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释道三家并立为例建设和谐文化(修改稿)_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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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释道三家并立为例建设和谐文化
各位专家、学者，下午好！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那么，怎样建设和谐文化呢？我比较认同美国学者杜维明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西学和儒学的良性循环（转引自方克立《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但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西学和儒学还不够，我想还要加上中国当前的生活现状。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带有本国、本民族的特色。同时，丰富的社会资源为文化的创新提供了非常肥沃的土壤。中国的社会现状是具体的、复杂的，今天我就不讲了。至于如何处理这三种文化成分之间的关系，我想以中国儒释道三家并立为范例来说明。
一、儒释道三家并立的思想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她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兼收并蓄本土众多的各个文化流派，同时也不断地吸收融合了许多优秀的外来文化。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确立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格局。儒释道三教相摩相荡、相融相济，基本上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和谐局面。三教的对立、相融、共存，是中国文化“和谐”精神的客观化具体化，也是“和而不同”的典范示例。
儒释道皆属东方文化范畴，三教同源，本无根本上的冲突。本身就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儒释道和平共处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试看历代各朝各代为官者，有儒士、道士、也有浮屠；一些旧式家庭遇有丧事，要以守孝寄托哀思，慎终追远，这自是儒家资源，但举行丧礼时，却是既请僧人，也请道士；一座名山，有佛寺，也有道观，各守疆域，互不侵犯。比如，长沙的岳麓山，山顶有道家的云麓宫，半山腰有佛家的岳麓古寺，山脚有闻名全国的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儒释道三家各道其所道，而又不动干戈、和平共处。由此构成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是和谐精神的集中体现。
儒释道三家并立，并不是说三家之间没有发生过矛盾和冲突。儒释道三家信仰对象不同，义理观点相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种对立既是宗教排他性的内在要求，也和国家政权紧密关联。历史上，儒道曾因司马迁《史记》记孔子见老子一段公案，一度发生所谓“先生与学生”的法统之争，这是儒道之间的相互排挤；《史记》又记老子“西去流沙，莫知所终”，道教徒遂添油加醋，伪造《老子化胡经》，将释伽牟尼臵于老子弟子之列，佛教徒则奋起抗争，力辩其无，这是佛道之间的相互排挤。三家之间的对立是很明显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彼此之间的攻击多限于义理较量，位次争执，远未达到兵戎相见或水火不容的地步。除了为时不长的所谓“三武一宗灭佛”，造成宗教和当时政治的紧张关系之外，三家基本上能够和平共处。（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即位期间，由于这两位皇帝偏向于道教，并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考虑，曾两次在全国范围内禁毁佛教。他们下诏平毁寺庙，禁除经像，没收寺产，限令僧尼还俗，甚至坑杀沙门。致使佛教从合法的存在变为非法的存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佛教史上将这两次灭佛，以及后来唐武宗、后周世宗分别发动的灭佛运动，称为“三武一宗灭佛”，其中前三次尤为苛厉，故又称“三武灭佛”、“三武法难”）。
此外，儒释道三宗在历史上不是并驾齐驱的，其地位、作用时有差异。相比较而言，儒家学说深入到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理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远比佛道两家来得广泛和深远。从社会功利层面上看，儒家的一套理想
主义的完满主张，对社会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是当权者还是老百姓都可以从这里各取所需。从汉代的举孝廉，到唐宋的五经取士，直至明清的八股文，经官方认可和规定的各类考试中，儒家经典是与试者必须通过的要目。从社会伦理层面上看，儒家学说也的确可以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指南。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它用简易明快的隽语试图唤起世人的道德良知，以仁为核心，礼为形式，中庸为准则，建立起一套极其详备的道德系统来规范人的视听言行，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从社会作用层面上来看，儒家充满积极的入世精神，它那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文化担当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意识，“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追求，长时间鼓舞和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道佛两家的理论在基本态度上是出世的，而人作为社会动物，在基本倾向上是入世的，出世不过求得精神的依托和心理平衡。它或以入世为基础，或为入世提供缓冲。
中华文化是由主张入世的儒家和出世的佛道融合而成的，这也说明中华文化是一个有机体，她也有新陈代谢，既有竞争思想，也有遁世和悲怆成分。这是就文化整体而言的，同样，作为个体的人既要有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意识，又有内心的孤独和烦闷。这是入世和出世思想可以和谐地存在于个体之中的原因。
二、当前建设和谐文化的途径
儒释道三家并立的思想为建设和谐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建设和谐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里，指导思想可以有两种方式得到体现。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各种文化成分之间处于主体或主流地位，这相当于传统文化中儒学的地位。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各文化成分之中处于主导地位。毛泽东时代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中西文化的历史事实证明后一种指导方式是不合理的，不利于文化繁荣。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说：“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我认为“仇必和而解”是和谐文化的本质，而毛泽东时代对中西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没有做到“仇必和而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方针是“仇必仇到底”，这一看法应该值得深思。
其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营造宽松的文化氛围。我们知道和谐文化需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但不同流派、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激荡和共存是文化和谐的前提条件。如果现在还重蹈“*”的覆辙，那么，文化事业将会死气沉沉。历史也证明如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的好，文化事业就会繁荣。至于如何做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认为：第一、提高文化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至少不受社会歧视。最近我看到作家洪峰由于沈阳文化局停发工资而上街乞讨，引起文化界人士广泛争论。这一事件表明，文化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下，基本的生活还得不到保障。那么当前拜金主义、权力主义急剧扩张的的现状下，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一个舒适的创作环境是迫在眉睫的。第二、增加文化事业的投入，包括政府财政的投入，各种民间基金的设立。尤其是民间基金的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欧美，大量的文化创作都有民间基金支持，而政府投入只占很少一部分。第三、在文化制度方面，文化职能部门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尽量给与文化工作者宽松的创作环境。“有所为”指的是政府为文化事业提供优良的服务；“有所不为”指的是政府不要干预具体的文化创作。
有些地方官员混淆自己的职能，既当裁判又踢球，既搭台又唱戏，阻碍了文化工作者的自由创作。
最后、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毛泽东同志非常珍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文化遗产。同样，西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是一种与中国传统风格迥异的文化。当前，建设和谐文化，应该积极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多种文明成果，进行综合创新，进一步繁荣文化事业。
这里有个问题，儒释道三家之中，儒家是主张入世的，而佛道则主张出世，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相对好处理，容易形成和平共处的局面，而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以马克主义理论为原则的文明成果）、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者都以入世为主。要建设好和谐文化，必须要求文化创新的主体具有比以前儒释道更多的亲和力和包容性。
当前胡总书记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历史任务给我们文化工作者提供了发挥自己才智的空间和机会。我想今天各位专家坐在这里，就“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展开研讨，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