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_十大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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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莫言”

本报记者 陈玮 魏新丽 实习生 张俊其

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结果的揭晓，让莫言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连带着小说中的东北乡，一起沸腾。

沸腾的背后，紧接着迎来应接不暇的活动和会议采访，这些无法推辞的活动，占据了原本属于创作的时光。这是他的无奈，也是他的责任。“他获得了荣誉和存在感，却失去了目标感。”他的好友王玉清感慨，“他现在很痛苦。”

然而被诺奖改变的，只是莫言的生活，而非心态和信心。熟悉他的人认为，打破诺奖的魔咒，会在他的身上实现。等待的，就是“莫言热”的渐渐退却，还给他一个安静的空间，属于作家的空间。

一、莫言的莫言

入秋的九月，渐渐寒冷，但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村却络绎不绝的热闹。这是莫言从小生长的家乡，村里人说，最近慕名而来的人，比平时多了一些。

8月底，在广州大剧院“拙见2014年度盛典”文化活动中，莫言的演讲又成为网络公众热议的话题。在题为“喧嚣与真实”的灵魂讲演中，莫言讲了四个跟自己有关的故事，一下子逗乐了在场的所有人，低头玩手机的观众，也被故事吸引的伸长了脖子。讲故事，一直都是莫言的拿手好戏。莫言年轻时在村里一起劳动的工友记得，莫言“很能说”，劳动累了一坐下来，莫言就开始讲故事，顺畅的就像自家发生的事情。他的二哥管谟欣对记者说，莫言从小爱听故事，一有时间，就坐在板凳上，听爷爷讲很多神话故事，*时在生产队，听别人瞎侃的时候，自己也开始讲故事，大多都离不开高密东北乡。“讲得多了，自己就开始写，他编排表演的‘四个老头学毛选’的小品，很有意思。”

然而，莫言最著名的“讲故事”是在2012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到诺贝尔奖的莫言，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第二天，莫言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占据着各大媒体和公众的头条。

莫言好友、“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说，莫言的故事，讲的这些是正在思考的文学创作的一些认识，对人性的认识，体现人的一种复杂性。人物创作时的困惑的地方。“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

然而，在那次“讲故事”之后，口若悬河的莫言，却渐渐地抽身于闪光灯和话筒之间，成为了一个光环下低调而冷漠的存在。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莫言拒绝所有媒体的采访，在媒体涌上采访时，他面无表情的躲避突围。一位在场记者说，甚至有位副部级官员向他自我介绍时，莫言也只是点头寒暄，让那位官员十分尴尬。莫言“莫言”，让充满期待的无数媒体叹气。

“莫言大牌”，就成为了莫言获奖之后的一个标签。一位广州当地的同行说，莫言很难约到采访，除了国家级的媒体，想采访莫言是不可能的事情。“去年的灵魂演讲他也参加了，一共就几分钟，让他说话太难了。”而拙见文化活动总策划田延友说，这次活动最大的嘉宾就是莫言，他也按照我们的主题讲了，非常不容易。而在之前的宣传册中，莫言的演讲被宣传为获奖之后的感受。而实际的演讲，则并未过多涉及。

与莫言亲近的人则辩解，他本身就是低调的人。“大家坐在一起时，他总是沉默寡言，不喜欢热闹，不太爱说话，是一种偏内向的性格。”管谟欣说，这是父亲从小的教育，做人要低调，不要多说话。他的二哥在接受采访时只是几个字地往外吐着，有时沉默不语，只是介绍莫言的经历时，才连成一句话，刻板的流利，像是背书一样。村里的人说，他们一家都是沉默寡言的性格。

莫言好友，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杨守森说。当代作家从维熙回忆，友人们在家中聚会时，莫言总是说话很少，酒喝得不少，与人撞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其他人那样酒后高声喧闹。

“现在的莫言身体不好，不再喝酒了。”莫言青年时的好友，同是高密人的王玉清说，“可话也确实越来越少了。”王玉清说，这是一个微妙的变化，此外，莫言做人也越来越低调。

王玉清说，调侃开玩笑的话，私下里都不说了。“原来的莫言，信口雌黄，无拘无束，自由狂欢，喝酒喝得昏天黑地。可时代不复返了，变成了中规中矩的人。”王玉清说，莫言行事也低调谨慎起来，尽量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虚怀若谷地谈论每一个人和事。

莫言的一位侄女说，莫言获奖以后，他的话语时常被人断章取义，造成一些伤害。“我们都不希望他再接受采访了。”

“谨慎和低调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王玉清说，获奖后的莫言告诉自己，要管住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人。而第二条，莫言尤为看重。

而对莫言来说，“莫言”不仅仅是一种保护。他曾在公开采访时说：“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开会和接受采访。”

完不成的创作

“我想打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后不再、不能创作的魔咒。”获奖后的第15天，在去沂南汉墓考察的路上，莫言对同行的毛维杰说。这不是莫言第一次表达这样的“豪言壮语”，在领奖回国的首都国际机场，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莫言也表示，要打破这个魔咒。王玉清说，莫言一直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

然而一年多过去，莫言的新作品却迟迟没有写出来。回顾莫言的创作生涯，“高产”成为一个明显的标签。他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一上午就写成了，获得“大家文学奖”的《丰乳肥臀》，写作也只用了83天。仅在1991年，莫言在高密家中创作中篇小说《白棉花》、《战友重逢》、《怀抱鲜花的女人》、《红耳朵》，夏天，创作《神嫖》、《夜渔》、《鱼市》、《翱翔》等短篇小说十二篇。

而2013年，却成了莫言文学创作的空白之年，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状况。“莫言现在还没有作品，这其实是很大的新闻。”莫言的学生，时任记者的兰传斌说。

然而山东大学教授，莫言好友贺立华说，莫言正在创作之中。莫言本人也表示，新作在创作中。“如果没有诺奖插了一杠子,新作早就出来了,但现在怕给父老乡亲丢脸，总是再想想、再修改一下，越想写好就越写不好。”王玉清说，在获得诺奖之前，莫言已经构思好了一部长篇小说，提纲都已经写好，当时确信2014年能够完成。“现在再问他，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好。”

阻碍莫言新作的，是一场场的活动和会议。粗略整理莫言的活动，从获奖以来，到广州的演讲，大的活动参加了几十场，而接受的媒体采访，外媒和国家级的也有十几场，仅在自2012年12月6日抵达瑞典以来，在一周之内莫言出席大小活动10多场，8月下半月的一周，莫言甚至飞往三四个城市。

然而这些，都是莫言无法推辞的活动。毛维杰说，获奖之后，来高密采访的媒体加起来有260多家，通过他联系莫言参加活动的，也有10多场，莫言都一一回绝。

“前几天镇江的瞿秋白纪念馆要搞活动，希望莫言进行一个讲座。对于这些活动，莫言一般就说请人家不要找他了。“他说的很委婉，比如我现在正在考虑创作，时间不允许，而事实也是如此。”管谟欣和兰传斌也表示，不少单位个人找到他们帮忙联系莫言，他们都回绝了。“不想打扰他，他需要时间。”

可是亲朋的保护，仍然没有给莫言太多自己的时间。莫言笑称，自己2013年没有看过一本书。“莫言现在的状态非常痛苦。”杨守森说，获奖之后，在与莫言的交谈中，他时常流露出无奈。“中国人讲究礼节，一些活动他如果不出面参加，别人就会说他架子大，但是出面参加呢，他又很烦这个事情。”

在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上，莫言在与2003年诺奖得主库切对话时说：“有10次邀请我顶多答应1次，人经常处在身不由己中，我也不愿意来今天的活动，这个题目我也不想谈。但是不讲我愧对澳洲同行，对不起今天到场的人。”而在一次国家级媒体的采访中，谈及最想做的事情，莫言表示，那就是“现在结束采访”。

整理莫言的活动，他参加大多都是与他写作相关的官方活动，比如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活动，以及政府主办的大型文化活动，而莫言接受的采访，大部分是国内知名媒体，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凤凰卫视、南方人物周刊等。

“很多活动没法推，他自己也无可奈何。”王玉清说，还有一些活动出于情义，莫言是个言出必行的人，答应了就一定会去做。有一次朋友所托的活动，他嘱咐女儿（目前是他的助理）加到日程表上。他女儿一看就着急了，都排满了还怎么加，最后仍然在百忙之中参加了这个活动。还有一次去东吴大学参加活动，飞机晚点，莫言害怕耽误活动，急得不得了。“言而有信，也是让他分身乏术的一个原因。”

“莫言写作需要一个安静的心态。”兰传斌说，莫言写作主要是集中写，然后再慢慢改，像《蛙》就是集中写完改了很多遍。《生死疲劳》那么长，几十天就写好了。毛维杰记得，莫言写作《丰乳肥臀》时，躲在高密南关旧居里，两个半月只出了两次门，还是去学校的教堂找写作的感觉。累了，就在种满向日葵的院子里散步。

“他就属于那种一旦想好，写就非常快。如果那个问题他考虑不清楚，他就会反复修改或者推倒重来，像《檀香刑》，读起来酣畅淋漓的，就属于快速写作。”兰传斌说，现在莫言拿不出一个完成的时间，因为都被活动冲的零零碎碎。

而杨守森认为，莫言需要一个平民的视野。“他不是站在一个党派或者所属的一个阶级甚至于民族国家，这是完全不同与人的视野来看历史的见证，他讲过文学是超政治的，超政治这种态度体现了一种平民视野。”杨守森也担心，这种频繁的活动，也会影响到他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心态。

还是那个莫言

文学的创作，似乎对于莫言的亲人，并没有太大的联

系。“获奖以后，莫言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管谟欣感叹。

莫言最近一次回家，是在今年6月，参加完青岛科技大学的活动，利用午饭的时间，莫言赶紧去平安庄村的老家，看望92岁的父亲。路上给王玉清发信息，希望有时间能跟老友在家里见一面。

20分钟匆匆的见面，莫言就要离开家赶往下一个地方，他对王玉清说，感觉到父亲又老了。“每见一次老父亲，他都觉得父亲又苍老了。”王玉清说，获奖之后的莫言，更加怀念年轻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在一起的时间，他都要回忆一下当初大家一起恶作剧的情景。

“对家乡，对家人，莫言都有很深的感情，这是获奖也改变不了的。”毛维杰说，每次跟莫言联系，他都会问家乡建设怎么样，收成是不是又好了，当听到高密要建机场，临老家的村子很近，莫言开心得不得了。“他不太喜欢大城市的生活，经常回来看看老父亲。喜欢与家人在一起。种个菜园，扒个土豆，烧个地瓜。”毛维杰说，莫言前段时间回来就找了一个村里僻静的地方，住了几天，过乡土生活。回家后会到胶河岸走一走，下车到树林里走一走，看一看，不自觉地哼哼曲子。累了就到很普通的郊外小饭馆吃鱼，或者到郊外烧烤，吃羊肉串。“他很不喜欢吃酒店的东西。”每次到高密，毛维杰用一辆国产的小轿车接他，还担心他这么大的腕儿，会不会嫌弃，莫言听了，赶忙说：“你开什么玩笑！”王玉清则经常开着电动小摩托，莫言就坐在副驾驶上，两人一起谈论过去的岁月。

莫言的侄子管相伦说，莫言每年过年都会回家，跟着家人拉家常，就是再平凡不过的叔叔。每次回来，莫言都穿的很普通，他的哥哥嫂子都会包好他最爱的饺子。不管再忙，莫言每天早上都要给父亲打个电话，聊上十分钟，询问父亲的身体和家里的情况。“原来能经常回家住小半个月，进行创作，获奖以后忙了，最多能住几天，家里有事，也不会轻易给莫言说，不让他分心。”管谟欣说。

不只在家，在“拙见”年度庆典上，当其他嘉宾西装革履，步履款款的时候，莫言一件简单的衬衣，带着亲切而朴实的蹒跚，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一张简单的讲话纸，讲完后折起来塞到上衣的口袋。朴实的本色，并没有获奖而得到太多的渲染。获奖之前，兰传斌记得，有一次和莫言一起参加一个私密的活动，由于记者的习惯，那天带着相机去了，事后他就非常严肃的对兰传斌说：私人场合不宜曝光，绝对不能够曝光。“我觉得这件小事反映他真实的心态——他想得到一份安静。”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咒，仍然是公众贴在莫言身上的问号。余光中认为，文学奖既是幸运之星，又是死亡之吻。有些作家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就江郎才尽，最有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川端康成，一个就是海明威，两个人都是得了奖之后自杀。而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得奖之后就再也没有继续创作。

莫言好友，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认为，莫言仍然还是莫言，不会受到“诺奖”的影响，“诺奖对他创作的影响主要是时间的影响，社会活动增多，社会责任重，社会工作多，时间被挤占。不过根据莫言创作规律，他一般每隔几年有一个爆发点，期间有两三年的调整期都是正常的。”他说，莫言是一个始终让人有意外，有惊喜的作家。每一部作品与上一部都有变化，会不断突破自己。

“莫言在部队生活二十年，目前还没有一部军事题材的大部头作品。”毛维杰说，莫言对《苦菜花》比较推崇，也想写军事题材的作品。莫言心态很积极地酝酿新作品，也说过想尝试新体裁，如话剧，戏剧方面。

杨守森说，外界应该少找莫言，尽量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外界应认识到莫言是一个作家，而作家是要写书的，不要认为他是个社会活动家，或者政治家，也不要认为他是个文化交流家。作家需要静静思考问题，写书。”毛维杰说。

采访的结束，王玉清拿出了莫言发给他的打油诗：“莫言已经五十七，心中无悲也无喜。经常静坐想心事，眼前云朵乱纷披。人生虽说如梦幻，革命还是要到底。革命就是写小说，写好才对起自己。”

57岁，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