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案例与分析_案例分析尘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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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案例：
一个尘肺矿工的“还债”之路
35岁的巴东农民刘启勇正在为他自己的身体“还债”，3年的申诉路上，他的尘肺病情还在不断加重。而与远安两家煤矿签订的一纸“买断”协议补偿书，用23万元将他的半辈子牢牢的与这个目前无法根治的疾病绑在了一起。
不是在申诉，就是在去申诉的路上。
刘启勇随身携带的一个黑色的小布包内，装着几年来的工伤认定书，劳动仲裁书和向各个部门写的求助信。这个巴东农民经常去找的几个单位，连门卫都已经认识了他。
3年来，他从巴东跑到远安，又从远安跑到宜昌。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被认定为工伤，要曾工作过的煤矿给他一个满意的补偿。
有时候，在途中简陋的小旅馆落脚时，实在喘不过气的刘启勇会用手按着胸前，想想在家务农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使他更有一种紧迫感。
“有些人觉得我不厌其烦的找他们，很会闹，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时间真的不多了。”说这话的时候，这个壮年男人，有种和年龄并不相称的苍凉感。
和众多患上尘肺病的职业矿工一样，他的肺叶正在渐渐纤维化。2011年3月10日，他在宜昌疾控中心做了检查，尘肺Ⅲ期。两年前，检查结论还是Ⅱ期。他读过与尘肺病相关的医疗书籍，“这种恶化状况不可逆转。”
他曾紧迫的去找曾工作过的这家煤矿，甚至会躺在矿上办公室的门口，给所有能够想到的人打求助电话。
“从2009年到现在，我没有回家过年。”刘启勇说，现在虽然养不了家，也不能去拖累还带着两个孩子艰难谋生的老婆。有过去的工友会给他支援一点钱，让刘启勇先找地方吃饭。但再困难的时候，宁可露宿街头，刘启勇也会努力保证自己的手机畅通。因为，刘启勇总觉得，也许某天会意外接到一个电话，让他的申诉出现转机。
9年井下的代价
1998年，22岁的刘启勇从巴东官渡村来到远安白云煤矿。“那时还没有什么职业病检测这些，经过别人介绍后，就直接到矿上上班了。”在煤矿，井下掘进工一般都能拿到较高的工资，但当时并没有很多人能够意识到，弥漫在矿井通道内的粉尘对人身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刘启勇在煤矿一干就是9年。直到2006年9月，因“感冒”回家休养的刘启勇返回了老家。“从回家以后，就经常感觉到喘气无力，咳嗽。”刘启勇到巴东的医院看病，医生问到他有矿下工作史后，告诉他，可能是尘肺病。
2009年8月，刘启勇赶到宜昌，做了第一次职业病诊断，尘肺Ⅱ期。此时的宜昌，关于职业尘肺病的诊断检验都有了明确的标准，他找到劳动部门咨询，被建议先通过劳动仲裁确立劳动关系，随后再进行工伤认定。
由于在1998年进入矿上工作，直至2006年离矿时，刘启勇都没有进行过职业病诊断。在找到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后，对方否认了刘启勇的尘肺病是因在该矿工作而造成。争议由此开始。
协议“买断”后半生
在接到刘启勇的伤残补助要求后，这家煤矿立即派员进行了调查，称刘启勇在2006年至2009年间，还曾去多家煤矿工作过。
“我这几年一直在家务农，哪里都没有去。”刘启勇翻开他的包，拿出一叠文件。分别有老家村委会的盖章，当地民政局的盖章，只证明一件事。
“村民刘启勇于2006年10月务工回家，2007年在家种植烟叶，2008年在家修葺房屋，2009年在家种田。”
但在记者找白云煤矿负责人核实此事时，他强调经过专人调查，刘启勇在此期间的确在当地一家已关闭的庙岗煤矿短暂工作过。
在相关部门的斡旋下，白云煤矿、庙岗煤矿、刘启勇三方签订了一份协议。
主要内容为，三方一致承认庙岗煤矿是刘启勇最后的用人单位，但由于庙岗煤矿在远安的经营场所已经关停，无法履行对刘启勇的工伤保险待遇给付义务。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白云煤矿和庙岗煤矿一次性补偿刘启勇23万元。最后特别注明，刘启勇获得补偿后，与两家煤矿再无劳动关系，刘启勇自愿放弃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以及劳动仲裁。今后刘启勇不论生、老、病死均不再为此事向两家煤矿主张其他任何权利。
思考再三，刘启勇签了字。他强调说，他签这份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再也拖不起。“为了治病，家里借了几万元的债，而后面还要继续花钱，老婆让我赶紧先拿钱救命。” 白云煤矿的负责人承认，这笔补偿数额，“在当时看来，也只是属于中等”。
案例分析
尘肺病是头号职业病，占所有职业病的80%以上，而煤矿尘肺病又居首。尘肺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它的发病和病变程度与肺内粉尘蓄积量有关，粉尘浓度越高，分散度越大，接尘工龄越长，防护措施越差，吸入并蓄积在肺内的粉尘量就会越大，病情也就会越严重。患上尘肺病，会使呼吸系统的清除和防御机能受到严重损害，患者的抵抗力明显减低，故尘肺病患者常发生各种不同的并发症。在尘肺病患者死因构成中，呼吸系统并发症占首位，其中主要是肺结核、肺部感染性疾病和气胸；心血管疾病占第二位，主要是慢性肺原性心脏病。
尘肺病病为何如此高发？专家分析，防护装备技术落后是主要原因。此外，防护措施不健全，防护服、呼吸防护器、头部、听力、眼睛及面部防护、脚部和腿防护等防护用品的使用率低，也使职工身体健康受到直接或潜在的危害。这其中，既有企业不重视的问题，也有职工自身不了解、不知情，或不知如何防护等因素。
同时，不少企业在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为减少体检费用，往往只安排部分员工或只安排接触最严重的人员进行体检。
其次是政府监管环节失能。目前，县一级的卫生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对于地方上的一些职业危害严重的利税大户，根本无从行使监管职责。除了能力上管不住外，部分地区还存在为了保护利税大户，主观上不愿意管，并配合隐瞒、包庇等行为。
“在各地唯GDP论的情况下，一起群体性的职业病事件就可能对当地的利税大户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选择包庇的原因”专家表示。
而后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个别企业存在侥幸心理钻法律的空子。2002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已经滞后于当前职业病防治现实的需要。专家们分析，其存在的核心问题是防治体系与防治现状相脱节，造成防不住、治不了的局面。
此外，尘肺病难以治愈，医疗费用较高，有些企业为节约成本，往往选择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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