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与秀拉的“边缘人”形象分析_高加林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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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林与秀拉的“边缘人”形象分析

“边缘人”，个人认为，是文化混血儿的一种，是游离于多数群体的少数个体。它是在一种文化环境中长大，后又受到较之具有较大差异性的异质文化影响和渗透。在这种双重文化（本土与异域文化、本土内文化）中，其中一种是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它在两种文化中纠结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并在文化碰撞和冲突下，呈现出无根和失范状态，由此严重颠覆了他们的价值判断，从而给他们的人生和理想实现带来巨大困惑、迷惘和障碍。

虽创作背景、文化环境相去甚远，路遥和莫瑞森却因有着同样洞悉世界的眼光，描写现实社会骤然剧变给人心理带来的深远影响而为世人所推崇“边缘人”的界定，始终没有统一的概念。高加林和秀拉分别是《人生》和《秀拉》的主人公。二者虽生存环境、背景、文化习俗等方面有明显不同，但却在共同人性的驱使下，成为“边缘人”形象中两朵夺目的奇葩。本文试从二者作为“边缘人”产生的类型、思想和精神特征以及归宿、产生原因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希望对“边缘人”形象进行更为宏观的认识。

“边缘人”虽属同一类别，但外在表现却千姿百态。就倾向性而言，高加林和秀拉分属不同类型。受反文化思潮影响，高加林呈现人格扭曲。为追求现代文明脚步，他置传统道德于不顾，靠他最藐视的不正当渠道获得去城里发展的机会；为更好地和现代文明接轨，他抛弃原有爱情，和极具现代文明精神的黄亚萍恋爱。从这一路奋斗征程可见，他还是倾向于和主流相靠拢，是趋向于主流文化、具有进取精神的“边缘人”形象。

高加林虽在靠近主流过程中屡受挫折和不解，但仍能坚持理想，大有为理想实现不惜成为其殉道者的精神。为追求城市文明，他抛却传统道德、以牺牲幸福和爱情为代价，从而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典型。秀拉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她对现实认识比高加林清醒得多。因受黑、白人双重排挤，她没有立足之地，只能放任自己，放荡生活。从而成为浑浑噩噩、甚至在某些方面显露出人性丑陋面的人，展现了低俗的现实主义者形象。

除此之外，他们的归宿也截然不同。

高加林因被人告发，被退回农村。在那里，他得到朴实父老乡亲真诚的安慰，这使得他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他理想的实现不能脱离养育他的土地和家乡人民。于是他重新审视自我，不气馁、不放弃。当他扑倒在顺德爷爷脚下，手抓黄土、沉痛呻吟时，预示着他从故乡土地上真正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和归宿。他很幸运，还能重新开始。

秀拉一生从清醒认识世界到馄饨度日而死，心中充满怨气和仇恨。她抛却一切的生活方式将她置于生活的谷底，但不论怎样艰难，她都践行回归真实自我之路，而这条路同时也是一条不归路，直至将秀拉拖向落寞、空寂的死亡神殿。她无疑是不幸的，不能重新开始了。

孤独感是“边缘人”共同体味的生命意识。高加林和秀拉都在不被认同的社会环境里饱受精神煎熬。但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使得二者作为“边缘人”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性。

《人生》创作时期是对传统予以全盘否定的反文化思潮盛行的时代。中国农村虽实行新经济政策，但社会流弊、封建残余依然盛行，城乡差别扩大。这在经济上、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反映。高加林作为农民子弟，身上有传统道德和封建意识的影子。同时，作为有文化的年轻人，又有向往城市现代生活和与命运抗争的意识。使得高加林成为处在固有封建传统文化和反文化思潮主流文化夹缝中的人。由此可见，高加林作为“边缘人”，是基于中国内部同一种族文化差异而产生的。

秀拉作为白人文化主导下，出生、成长，且最终埋葬在黑人社区的黑人女性，当时黑人妇女既要承受黑人内部性别歧视，又要忍受白人世界种族歧视。而秀拉正是独特的“这一个”，她抗争黑、白人社会内部性别歧视，更不能容忍黑白社会间的种族歧视。成为对抗固有传统文化和白人主流文化，并在两者夹缝中求生存的“边缘人”形象。可见，秀拉作为“边缘人”，主要是基于不同种族文化差异影响而产生的。综上所述，虽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存在差异，但共同的人性，让两位作家有了相似的生活感悟，从而在他们笔下诞生两个既具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边缘人”典型形象。二者的对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边缘人”概念。同时，这种中外的比较，也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边缘人”的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