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一位纪检人的深思熟虑[推荐]_纪委委员由哪些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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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一位纪检人的深思熟虑

作者：河南省驻马店市纪委 刘飞。欢迎原创稿件，采用就有奖励。

欢迎在文末留言评论，获得肯定多者赠书（取前2名），截止时间2017年2月20日。

为什么要办案,办案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办案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怎样理解把握“四种形态”?......今天特别推荐一位纪检人的领悟，共勉。欢迎来稿交流分享。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党组织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根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党的纪律处分原则之一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然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跟绝大多数纪检干部一样，我也是以追究办理案件数量多、案值大为荣，认为办理大案要案才是我的工作业绩；很多时候是为办案而办案，很少静下心来反思：为什么要办案、办案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如何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增量、减少腐败存量？办案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近年来办理的两起违纪案件给我很大的启示：副处级领导干部Y某2010年因为私设小金库等违纪问题被给予党内警告的处分，但Y某没有从内心深处反思自己不足，不屑一顾的态度为其犯更大错误埋下了隐患。Y某有个致命的缺陷：哥们义气重、喜欢别人的小恩小惠、原则性不强。其实，做事不讲原则恰恰是危险的开始。2015年Y某在接受开发商的多次宴请和“小恩小惠”后，无视组织纪律，擅自指使单位会计将单位全体职工的集资购房款1000多万元借给房地产开发商使用后无法追回，Y某因严重违纪被“双开”，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Y某违纪案让我意识到治病要治得彻底，不能只治标不治本！要让被处分人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不足、意识到党组织的良苦用心、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从中汲取教训。还有一起违纪案件给我启示更大：2015年秋，县委副书记D某严重违纪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在看守所我见到了D某，我推心置腹地与其谈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如何才能避免犯类似的严重错误呢？”他沉思了一会，流着泪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的我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刚上班时领导对我要求很严，我有点小问题、小毛病，领导会及时给我指出来，我都能及时改正，不会犯大错误。后来我逐渐成长为县处级领导干部，原来的老领导或退休、或离世，再也没有人及时提醒我注意小节、小问题了，更多的人是变着法子吹捧我，时间长了，我也就飘飘然、自我陶醉了，习惯于颐指气使，这为犯大错埋下了隐患。” D某严重违纪案让我深刻意识到抓早抓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图文无关，来源网络）为了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经领导同意，我将Y某、D某在立案审查期间写的忏悔录复印给该单位所有党员干部阅读，他们看后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纷纷表示要以活生生的反面题材警示自己，党组织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教育形式非常好，希望多开展这样类似的教育活动。众多党员干部对我的殷切期望和迫切要求为我做足纪律审查后半篇文章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源泉，我深刻感受到执纪审理大有作为：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最终实现让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健康”而充满活力地为党、为国工作。为此，我深刻领悟“纪委决不能成为党内的公检法，执纪审查决不能成为司法调查”的理念和要求，坚决克服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纠正以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观。做好纪律审查的后半篇文章，大有作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做法，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要果断地坚持下去。早发现、早治疗应当是治病救人的最高境界。“将纪律挺在前面”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可以治病救人的一剂良方。但要用好这味药，还需要我们纪检干部要有强烈的监督意识和问题意识：坚持抓早抓小，对党员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在第一时间提提领子、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做到防病于未萌、治病于初起；如果采取鸵鸟政策、明哲保身，养痈为患，不能在出现轻微违纪问题时及时制止住，最终会害了同志。我们要经常拿起纪律的尺子，主动对所谓的“小节问题”去量一量，构成违纪的及时给予相应处理，防止小错酿成大祸、“病树”变成“烂树”，护好“森林”才能基业长青。“四种形态”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保护党员干部方面释放出强大的能量。王岐山同志强调，运用好监督执纪的 “四种形态”，其本质就是要从操作层面织密监督执纪的笼子，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制定操作手册，主要目的是对破纪与违法现象进行全方位、综合辩证诊疗，解决监督执纪的突出问题。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须对症下药，既不能对轻病下猛药，也不能对重病采取姑息疗法，甚至讳疾忌医。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体现区别对待，才能取得预期效果。第一种形态重在“治未病”，解决的是党员干部破纪之初的思想意识问题，筑牢思想防线，让大家远离纪律底线。目前，当务之急是让各级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深刻认识到“治未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治未病”的方法要领。在这方面，华佗三兄弟治病的故事，值得各级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感悟。华佗一家是中医世家，不仅他本人行医，他的父辈和两个哥哥也都是医生，只是他们术有不同。有一次，谈起他们兄弟三人的医术，魏文帝曹丕问当时最有名气的华佗：“你们家弟兄三人，都精于医术，是天下有名的医生，那么，如果分个伯仲，究竟谁的医术最高？”这是一个吹嘘自己的机会。如果换做一般人，肯定会说自己是NO.1。可是，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华佗并没有借机吹嘘自己，而是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三个人的研究各有侧重，也各有所长，但论医术的高明程度，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是最差的那一个。”文王听了，感到十分纳闷，于是再问：“可是，你是全国知名的神医啊？他们的名气显然不如你。既然你医术不如他们，为何最出名？难道是名不符实？”华佗不慌不忙地解释道：“大哥治病主要在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二哥治病，主要是治病于病情发作初起之时，一般人认为他只能治轻微的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本乡里。而我治病，是治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一般人都看到我能做大手术，也能起死回生，所以，认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自然就响遍全国。” 党的纪律处分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现在中央提出“抓早抓小”，这和华佗‘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是一个道理。党委（党组）要狠抓日常管理和思想道德建设，筑牢思想道德防线，把管党治党落实到日常工作中，把功夫下在平时，随时了解干部情况，对干部多问多听多看，听到反映就及时提醒告诫；取得成绩的干部犯了错误，也不能迁就纵容，必须督促其立行立改；对出现苗头性问题的干部，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多种方式，让他猛警醒、急刹车。“治未病”——首先要取得“病人”（党组织和党员）的理解和信任，要让党组织和党员深刻明白党中央整风肃纪的落脚点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整人害人，这才是严肃纪律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治未病”，还要提前告知党员干部容易患哪些常见病及患病的原因。要告知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比如，我们近几年办理了多起常务副县长严重违纪案，案发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土地出让金减免和返还方面容易发生权钱交易，为此，我们将此廉政风险及时了各县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常务副县长（副区长），希望引起高度警觉；国土资源系统，一个重要廉政风险点是土地整理项目和土地利用手续办理环节容易出现廉政风险，我们也及时告知了国土资源系统。党员干部容易“患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对侥幸心理的种种表现及发生原因等了解不多、把握不深；对权力的边界、按权力的运行规则把握不够。第二种形态重在“治微恙”，解决的是轻微破纪之后的警戒问题，通过抓早抓小，及时点刹、叫停，防止小错变大错，使轻违纪的党员干部及时知止收手，直接切断由“好同志”滑向“阶下囚”的通道。其实，不论是身体之病，还是社会之病，病的治疗效果如何，除了和医生德艺有关外，病人是否愿意“看医生”、是否讳疾忌医、是否如实告知病情等，与医生的医术同样重要。现实生活中，有些党组织和党员自当蔡桓公，有病深藏，不请医生（上级党委、纪委）把脉，甚至把医生（上级党委、纪委）之言当“耳旁风”；有些党组织和党员对小病不重视；有的寄情于关系学不可自拔，以为关系、后台更可靠；有的则是等到病入膏肓，才寻医问药，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医生医术再好也是回天无力，只能“望桓侯而走”。第三种形态重在“治重疾”，对犯错的党员干部作“最后挽救”，让违纪情节严重的干部停职反思、悬崖勒马，防止其贻误终生。对犯错误、走弯路的同志不能“一处了之”，更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感化，引导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明白错在哪里、过在何处，在行动上纠正错误、改过自新。对知错、悔错、改错的同志给政策、给出路，把执纪审查过程变成引导审查对象重建对党忠诚的过程。县处级领导干部Z某在接受组织调查后期，对组织给予的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毫无怨言，还发自肺腑地感谢党组织，他深情地说：“感谢党组织挽救了我，组织给我关了一扇门，同时又给我开启了另一扇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从谈话一开始就给谈话对象送党章，与其一道重温入党誓词，唤醒对激情燃烧岁月的记忆。在执纪审查中，不是就审查而审查，而是通过扎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执纪审查的过程成为审查对象思想转变、党性逐步被“唤醒”的过程。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治微恙”“治重疾”过程中，切忌惩而不治，要有“医者仁心”、不离不弃。处分不是监督执纪的最终目的，处分决定下达后，首要任务是让受处分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袱、重塑工作信心：如果思想转变快、工作业绩好、工作作风实，党员干部即便受到处分了，组织也会重新使用。要告知本人所在单位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有义务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受处分的党员同志解开思想疙瘩，让其尽快回到正轨，决不能投来鄙夷的眼光。第四种形态重在“处不治之症”，体现法律的威严和刚性约束，对完全突破纪律，已经触碰法律底线的极少数党员，交由司法机关，接受法律的惩处。即便已经触碰法律底线的极少数党员患有“不治之症”，如果有治愈的可能，仍应尽力挽救，不抛弃、不放弃、不离弃，为以后的刑事诉讼和刑罚执行、人格矫正奠定扎实的基础。如在审查某县处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案件时，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其外孙女出生后20天，让其在纪委“两规”点看外孙女照片和视频，与其一同观看《永远在路上》，使谈话对象最终幡然悔悟，痛哭流涕、真诚向组织忏悔、书写多份保证书，表示永不翻供（之前将受贿款说成是索要之前投资款本金和利息），自愿主动上交一切违纪违法所得，坚决服从组织的处理和法律的审判，无论何时何地，都永远跟党走，永远做党的人。办案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案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无案可办！资讯：本文收录于刘飞作品文集《纪法践悟》（对监督执纪和司法实务的感悟文章90多篇，全书约20万字、预计价格不超过40元）文稿已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首次印刷2000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提前预订，预订方法：将姓名、手机号、通讯地址、数量发送至429458363@qq.com邮箱即可（如需开具发票，请务必写清发票抬头），无须提前付费，图书出版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给8.5折优惠，截止期限：2017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