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讲稿_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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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一是看外资流入能否保持持续性;二是看流入的外资能否使本国的出口能力提高,从根本上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换言之,泰国必须保持15 %的年平均出口增长率。根据这两个条件,泰国在引进外资时,应该以引进能够使其出口能力提高且流动性较低的长期直接投资为宜。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泰国引进外资几乎达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致使其外债总额扶摇直上,外债结构严重失衡。

据统计,1992年泰国外债余额仅为 200 亿美元, 1995 年和1996年分别增加至680亿美元和850亿美元。截至1997年6月,泰国外债总额已突破900亿美元大关,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其中短期外债总额达到400多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 45 %。

一般而言,短期外资具有较强的趋利性,泰国高利率政策是吸引其涌入泰国的直接动力,而泰国政府对这一点却未能够引起足够警惕,未能及时调低汇率及对外资的投向领域进行适当引导,再加上泰国真正有较高投资效益的投资场所不多,结果使大量外资特别是短期外资一开始就投向了房地产、证券业及私人企业,大大炒热了房地产和股市。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国私人企业的 700 亿美元外债(含短期外债40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投向了房地产和股市,使泰国经济过热,初期投资回报率较高,但到 1997 年泰国经济恶化,投资回报率大大下降时,短期外资见无利可图便纷纷撤离,使泰国依赖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策略遭到重挫,严重影响了其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稳定。对此,法国的《商报》评论说:由于“在短期内筹集了弥补经常项目赤字所需的资金而变得非常容易发生支付能力危机。”泰国国内的某些评论也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对外资敞开了大门,甚至连泰国总理也承认:肆意借贷是产生这场危机的根源。经常项目巨额逆差不仅是泰国的问题,而且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都存在,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忽视了这一问题,而且都过分依赖外资,特别是依赖短期外资维持其国际收支平衡。有资料显示,在危机爆发前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的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54 %、47 %、39 %。

3.资本项目开放过早,外汇输入失控,是促使东南亚各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催化剂。

从 80 年代起,国际资本流动速度迅速提高,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逐渐增多,东南亚各国为了更多地引进外资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便加快了开放资本项目的步伐。泰国90 年代初基本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1993年3月,泰国政府批准在曼谷开设了期权金融中心,并随之放宽了对外国银行在泰国设立支行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曼谷期权金融中心进行交易。1995年,泰国政府宣布泰国将在2000年以前完全实现资本自由输出输入。不容否认,资本项目的开放确实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对国际资本的过度依赖下取得的,并且这些国家引进的外资从期限结构和部门结构来看,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期限结构的失衡如上所述,即短期外债比重过高,泰国1997年 6月这一比例已达 45 %。部门结构的失衡,如菲律宾引进的外资大部分集中在证券业等收益高但风险大的行业,泰国的 730 亿美元私人外债中约有 1/3 流进了房地产产业。这种部门结构上的失衡极大地限制了东南亚国家的外债偿付能力,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投资一旦回报率不高或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撤走,从而导致该国对美元的需求上升而本国货币则迅速贬值。这两个方面的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缺乏对外资项目的引导和管理。实际上,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条件来看,它们开放资本项目的条件还远未成熟。

以泰国为例,主要表现在:(1)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尚不是市场汇率,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汇率水平,起不到汇率调节经济、金融的作用。

(2)泰铢存贷款利率水平过高,平均为15 %,超过国际资本市场水平 2倍,极易遭受国际短期投机资本套汇套利性冲击。

(3)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薄弱,长期存在财政预算赤字,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严重逆差,国际外汇储备水平偏低(外汇储备量大约在300亿～350亿美元)等,无法有效地调节社会总供需平衡,保持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过早实行资本项目开放,势必导致外汇输出输入的失控。1997年1～6月,面对外国短期资本纷纷撤离、泰铢贬值压力日益增加,泰国政府除了令中央银行抛售

外汇进行平抑外,别无良策。泰国中央银行累计向金融市场投放外汇约 200 亿美元(仅 5 月份就投放40多亿美元),但是国内外的“投机者”对泰国的外汇储备实力了如指掌,投机造势、兴风作浪势头不减,最终使中央银行干预金融市场的操作完全失败,短期资本外流仍在继续。可以说,泰国过早开放资本项目是一大战略性失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教授在评论这场金融危机时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应匆忙将其国内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而“应该优先考虑参与商品和服务领域的世界贸易”。这一论断是深刻的。

4.长期实行与美元紧密挂钩的僵硬的固定汇率制度,汇率政策不当,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80年代,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多数东南亚国家出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如泰国在 1984年6月决定实行该制度时的主要考虑是

:(1)稳定的汇率将有助于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有利于稳定外国投资者在泰国的直接投资;(2)稳定的汇率有助于防止由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引发的通货膨胀;(3)稳定的汇率有助于本国的出口商对成本和收益的核算,从而有利于出口的稳定(因为泰国进出口的80 %是以美元结算的)。

但是,这种固定汇率制度的缺点是容易促使本币升值,汇率高估,国内利率居高不下,国际短期资本进入套汇套利,削弱本国出口能力等。据统计,从 1984 年到 1997 年 6 月,泰国长时间将汇率控制在 24～27 泰铢兑换 1 美元的狭小空间内,其贷款利率则长期维持在 15 %以上。由于泰国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不能根据市场供求适时调整汇率,不仅使汇率调节经济活动的杠杆作用基本丧失,而且也使中央银行对利率工具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一定限制。

由于这一原因,泰国中央银行在 1993～1994 年的经济过热期间,无法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将导致外国短期资本进一步流入,随着资本流动性加大,利率会降到原有水平,而此时的货币供给量已经增大,从而无法达到紧缩银根的目的。相反,在1995～1996年间,美元利率开始上升,而泰国经济却开始出现不景气的现象,因此需要降低泰铢利率,但泰国政府却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降低泰铢利率在此时会导致国内资本外流,从而使经济不景气进一步加剧。

1995年,美日两国为减少贸易摩擦,签订加强美元协议,美元对日元开始升值,泰国也未能及时改变固定汇率政策,致使泰铢不断升值。泰国实行固定汇率政策使国内外投机者完全没有了汇率风险,大量投机现象便成为必然。到 1996 年泰国经济恶化,贸易赤字猛增时,国内外投机者见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抛出手中持有的泰铢,抢购美元。泰国政府为了保持泰铢币值,只好大量吃进泰铢,抛出外汇。同时,由固定汇率制引起的泰铢升值,也使得近两年来泰国进口增长过快和出口增长率降低。总之,泰国政府不能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而是采取行政手段将本国汇率维持在被扭曲的水平上(高估),必然对其经济活动产生不正确的信息导向,导致巨大的机会成本,并带来经济、金融的极大不稳定性,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也就在所难免。泰国政府最终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即对泰铢实行贬值。由此可以肯定,僵硬的固定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不当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5.金融体制不健全,特别是金融监管不力,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从 80 年代起,受发达国家金融理论的影响,多数东南亚国家推行了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

如马来西亚政府允许自1991年 10月起,将证券银行(即投资银行)接受一般定期存款的最低起存点降低为20万林吉特;印尼政府于1988年取消了中央银行对信贷市场存放款利率和限额的硬性规定,并取消了有关国内银行向海外贷款不得超过 600 万～800 万美元的规定,还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一样,通过发行存款单吸收定期存款;菲律宾政府在 1987 年金融改革中积极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

泰国政府为了鼓励金融系统内部的竞争,不仅逐渐放松管制,增批了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且还放宽了对商业银行、金融公司及证券公司在业务范围上的限制,如允许银行包销债券,允许金融公司从事外汇业务等。在金融自由化加速进行的过程中,多数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行业中出现了一系列极不正常的现象:(1)商业银行为了牟取超额利润,将很大比例的资产,特别是短期资金投在房地产贷款业务上。据统计,近年来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印尼四国商业银行向本国房地产产业提供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比重都在20 %～30 %。

(2)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过快并且都在高风险经营中运作,其资产主要分布在房地产、消费信贷以及证券投资等风险大、易波动的项目上。

(3)地下金融活动猖獗。如菲律宾金融体系中一直存在二元结构,大多数中小企业主要依靠地下金融市场融资,私人放款和典当业在农村也相当普遍。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各种名义进行非法集资融资活动的现象,在多数东南亚国家中也都广泛存在。

上述不正常现象之所以在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广泛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忽视了金融体制的建设,没有及时对失控的金融秩序和险象环生的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整顿,以致于最终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到 1997 年 10 月,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新加坡等五国银行呆账总额已达730亿美元,占五国银行贷款总额的 15 %以上。因此,可以肯定,金融体制不健全,特别是金融监管不力,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教授在谈到泰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时指出:“金融自由化不应加速,而应一个时期一个步骤地进行,以确保每一步都不出错。如果哪一步出了问题,应当能够撤回来重新考虑下步如何走。”这一论断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

索罗斯带着资金，将少量美元换取泰铢，由于泰国采用固定汇率时1美元兑25泰铢。同时再挪用少量资金购入泰国股市蓝筹股，以备抛盘使用。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

索罗斯由此开始出击先发制人。他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手持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冲击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众多西方“好汉”的围攻之下，泰铢一时难以抵挡，不断下滑，5月份 最低跃至1 美元兑26．70铢。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跨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

泰国中央银行

左右，远远超出了政府一厢憎愿所制定的每年5%-6% 的指标，贬值幅度之大，在东南亚仅次于泰国。受汇率影响，雅加达证券市场的股票综合指数也一降再降。仅8月份头三月就下降了20% 以上，一个月内降下150．55点。印尼银行界、经济界及社会大众哭天喊地，捶胸顿足。

印尼盾贬值后，给印尼经济带来的最明显影响，是以进口原料为主的制造业成本大增，导致包括汽车、计算机在内的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建筑材料涨价，主要日常必需品价格也上涨了5％至13％。业内经济人士认为，物价上涨将使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从预计的6％以下升 至8％以上。外债偿还成本进一步攀升。

在“四小虎”身上的攻击获得成功后，给整个东南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

在期货市场上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入市前高1200点。8月27日、28日，港府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结果27日交易金额达200亿港币，28日交易金额达790亿港币，创下香港最高交易记录。

27日，8月份期货结算前夕，特区政府摆出决战姿态。虽然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据市场人士说，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

同日，国际炒家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投机香港市场的国际大炒家索罗斯量子基金首席投资策略师德鲁肯米勒在接受CNBC电视台的访谈中，他首先承认量子基金一直在沽空港元和恒生期指。并说，由于香港经济衰退，所以港府在汇市与股市对国际投资人发起的“战争”中，将以失败告终。索罗斯虽然每次的动作都是大手笔，但从来不公开承认自己在攻击某个货币，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

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元港币。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香港市场人士估计，港府在这两星期托市行动中，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预计港府目前持有相当于香港股市2100亿美元总市值的4%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

香港期货交易所于29日推出三项新措施。即是：由8月31日开市起，对于持有一万张以上恒指期货合约的客户，征收150％的特别按金，即每张恒指期货合约按金由8万港元调整为12万港元；将大量持仓呈报要求由500张合约降至250张合约必须呈报；呈报时亦须向期交所呈报大量仓位持有人的身份。

31日，在政府终止扶盘行动后股市猛跌7.1%，但其跌幅比市场人士预期的少。恒生指数下滑554.70点，闭市报7257.04点，全场成交总值仅66亿港元，不到上星期五的历史新高记录790亿港元的十分之一。而有些投资者原本预测该指数可能大泻15%。

但投机资本并不甘休，他们认为港府投入了约1000亿港币，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与港府打持久战。从8月25日开始，投机资本在8月合约平仓的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与此同时，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的基础上趁胜追击，使9月合约的价格比8月合约的结算价高出650点。这样，投机资本每转仓一张合约要付出3万多港币的代价。投资资本在8月合约的争夺中完全失败。

对恒生指数涨落举足轻重。以汇丰为例，该股占恒生股指的权重达到30％，故成为多空必争之股。至1999年8月底，当时购入的股票经计算。帐面盈利约717亿港元，增幅60.8％，恒生指数又回升至13500点。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港府入市大获成功。据称，仅索罗斯就赔了8亿美元。

国服务业就能和世界市场自由地融合，更不能为了追求虚名像墨西哥和韩国那样付出昂贵的学费。对于债券、证券等短期外资的开放要更为谨慎。中国也没有必要做出具体的金融开放时间表的承诺，关于关税减让的主动权也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轻易让步，这样才能逐步从容主动消化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以国际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对外经济合作也只能有条件、有步骤地实现．尤其是参加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体系时，要坚持亚太经合组织给中国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以有利于控制经常性贸易逆差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最终实现汇率的长期稳定性，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人民币成为完全自由兑换货币提供较为宽松的金融发展环境.改革开放之路，任重而道远，金融发展前程似锦，仍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