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启示_sars反思

2020-02-26 其他范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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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的启示

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冲击，使人类在许多方面措手不及，暴露出在意识、观念、机制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人类和自然发展历史，特别是与病魔斗争历史的反思，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习惯陋习，自觉地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通过SARS疫情的控制，使人在不少方面获得了启示。

SARS的突现，确实对这个本不平静的世界陡添了诸多不安，令中国人震惊

什么是SARS？这是2002年11月以前地球上还没有人能说清的一种新型病毒性传染病，中国人把它称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世界卫生组织将它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英语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简称SARS。

这种突如其来的病毒，为这个本来就不平静的世界平添了几多震惊和麻烦。2002年11月16日，在中国的广东，它首先泛滥，导致5人死亡，300多人被传染。一个月后，于2003年1月21日，北京接到了广东方面的报告，说发现了一种与以往的肺炎不相同的疾病，传染性强、潜伏期短。2月2日，卫生部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再次派出有副部长黄洁夫带队的第三批专家组到达广州，了解它的疫情和病因。几乎是同时，农业部也派出了专家组。2月26日，在越南河内，一名48岁的美国商人，在从上海和香港回河内后病倒，3月13日该名美国商人不治身亡，媒体说与它有缘。2月28日，当越南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这名美籍华人可能是非典病人并病危时，世卫组织在越南的寄生虫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第一个来到医院，亲自调查这种奇怪的病毒。3月5日，他向越南政府通报了疾病的严重性；3月9日他会见越南卫生部长，提出这种病必须隔离，是他，首先提出了SARS病毒的名称，是他，率先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然而，由于他过度深入地接触这种病人，3月11日当他抵达泰国时被隔离，18天后病逝，终年46岁。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如果不是乌尔巴尼及早地认识到SARS疫情的爆发非同异常，将有更多人成为受害者。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在保护他人遭病魔侵害时，却牺牲了自己。”

春季，本来是美好的季节，然由于SARS这个怪病的不期而至，对地球人来说，21世纪的这第三个春季，可以说是灾季。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对母子从香

港回多伦多后，患重疾不治身亡，据说也是它作的孽。3月12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为它向全球发出警告。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全球9国11个实验室联合网络，协作攻关，查找它的来源。3月26日，加拿大又有13人因它感染，其中3人死亡。同时日本也有4人感染。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世卫组织的全球合作网络，使该网络成员增至9国13个研究室。4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对它的防治工作，明确指出，把控制它的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4月8日，卫生部正式下文，把它正式列入《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定管理传染病中。4月11日，新华社公开报道，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祝庆余、秦鄂德研究员等已经在它的病原体研究中发现了冠状病毒，并于4月9日通过部分基因序列分析进一步得到证实。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正式宣布，它的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SARS呀SARS，你在这个世界绕了个多大的弯子，为这个世界陡添了多大的麻烦。你逼得我们的总书记不得不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

至此，这SARS确实把神州大地搅和的不得安宁，弄得人神魂不定。4月12日，正在广东考察工作的国家主席在深圳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表示中央政府十分关心香港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全力支持和帮助夺取同疫情斗争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来到北京右安门医院，看望参加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医学专家和医护人员。4月14日，国务院再次主持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尽快建设和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4月20日，新华社公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4月23日，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4月23日，中央财政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总额20亿元，从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医疗设备；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关等。4月26日，北京昌平小汤山非典医院建成投入使用。4月30日，财政部、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工作。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医疗救治，所发生的费用由救治地政府负担。其他非典患者救治费用按有关规定给予解决。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困难地区政府负担救治费用，按规定给予补助„„等等，等等，可谓是，步步切实可行，着着出奇有效。从大江南北，到京都要塞，人民被充分发动起来了，设岗布防，体检隔离，奋力强救，至6月1７日，全国仅发现SARS病例5326，其中4725例治癒出院。尽管目前还可能会出现反复，但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布，中国的SARS防治是成功有效的。正象有人说得那样：“还是社会主义好！象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硬是把已经漫延开来的疫情给治住了。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然而，痛定思痛，我们不能不对这次SARS疫情发生、传播到控制的整个情况，作一次深刻地反思。在反思中我们该得到点什么？

启示之一

人与自然病魔的斗争是长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和麻痹，放松警惕

人类自群居，有组织地生活和生产而发生文明以来，就开始了与自然病魔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愈来愈剧烈、愈尖锐。

自史前时代以来，地球先后出现了4000多种病毒，其中有100多种对人类带来危害。埃及第18王朝（公元前1580 ~ 公元前1350年）传下的石碑中就在描绘小儿麻痹（polio）患者所特有的瘦小的脚。小儿麻痹是小儿麻痹病毒所引起四肢麻痹的疾病。而在公元前1157年死亡的拉姆塞斯5世（Rameu V）木乃伊的皮肤上，也可发现许多天花（smallpox）的“痘疱”。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所引起，患者死亡率为1/3，幸存者容颜尽损。公元165年，罗马帝国流行天花，大约1/4的人口死去。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了瘟疫，“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估计死亡率达40%以上。

史载，这种病后来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掠夺了难以数计的生命。有史以来，人口的减少，一是因瘟疫，二是因战争。16世纪初，西班牙远征军队长科尔特斯率领数百人的军队，征服了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即：今天的墨西哥），他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天花——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有天花，不到10年，阿兹台克的人口就减少到650万。天花蔓延后，印第安人锐减，16世纪末，美洲土著人只剩100万。

再一种病是鼠疫，叫黑死病，也曾给这个世界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和不幸。公元542年鼠疫爆发于地中海地区，并持续了五六十年，史籍上所称的这次“查士丁尼瘟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14~17世纪，鼠疫肆虐欧洲长达300多年。这是一个黑暗而疯狂的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曾写道：“灾难时期留下来的日记和编年史仍在挑战着人们的想像力。婴儿们吮吸着他们死去的母亲的乳房，孤独的幸存者穿着长袍戴着珠宝在空荡荡的城市游荡，有的人在街上赤裸着身体狂欢，幽灵船载满了尸体在海上漂浮„„”历史不会忘记，中世纪，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城市克法，把患鼠疫身亡的死者尸体用投石机射入城内，城内很快鼠疫大流行，热那亚居民逃离“恐怖之城”，鼠疫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后来又传播到欧洲大陆。短短5年内，第一波鼠疫导致近一半欧洲人死亡。

有史以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病疫几乎就没有断过，一种种莫名其妙的病毒，在不知不觉中摧残着本就脆弱的人类，曾为人带来了多少的灾难痛苦。到了20世纪以后，许多科学家不断努力研究，开发出各种疫苗，病毒感染致死的几率就大为减少。历史上曾经横行一时，被认为是绝症的天花、肺结核、鼠疫等已经被人类消灭或基本上得到了控制。1962年，MacFarlane Burnett 在《传染疾病自然史》中豪迈地声称：“人们可以将20世纪中叶视为社会演化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传染病过去曾经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如今其影响已经被彻底

消除。”1969年，美国外科大夫William Stewart 在国会发言时指出：“应该合上关于传染病的书本。对抗瘟疫的战争已经结束。”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宣言称：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天花已经绝迹了。但是在此时，长期隐藏于密林中的病毒却陆续出现了，如震惊全世界的艾滋病毒（HIV，人类免疫缺损病毒），以及埃博拉病毒等。这些病毒总称为“新兴病毒”（emerging virus），30年内有20种以上，仍然在危害人类的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直到20世纪末，传染病仍然是仅次于心血管病的第二杀手，每年的死亡人口中，大约有1/4是死于传染病。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仅占总死亡人数的5%，但是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染上了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把艾滋病、腹泻、肺结核、疟疾和呼吸道疾病（如肺炎）列为5种主要的传染病，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口占死于传染病的总人数的9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口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3倍。即使在发达国家，在最近20年内，越来越多的医学科学家注意到，死于传染病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旧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蠢蠢欲动。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IOM)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也把1997年世界健康日的主题定为“新兴传染病：全球警报、全球反应”。

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虐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宣布肺结核成了全球危机，因为肺结核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而且因为病毒对原有的药品产生抵抗能力，导致病人死亡比例持续增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传染性病毒和细菌感染的癌症病人人数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5%的新增癌症病人受到传染病菌感染。

另外一些“新”的传染病粉墨登场，最著名的当属艾滋病。2001年全世界共有大约3360多万艾滋病人，每年都会有560万人感染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1/5到1/4的成年人为艾滋病人；1976年出现的埃博拉病毒不断肆虐刚果、加蓬、乌干达等非洲国家，这种致命病毒的感染者死亡率达到50%~90%。特别是近期一种未探明的新病毒SARS，在短短的时间内传染到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近万人感染，近千人死亡。尤其是美国，SARS还未弄清，又冒出了80多例传染性和死亡率极高的猴痘。岂不令人顿足狂呼：病魔啊病魔，你这是怎么了！

启示之二

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其实，任何病毒的传播和发展，无不与人的行为有关。

1976年6月，苏丹努札拉镇的一名男性仓库管理员因突然发烧，头痛而入院，又因鼻、口腔与消化道大量出血而死亡。这一事件发生后，又逐渐发现死者周围的人发病，最后情况极为严重，“共有284人发病，其中151人丧命。”这是当时完全不了解的病毒所引发，该病毒以患者最早出现地附近的河川命名，称为“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所引起的病名称为“埃博拉出血热”（Eb

ola hemorrhagic fever）。从1976年到2000年止，以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为中心，共有10起突发事件。每次都给人类带来了巨痛和灾难。据研究，病毒原本栖于生物体内，传染是通过患者的血液，体液扩散。为了寻找与病毒共存的生物——自然寄主。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美国陆军微生物病研究所与法国巴斯研究所等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彻底调查。其中美国陆军微生物研究所的彼得·耶林库博士认为，“蝙蝠可能是自然寄主”。因为与埃博拉病毒同属费拉病毒科（Filoviridae）的马堡病毒（Marburg virus）引起的出血热，与洞穴中的蝙蝠密切相关。

实际上，历史上发生过的严重疫情，象天花、鼠疫、疟疾肝炎等，哪一次都与动物有关。人类自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之后，文明才有可能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是，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类开始遇到许多在原始的捕猎时期不曾面对的疾病：在很多地区，农业依赖于灌溉，而水渠中缓慢的流水给寄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滋生环境；驯养家畜使得动物的疾病传染给人。比如，天花和肺结核来自于牛，麻风病来自于水牛，普通的感冒最早则是从马那里传来的。人们到现在还和狗有65种共同的疾病，和牛有50多种共同的疾病，和羊有46种，和猪有42种。当群居生活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和密度之后，一些新的传染病就会出现。历史上适宜于被人类豢养的家畜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美洲的原住民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发生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那么动物是罪魁祸首。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公正。若人不去超出常规的接触和捕杀动物，动物能把寄生在身的病毒带给人类吗？各种新兴病毒出现，“并非病毒跑出来，而是人类扰乱了病毒巢穴的结果”，这种说法，几乎是大部分研究人员的见解。新兴病毒原本可能以栖息在热带地区森林的猴子、鼠类、蝙蝠等为自然寄主，因为森林深处的密闭不可能把病毒传染给人。但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和持久的干旱，人类过度地开恳耕地和大规模的砍伐，就使原本封闭在森林深处的病毒跑了出来。特别是象广东人那样的滥杀乱食野生动物，就不可能不把原本寄生在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人类。2002年11月16日广东发现第1个SARS病人，并且是炊事人员，紧接着又传染到几百个人，就是典型的实例。

反思SARS，非是动物，责任在人。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催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见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恩格斯一百多年前说的。一百多年来，人类都做了些什么？试想想看，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采，人类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还少吗？就我国来说，若没有对新疆、甘肃、内蒙一带植被的破坏，能有近年来愈来愈烈的沙尘暴吗？能有1998年那样的长江洪水泛滥和长江抗洪救险吗？事实证明，退耕还林政策出台和加快发展中西部战略问世，确属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自然的无奈，无疑是高瞻远瞩，十分正确的。

然而，人类面临的灾难太沉重了。就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来看，形势毅然十分严峻。仅以水土流失为例，就已成为全国性最严重的公害。据遥感普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水土侵蚀183万平方公里，风力侵蚀18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2%。另外，还有125万平方公里的冻融侵蚀面积和大量分散的重力侵蚀（如泥石流，滑坡等）面积。目前，平均每年水土流失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在我国北方，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一条东西长约45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的黄色带正在扩展。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导致耕地减少，土地质量下降，威胁着国家的粮食安全；使自然灾害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据统计，全国有60余座市镇常年受到滑坡、崩塌的侵扰，50余座市镇受到泥石流的侵扰。仅1998年，全国就发生各种不同规模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区灾害约18万处，其中规模较大的477处，死亡1573人，受伤1万多人，毁坏房屋50多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70多亿元。2000年我国西北、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暴风雨集中，引发大量滑坡、泥石流等水土流失灾害，死亡人数达1080人。

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原因固然表现在自然因素，但实质上是人为因素所致。植被破坏、过度放牧、陡坡开垦，盲目建设，无不对自然状况造成毁灭性破坏。然而，人们在从事对自然界的掠取和破坏时，当时是想不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而今天，当我们面对SARS等病毒威胁人类生命安全而发生忧虑之时，怎能不对自身的行为作深刻反醒呢！

首先，人类必须重新考虑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自觉地顺从自然。自然界不仅创造了人类，更创造了万物生灵。所以，自然界不只属于人类，更属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灵。人类没有资格充当自然界的主宰，没有资格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更不能充当人类自身及其他物种的掘墓人，从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无形的大剪，把自然界的生物链剪得粉碎。人类啥时候都应当明白，保护了自然，也就保护了人类。

其次，人类必须正视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觉地适应自然。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类并不是孤立地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而是以社会为中介与自然界发生着联系，对自然界进行着改造。因此，这就需要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尊重自然规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界进行变革。对自然界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顾后果的肆意开发，只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而只有在充分认识并掌握自然规律后，主客体间达到了一种统一，人类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其三，人类必须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警惕自然界的“反人化”，自觉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是自然之子，人永远不能割断与自然界的联系，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一方面，人类要按照一定的目的改造着自然界，使自然不断地适应人类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人类也必须改造自身以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这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与自然除了存在物质（功利）关系，还存在精神关系，包括审美、文化等价值关系以及伦理关系。所以，人类不能单纯地谋求功利主义，还应对自然界有一定的道德责任，自觉地形成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共同发展的新型的和谐关系。人类不能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从而把自然界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对待。人与自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人类之所以优越于动物，不仅在于人类可以有目的的变革自然为自己服务，而且在于人类能够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活动，人性地对待自然，从而维护自然界乃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追求人类文明的同时，也追求生态文明。

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是人类应该永久发展的智慧和责任。启示之三

人应当洗心革面，与传统旧习彻底诀别

SARS病毒的传染，确实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巨大震憾。人一旦面临死亡的考验，便会产生无穷的思索和坚强的凝聚力。尤其是中华民族，这一传统更为显现。当SARS袭来时，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便迅速形成了围剿SARS的战斗堡垒，市民、工人、农民都参加了，都变成了防御前线的坚强战士。就全国讲，着着实实是打了一场不见硝烟的人民战争。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尽管SARS疫情还没有远离我们而去，也谈不上最后下结论，但我们确实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居住又相对集中，这次疫情能否迅速地被控制住，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人民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我们胜利了！令SARS退缩，令世人震惊。控制速度之迅速，参与防范者之众，措施办法之得力，古今中外，无与论比。试想想看，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疫情，哪一次防治的能象这一次这么好，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哪一个能象中国——面对SARS，能做到全民皆兵。实践一再证明：人民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好！由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坚强的凝聚力坚不可摧。然而，面对SARS疫情发生、传染到控制的整个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回顾。

反思之一，中国当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意识。古往今来，人们把活动的价值集中在对自然界的强夺暴取。而SARS却告诉人们，人类不仅要顺应自然，还要对自然进行保护。不少人开始意识到了，野生动物是不能随意捕杀的，更不能随意食用，并不是野生的东西谁占有就是谁的。联系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们开始对环境法的价值产生更加明晰的理解。就法的观念而言，环境法所调整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环境法的价值是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为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和发展。人们开始注意考虑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能够理解“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观点，甚至倡导解放动物，知道了用法来保护自然，对付病毒。如：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中国环保基金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国内32家环保非政府组织就发出了倡议，号召相关单位和个人负起责任，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用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抵御疾病对人类的侵害。不能说不是SARS对人的启迪。

反思之二，中国人当自觉地革除陋习。“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是几千年来流传于民间的传统陋习。而这次SARS 病毒的传播，令人不得不对传统的卫生理念和生活习惯进行变革。看起来，SARS病毒的传染是一件坏事，同时又是一件好事，它象一剂清醒剂，唤起人们对传统的习惯作法去重新认识，自觉去革除陋习，对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卫生习俗来讲，确实是一次巨大冲击，是一次思想深处的革命。其效用、其威力是无法比拟的。在不少地方，人们开始对不良习俗进行改变，重新认识自己的环境责任，尊重自然、珍爱生命、遵纪守法、移风易俗，坚决摒弃象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群餐群食的传统陋习，代之以餐前洗手、实行分餐，对随地吐痰和乱抛乱弃行为重罚等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等的树新风活动。人们开始注意做到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不危害野生动物，形成良好的环境道德和卫生习惯。然而，人类几千年形成的传统习俗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丑陋的中国人”有其丑陋的顽固性，因此，必须打持久战。就人的素质而言，有一些现象就颇值得深思，非下重药是不能根除的。比如，在SARS被列入依法防控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出台后，有人明知自己患了传染病还从医院里逃跑；有人昧着良心借机进行商业欺诈或哄抬物价活动；有人假借SARS病进行敲诈抢劫、制造谣言等犯罪活动；有人临阵脱逃或玩忽职守；有人表现出极度恐慌和脆弱；有人仍在贩卖、滥吃野生动物，甚至有的地方出现荒谬的“防非”把戏和迷信活动等。这一切，都当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人人当从自个做起，与文明握手，去诀别陋习。

反思之三，中国当全面地完善机制。从整体上看，这次防治SARS，特别是从四月中旬以来，无论是信息、机制、措施，还是具体的布署落实，应当说是非常正确有效和得力的，但是，在回忆防治SARS的全过程中，在不少方面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人所皆知，2002年11月16日，广东就发现了SAR

S病例，紧接着广东有几百人传染，在弄不清病原、病因和有效治疗药物的情况下，都未能提到疫情的高度来认识，未作出及时的防范和预告，导致北京、山西、内蒙、河北、天津等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大规模传染，不能说不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教训。尽管后来引起了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视，但其中的教训不能不汲取。当SARS病毒迅速地向全国乃至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漫延时，无论是从信息的披露，还是预警，建立快速的反应机制等方面，都显得滞后和无力。不过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当一种疫情袭来时，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建立起灵敏高效的防范机制。一是预警机制。二是快速反应机制。三是信息披露机制。SARS事件已经不是单一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是较为广泛的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方面，还直接涉及我国国际形象和中国政府的信誉。在处理危机方面，对内应充分利用政治优势，对外需要讲究方式策略。这次大范围发生在中国的SARS事件，对中国新一届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和重大挑战，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的一次检验与“考试”。

结论，当然是满意的。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坚强正确的领导下，我国不仅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的发展，而且通过疫情防治，充分显示了民族坚强的协作精神和全民牢固的凝聚力，干部、群众的关系空前的好了，许多平时看来集恶成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通过疫情防治摸索出来的经验甚至比疫情的有效控制，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使用价值。为此，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

第一、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必须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制，共产党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二，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人民，特别是人民中的农民、工人和市民，始终是战斗在一线的主力军，民族的团结协作精神和凝聚力是不可抗拒的；

第三，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必须建立果断的预警信息披露和快速反应机制，任何时候都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第四，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科学地指挥，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协作方式解决遇到的难题；

第五，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不能忘记朋友，当重视公众舆论和国际间的合作支持；

第六，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不能忘记党的宗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的位置。（200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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