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法_城乡规划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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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法》溯及力刍议

济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政策法规处 王常磊

2008年1月1日，备受关注的《城乡规划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城乡总体规划的新时代。《城乡规划法》强化了对违法建设的查处力度,特别是赋予了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的权力。这在全国范围内违法建设查处难，特别是执行难的情况下，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违法建设强制执行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随着新法的实施和《城市规划法》的废止，执法实践中一个现实的问题急需解决，即：该法实施前已经建成的违法建设，在该法实施后需要作出处罚处理，应当适用于《城市规划法》还是适用于《城乡规划法》。对此，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适用《城乡规划法》。理由是原违法建设曾违反了《城市规划法》，且一直处于持续状态，现在依然违反着城市规划，其违法行为至今仍未改正，应适用《城乡规划法》予以查处。

第二种观点认为适用《城市规划法》。理由是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用后实施的法律去规范先前的违法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适用《城市规划法》进行处罚，但在执行阶段适用《城乡规划法》赋予的强制执行权，不申请法院执行，而由城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拆除，高效快捷。笔者认为，对此类违法建设应适用《城市规划法》进行查处。法律的溯及力又称法的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新的法律颁布后，对其生效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具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不具有溯及力。一般认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溯及约束力，即对法实施前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处罚。二是溯及保护力，即对法实施前的行为进行保护和救济。

法不溯及既往，即不对法实施前的行为进行约束和保护，最早确立于1787年美国宪法，经过二百多年的实践和演化，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通行的立法原则，受到各国法律普遍采用。《城乡规划法》的实施也理应适用这一原则。理由有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明确规定

《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这条规定实际上就在我国确立了“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法溯及既往是例外”的基本原则。在《城乡规划法》中没有“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因此，就不存在溯及既往的例外。那么是否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来选择法律适用呢？《立法法》第84条“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的但书规定，实质上就是在我国法律适用上确定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但是，《城乡规护法》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因此不能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退一步讲，即使能适用这条原则，《城乡规护法》对违法建设的处罚规定也重于《城市规护法》，也应适用《城市规护法》。因为，《城市规划法》规定了违法建设只有在“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况下，才予以拆除处罚，而新的《城乡规划法》则摈弃了“严重影响规划”的提法，规定“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从条文表述上可以看出，对违法建设无论是在罚款幅度上，还是在予以拆除的条件上，新法都给予了重于旧法的规定。综上，赋予《城乡规划法》溯及既往的效力，违背了立法法的宗旨。

二、法对人们行为规范作用的属性决定

从行为理论上讲，在生活实践中，人们的认知程度有限，只能根据现存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让一个普通人去预见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尚未生效甚至尚未制定的法律的要求，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违法建设当事人也同样如此，当时实施违法建设行为时，不可能想到其违法建设行为后的法律对自己的违法建设是罚款、是没收还是拆除，换句通俗易懂的话讲，如果想到事后的法律对自己的违法建设罚款幅度这么高，处罚力度这么大，违法成本如此之高，或许也就不再实施违法建设行为。因此用适用新法去弥补新法生效前出现的空白很容易损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溯及既往，这是由法对人们行为规范作用的属性决定的，用事后创设出来的规定约束和惩罚事前的行为，与法治精神相违背。

三、有建设部相关通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复函予以借鉴

1990年4月1日，《城市规划法》实施，《城市规划条例》废止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城市规划法》实施后，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断给建设部去电或去函，询问在该法实施前发生的违法行为，在该法实施后发现并需作出处理，应当适用于《城市规划法》还是适用于《城市规划条例》。为此，建设部于1990年11月8日就《城市规划法》的法律溯及力问题以（９０）建法字第５７７号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示，提出“按照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在该法实施后处理该法实施前发生的违法案件，还是应当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条例》，而不应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12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以常办〔１９９０〕秘字第０９３号函复：“关于城市规划法的法律溯及力问题，同意你部的意见。请按此办”。为此，建设部于１９９１年２月２０日专门下发了《关于的法律溯及力问题的通知》,对此问题予以了明确。

至于第一种观点，有人认为，违法建设行为结束后，其违法行为一直处以持续状态，直至持续到新的《城乡规划法》实施，应用新法处罚。其实，这种观点混淆了违法行为处罚时效和法的溯及力问题。《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此条仅是对“时效制度”的规定，也即违法行为有连续（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实施同种行政违法行为的情形）或继续状态（一个违法行为发生之后，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不法状态一直处于持续之中）时，不受两年时效的限制，未超出处罚时效，依旧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前提是此违法行为已经实实在在的处于一种违法状态，其违反的法律是确定和存在的。本条旨在解决的是在违反法律确定的情况下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处罚问题，而不涉及法的溯及力即法的适用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适用《城市规划法》进行处罚，然后在执行适用《城乡规划法》予以强制拆除，这种观点显然更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个案件的结束，也即结案，是对案件作出最后处理，使其终结。《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可见，行政处罚决定一旦作出，就必须得到履行，作出予以强制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不代表案件的结束，只有当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完毕，才能结案。可见，第三种观点将案件的处罚决定和执行本属于一个案件范畴的两个行为生生割裂开来，虽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于法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