为发展和丰富农村文化，或者说不是为了提高农村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综合素质，而是为了经济效益，往往以发展旅游的名义去恢复传统民俗，结果良莠不分。各地所举办的名目众多的所谓民间文化节也大多是徒有其名或名不符实，它们只看到了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或者说庸俗的一面而没有理解其基本内核、精髓，结果是庸俗性（美其名曰娱乐）高涨而其教育性（“文化”）不足，甚至误导民众。一些地方有识之士也切实想振兴农村文化，但大多是有心无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政府的重视和财力的扶持。基层乡民也因此失去了及时了解党和国家政策的机会，失去了获得科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结果许多政策在乡村的执行因此变样，许多村民因此权利受损而不知如何维护，其发展的结果是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动荡。乡间尽管有一部分家庭拥有了电视等收视工具，但由于接受信号的不佳（很多地方收不到电视信号或收视不清晰）和收看时间的差异（由于劳动的原因，乡民看电视往往是在春末到秋中要晚上8点半后、秋末到春初要在7点半后，又因为乡下电费太贵和次日要劳动的原故，所以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大多不长），所以，人民文化信息的来源只是“马赛克文化”的影响，人民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信仰等都因无所适从而大大改变。一些曾一度消亡的腐朽没落思想观念趁机尘渣泛起，特别是封建迷信在乡村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流行。加上重“利”轻“礼”（所谓“笑贫不笑娼”），许多乡人对教育的态度也来了个大转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村农户让子女失学打工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些乡村小学的失学率竟高达30%。在我调查的偏远地区的农家子女的上学率到现在仍无大的改变，很多家庭的小孩到了10多岁都尚未上学读书。这种短视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乡村文化环境，从而使乡村文化发展更加艰难。由于文化落后，村民素质益发下降，结果农村发展益发缺乏内在动力。农村的生活习俗、卫生习惯、思想观念在一些地方反而更加保守，直接制约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进步。
2、思路不清，方向不明。对于当前应如何发展农村的文化建设，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缺乏明确的规划和具体的对策。改革以来，中央在历年的农村政策中也没有对农村文化作出具体明确的指示。今年是中央第六次以一号文件形式指导农村工作，仍没有对农村文化建设有明确的要求与规范。许多地方，包括一些省委省政府，在GDP的魔棒下所形成的农村发展之路都是一边倒的，根本就没有文化的应有之地。2005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但是对农村文化的轻视惯性仍然很难在近期内产生大的改变。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80%以上的地方对如何发展自己的乡村文化是茫然无措的，很多领导谈的文化发展思路除了应付检查在实践中恐怕毫无用处（这一点事实上已为近年来的各种文化节的举办所证明）。在农村如何普及科学技术、如何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如何养成村民健康的精神、如何将防止宗族思想的泛滥和巩固政权相统一、如何让发展和生态平衡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太多的问题和困难需要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规划，体现在农村文化建设上尤为迫切，而在这个方面我们恰恰犯了不应犯的错误，以致于今天的农村问题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二）、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文化日益“异化”为物质的需求和满足，其应有的教化功用越来越淡薄。当前乡村文化受城市化潮流的影响十分突出，一个最显然的特点就是“物欲”横流。一种庸俗的观点认为：发展农村文化就是增加对村民的物质满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农村里的现代化用品多了，农民的文化水平也就高了。甚至在小康乡村的确认上也把这个作为标准并且是唯一的标准——村民人均收入多少为准。事实上，这是一种肤浅而荒谬的认识，鲁迅早在近百年前就指出：一国的国民，“即
使体格如何强壮”，但若没有文化上觉醒，那么他们“也不过是给人示众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文化建设（精神）对于人民的发展而言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改革后二十几年中就是这种以物质多寡论进退的思想认识竟左右了中国社会发展二十多年，现在想来恐怕没人不认为这是多么的可笑和浅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府鼓励大办乡镇企业、民间争上“万元户”、“专业村”。打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旗号贩卖重复无用的建设，以“脱贫致富”的名义行劳民伤财之举。把文化“异化”为物质的满足和钱财的多寡，一部分乡村固然富裕，可不仅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的惨重代价，而且在民风上也实在是“世风日下”、得不偿失；大多数乡村仍然清贫仍旧，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却不可同日而语。封建迷信盛行,以至于拆学堂修庙之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逐年滑坡，到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
2、重利轻义，教化不足，庸俗有余。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典型问题是文化的价值取向严重失误，过分看重于文化的营利性，而忽视其考教化作用，使之日益庸俗化、低级趣味化、肤浅化。不论其形式还是其内容都越来越偏离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正轨，使广大农村在文化建设上健康性严重不足。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乡村文化呈现出严重的低级简单、追求功用的倾向：许多地方把原有的文化场所改为卡拉OK厅，把原有的村文化设施改成理发店、录相厅等，都是以发展文化、普及文化的名义进行的。各种陈规陋习也因此死灰复燃，以致农村中的黄赌毒一度比较泛滥,并且这种趋向还越来越明显。庸俗的文化观还直接影响了农村中的教育发展，当前，农村的教育普遍呈下滑之势，农民对教育的热情普遍性地降低，农村中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农家小孩读完初中基本就中断了学业外出务工，部分学生连小学没读完就失学到沿海地区打工。过去的一些传统文化形式也在“新文化”观念的冲击中日益消亡,特别是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民间文艺如年画、竹艺、剪纸等基本上处于一种濒危状态；而正月闹元霄、端午赛龙舟、六月半年节、十月小阳春节等也基本上丧失了原有的目的，日益异化；从当前乡村文化的内容来看，乡村文化原来比较浓郁的地域性和民俗特色、对民风的教化作用等已不明显，逐渐显现出现代城市文化的媚俗性、同一化，功利性，许多民俗因此日渐消亡。云南的卢梭湖边的摩梭族的生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3、发展乏力，特色难觅。文化发展的活力在于其内在的机制灵活，且不断发展创新；同时地区和民族间的相互交流要广泛而频繁。唯有如此，文化本身才能“有容乃大”，其发展才能有所比较与借鉴，其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也才更加突出与显著。中国乡村文化由于现实、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普遍存在发展乏力、交流不广、“特色”不明等问题。以我调查的几个重点县市为例：县乡财政对乡村文化的建设都没有专项的资金扶持，也普遍缺乏专门机构去组织和指导，偶尔有民间自发势力组织的文化机构和开展的文化活动，都带有明显而浓郁的谋利性质，因此，乡村文化所独有的那份传统特色现在已很难见到。这一点，从当前的新生代农民身上感觉尤为明显。近年来，尽管因为新农村建设加强了对农村发展的扶持力度，“三免两减”措施对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仍然很远。特别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城乡差别越来越大，贫富不均日益严重。这种情况下，农村文化建设想有一个强力的发展推力和形成自我特色就更加艰难。
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由于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上出现的诸多不足，因此，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就尤为迫切而必要。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农村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农民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没有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农民不能享受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