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总_当代文学文学

当代文学总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当代文学文学”。

*三次会议：60年代初，文艺界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根据几次会议精神，制定了著名的“文艺八条”，在当代文学思潮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61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张光年执笔的专论《题材问题》，这是调整文艺政策的最初迹象。在肯定重大题材的同时，主张题材多样化。1新侨会议1961年6月1日到28日，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痤谈会，文化部同时召开故事片创作会议，因均在新侨饭店举行，故简称“新侨会议”。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集中体现了“新侨会议精神”。会上根据此讲话，对“文艺十条”作了修改。2广州会议1962年3月，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剧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3大连会议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目的是讨论农村题材创作上的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单一化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十六位作家、评论家。

*三大批判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年十大优秀影片，二十世纪十大禁片之一。毛泽东认为“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1951年3月，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8-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反人民和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批判予以总结，批判运动即告结束。后果：开启了对文艺论争进行斜向引导的先路；强化了创作主题的单一性；文艺隶属于政治的关系型态凝固化。起因：历史背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文化取向（知识分子政策;个人因素（江青介入）同年9月初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此有关。2对俞平伯红学研究及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原名俞铭衡，早年参与新文化运动，曾加入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新红学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士《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李、蓝二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将俞平伯的“红学” “错误观点”纳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系统中加以批判。根据中央指示，全国文联与作协从1954年底开始展开对胡适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和历史观的全面批判。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原名张光人，现代著名理论家 ,曾任“左联”宣传部长, 抗战时期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创办并主编《七月》、《希望》等杂志，是著名的“七月派”核心人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集中体现与暴露了1949年之后左翼文学内部在对新的文学体制、文学规范及对《讲话》的认识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与严重冲突。历史原因:1935年，胡风在长篇论文《张天翼论》中，强调创作过程作家的“主观力”。1938年胡风发表《论民族形式问题》，反对把民族形式狭义地理解为“民间形式”。1944年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的概念，发表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主观》，引发国统区持续数年的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1954年《意见书》“五把理论刀子”说。胡风悲剧的复杂成因：1传统的士大夫思维定势，检讨加谏诤，毛泽东按语谓之企图清君侧2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历史影响：五十年代的批胡运动，开启了文化领域和知识阶层的精神蜕变，并从此确立了一种践踏文化，葬送文明的整体社会氛围、集体意识和人文环境：1制造了思想意识问题的政治化处理模式，以及利用运动形式予以体制性制裁的极权主义2制造了覆盖全社会的流行性批判话语3制造了群众运动所必须和赖以发动的表演性人格面具和表态式运动程序。*双百方针背景：对经济建设历史任务的理解、对阶级斗争状况的重估、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调整，是双百方针提出的主要依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提出：1951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双百方针的思想萌芽。1956年4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向知识界发表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地阐述双百方针。积极影响：1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涌现出一批年轻作家创作的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和消极现象的作品，主要触及官僚主义，代表作有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2题材范围扩大：涌现出一批突破人性、爱情题材禁区的小说诗歌戏剧作品。代表作有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邓友梅《在悬崖上》、高缨《达吉和他的父亲》等。

*从反右运动到文艺政策的调整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严重影响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错误地批评了大批优秀作品和理论主张，“左倾”文艺思潮进一步泛滥，是建国后文艺界遭受的一次最大的打击。反右派斗争的背景及基本情况: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4日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5月1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党内传阅；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揭开反右运动序幕；10月反右斗争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1959—64年，中央曾先后五批为30万人摘掉右派帽子，但未彻底平反。1978年底中央决定为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彻底平反。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十分严重，除“丁、陈反党集团”事件之外，全国文联和各协会领导机关，共划分87名右派。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出现的一些干预生活的作品受到批判。王蒙、邓友梅、丛维熙、刘绍棠、李国文、陆文夫、张贤亮、张弦、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等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中央对这次文艺界反右斗争的理论性总结。这篇文章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文献，它以否定文学的自由、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为核心，以政治实用主义的诡辩为方法，在文学思潮、理论、创作诸方面给作家套上了一系列精神统治的枷锁。*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成长小说：从不同角度抒写农民、知识分子、市民等各阶级代表人物在时代风云与政治搏斗中的成长过程，以此凸显鲜明的政治意识、党史意识（党的教育、领导、指引）与史诗追求（规模宏大、事理结构）。各个阶级的历史在叙述过程中经权威意识形态改写，私密性的日常生活被置换为大气磅礴的阶级斗争，故事充满紧张性、动作性、神圣性，对工农的赞颂替代了国民性批判的主题。《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为代表作。《三家巷》欧阳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苦莱花》冯德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红豆》宗璞《小城春秋》高云览。二战争小说：表现阶级斗争极端状态的战争小说。服从主流意识形态对战争性质的钦定，致力于对战争（重大题材）的正义性及处于战争状态中的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品质的歌颂，英雄化修辞与程式化的人物关系,充满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为主要代表作。战争小说的特点：1 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放弃，赞美和歌颂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回避战争暴力、血腥的残酷性与反人性特质，忽视普通个体的命运和生命价值，缺乏从人文关怀的立场反思战争的能力。2“两军对阵” “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两大人物形象系统。“我军”系统：英雄人物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苦大仇深的农民，通常出身贫苦，大公无私，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不会轻易死亡，没有性欲，没有私念，没有精神危机。相貌：高大威武，眼睛黑而发亮，不肥胖；“敌军”系统：反面人物国民党军队、日本侵略军队、汉奸军队的官兵，以及土匪、恶霸、地主、特务等等一切“坏人”，通常喜欢掠夺财富，贪婪，邪恶，愚蠢，阴险，自私，残忍，有破坏性，最终一定失败。长相：恶劣、丑陋、有生理缺陷。革命历史小说的基本特征:1乐观基调：胜利者的主体定位、乐观的英雄主义精神；战争小说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来自解放区和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个别作家直接担任过军队的指挥工作2史诗意识：规模宏大、事理结构；创作“党的光辉史诗”的强烈愿望。在足够的时间长度与空间宽度中展开具有宏大规模的事件。事理逻辑代替人物的性格逻辑决定小说的整体结构3教化功能：革命历史传统教育。作家在叙述意识上往往选择与保持严肃、郑重的叙述姿态。正史话语作为维护既定统治秩序的认知与评价体系，说教是它的必然要求与主要特征。

*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长篇小说：《三里湾》《灵泉洞》。戏曲剧本：《三关排宴》《十里店》。

(一)农民与知识分子意识的互疑互动：思想复调。一知识分子意识:批判立场。1四九年之前对黑暗势力的揭露2对异化的革命逻辑与封建势力的批判3对乌托邦社会实验的讽喻4持续对封建意识的文化批判。二农民意识：农民本位的叙事立场与朴素的写实精神。1农民本位的叙事立场，站在农民的立场讲述农民的故事给农民看2朴素的写实精神：写实精神实际是一种求真崇实的文化精神。写实精神在艺术创作的各个环节有其具体的落实型态：1拘实性艺术思维：注重表现内容的实指性，强调直接经验，排斥虚构、绝少想象，对生活内容改造变形的幅度极低，人物、事件都有牢靠的现实基础。对经验范围之外的生活持拒斥心理2务实的创作动机：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又主要指具体的实际的小问题，极少关涉重大斗争、重大场面、重大理论问题，自觉自愿地为“赶任务”而创作。作品分为自动写作和半自动写作两类3重实轻名的价值标准4求真求实的审美情趣

（二）中间人物：非典型化、非理想化的人物塑造方式赵树理的小说基本上不用所谓的典型化原则来刻画人物形象，而是注重平铺展示群体的普通农民故事，逼真地叙写日常生活的细节与民间社会的本相

（三）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赵树理自认为“是一个戏剧家，而不是一名小说家”。他对戏剧的偏爱既是对戏剧美学功能的理性选择，也是地域文化氛围熏陶的结果。除了直接的电影戏剧创作外，其小说创作有很强的可表演性、可观性，表现出明显的戏剧化倾向。

戏剧化倾向涉及小说的叙事方式、性格类型、结构方式、审美取向等诸多方面：1叙事方式：以完整的故事和生动的情节见长，避免对人物心理和场面、景物等作单独冗长的叙述与描写，注重让人物以自身的行动来展示其个性与心理2绰号使用：绰号与传统戏曲的脸谱具有相同的艺术功能，实际是对人物角色的性格派定，既便于观众对角色主导性格的认知，也揉入了作者的定性评价3戏剧结构：在赵树理及山药蛋派的小说作品中，对比性结构、串线人物或道具、大团圆式思维方式的普遍运用也是较为显著的戏剧化追求4审美情趣：赵树理很少描写爱情，也与地方戏曲影响有关。

（四）语言（叙述、人物）风格的口语化、通俗化注重小说文体与俗文学的联系，以朴素的叙述与人物语言追求小说叙事的平民化、通俗化。

*茹志鹃《关大妈》《静静的产院》《百合花》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小说散文集。《漫谈我的创作经历》代表作：短篇小说《百合花》

*梁斌：现代历史叙事模式的确立史诗化强调文学的历史功能、文学与政治之结合以及作家参与革命实践之必要，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史诗化在《红旗谱》中主要表现为党史的叙事立场和对“正史”效果的追求, 小说可以视为以文学面目出现的政治史、革命斗争史、政治思想史.1949年之后，文学创作积极参与了政党意识形态体系及其包含的政治信念、历史观念、认识方法在国民思想意识中确立并加以完善的过程。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被纳入以社会主义因素渐进发展为方向的线性进化模式之中。“三红”均写国共之争,乃其中之精华。梁斌所传承的历史党史化的写作路线带有示范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维护具有重要贡献。1革命化的组织结构，政治与文化编码方式。梁斌写作是对新文学史经验积累的进一步清晰和确定化。作为追述，他预设性的写作是在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之后, 对现代历史所作的系统的政治与文化编码。在小说完成的过程中，基本的故事构架有三个层次的递进：家族复仇-阶级斗争-国共之争。小说涉及六种政治文化要素：贫农、地方乡绅、读书人，国民党、共产党、民间村社宗法组织。革命化的社会编码方式作为史诗化追求的叙事策略，既是一种组织与结构原则，也是一种选择（遗漏）机制，除文化要素的重组之外，还会直接干预生活素材的甄别与拣择。革命化的修辞策略还体现在小说的爱情叙事中：春兰与严萍作为边缘化的辅助性女英雄，与运涛、江涛的关系并非纯粹的男女、情人关系，更重要的是导师与被启蒙者的关系2宏大的史事规模与严正的叙事态度：事大，时长，人多，严肃、郑重的叙述姿态（资治体、助名教.）3受事理逻辑支配的情节结构。小说以因果关系和逻辑推理作为基本的组织结构原则，压迫与反抗的事理逻辑，时间与因果关系的重叠，代替人物的性格逻辑决定小说的整体结构。重事轻人,人物性格处于事件的统辖与遮蔽之下,性格未能获得完全的主体地位.*《青春之歌》: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爱国运动和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1931年“九一八”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间动荡的时代生活为背景，以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为主线，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化和精神面貌。

*林道静:小说主要塑造的女性形象，三十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从反抗家庭、要求个性解放，到谋求民族与阶级的解放，从对劳动人民同情到为劳苦大众服务，从一名小资产阶级战士到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三十年代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道路。主题的复杂形态: 1关于现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故事

2、胜利者对其历史所作的确认” 3革命和爱情传奇、革命和浪漫青春的杂糅4表现党的伟大，党的深入人心，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5女性主题。一性格传记化：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小说以人物的成长过程为基本的结构线索，事理逻辑决定了人物革命过程中出走、觉醒、成长的三阶段：1出走。林道静由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到独立谋生的幻想破灭后投海自杀，之后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并相爱同居2觉醒。林道静移情卢嘉川并与余永泽最终决裂，也即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革命人生的阶段。同余永泽的决裂是林道静摆脱个人的狭小天地，把自己的出路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性的一步。小说对她在这一过程中的犹豫、倔强、顾恋、反复、斗争做了细致的描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时所经历的曲折痛苦的心路历程3成长。卢嘉川被捕入狱并遭杀害，在共产党人江华的领导下，林道静开始了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的过程。经过农村革命实践的磨炼、监狱生活的严峻考验，林道静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学生运动领袖，其曲折的爱情追求也找到最终的归宿。二女性主体性的匮乏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作品显然试图通过林道静的个人生活，创造和确立20世纪中国女性的主体性。在小说中，这种主体性通过男性的愿望和目光予以界定与确认。经由三位男性的拯救、唤醒和肯定，林道静的“英雄化”的过程，既是情爱愿望的实现过程，也是从一个小资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余永泽(骑士英雄):拯救林的肉体生命、唤醒林的个性意识；卢嘉川(精神英雄):阶级意识的启蒙者，使林意识到个人命运须与阶级命运结合；江华(革命英雄):林在精神上得到卢拯救后，产生革命冲动,江华唤醒了她的斗争意识,并使她从对卢的朦胧爱意中解脱出来。（除了林道静之外，小说还塑造了深沉稳重的卢嘉川、质朴热情的江华、顽强坚贞的林红等共产党员的形象以及热衷追求个人名利、道貌岸然而内心虚伪的个人主义者余永泽、阴险狡诈而背叛革命的戴瑜、小资产阶级女性白莉苹等，展示了那个时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

*《天山牧歌》：1956年出版，包括《序诗》，组诗《博斯腾湖滨》《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天山牧歌》及九首《散歌》以及叙事诗《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天山牧歌》思想艺术特色：一异族风情与政治观念的融合，以牧歌形式表现颂歌主题：是以爱情诗面目出现的政治颂歌,通过爱情描写，歌颂新生活，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道德，歌颂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崇高的建设者.1以少数民族风俗的描写展示新疆各族人民的新思想新风貌：2以奇特的爱情描写（奖章加爱情）展示新的爱情观、生活观。二和谐完整的艺术结构：具有小叙事诗的特点，选取动人的生活片断，叙事、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如《苹果树下》等。三爱情状态中青年男女微妙、细腻心理活动的描写:诗中的人物大多具有开朗、坦诚、热情、幽默的性格特征，对待爱情，姑娘比小伙子更直率、主动、热烈。

*政治抒情诗:广义的政治抒情诗指1949-1976年间,关注社会生活的政治层面、直接表现政治事件或从不同侧面表现政治情绪的诗歌作品。狭义的政治抒情诗则指50年代后期一种以理性思辩和激情宣泄为主要特征的诗歌抒情方式,具有特定的思想艺术规范:1题材、主题富于社会政治色彩,抒情主人公“我”非诗人自身,而是人民、阶级的象征2以观念、思想的演绎为主导线索,理性逻辑的展开与完成是诗歌结构的基本形态3注重音韵、节奏等形式要素,追求诗歌的战斗性与宣传鼓动效应。代表性作品：郭小川、贺敬之、张志民《擂台》张万舒《黄山松》沙白《大江东去》

*杨朔的散文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散文主要作品——战争生活：《潼关之夜》《铁骑兵》《平常的人》等；建设生活：《香山红叶》《海市》《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国际题材：《樱花雨》《印度情思》《埃及灯》等。代表作：《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香山红叶》。散文的艺术特色：1“景-人-情”的抒情结构形式。从写景入手，引出风景中活动的平凡人物，然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物相联系，升华出对时代生活和普通劳动者的赞颂这一抒情主题。杨朔模式的散文抒情主题的传达过程，大都具有“避直求曲，起伏变化，从容入题，卒章显志”的特点。由实而虚、由现象而观念、由记事而释理的对位修辞套路2散文的诗化：“寻求诗的意境”是杨朔散文创作的自觉追求。杨朔总是带着诗人的目光审视万事万物，通过演绎的方式把既成的观念投射到表现对象之中，在普通而平凡的事物中提炼动人的诗意，通过诗的意境来展现时代的风貌3“杨朔模式”散文的人物关系模式。杨朔散文的形象主体往往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抒情主体“我” 需经前者的点拨方能“顿悟”生活的真谛，由此而形成的人物关系模式为：“我”（知识分子）对美感的迟钝；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对美的独特体味；前者接受后者的精神洗礼，灵魂得以净化；杨朔的散文创作刻意追求语言的洗炼、清新、别致，讲究炼字锻句之美

*秦牧的散文长篇小说《愤怒的海》、中篇小说《黄金海岸》；散文集：《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艺海拾贝》等。代表性的散文：《古战场春晓》《社稷坛抒情》《土地》《花城》等。艺术特色：学者气质，“杂文的诗化”。1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2随意散漫的结构方式

*第四种剧本百花时代出现的戏剧创作现象。黎弘于1957年6月11日《南京日报》发表文章《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认为《布》不给人物贴“阶级配方”和“党团员、群众”的“思想标签”，“尊重生活本身规律”，是工、农、兵戏剧模式以外的“第四种剧本”。与通常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工农兵剧本不同，第四种剧本侧重揭露人民内部矛盾，贴近日常生活，尖锐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真实的矛盾形态。代表作品：岳野《同甘共苦》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海默《洞箫横吹》

*老舍《茶馆》当代文学时期，老舍除长篇《正红旗下》外，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剧本23个，多幕话剧15个。主要作品：《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宝船》等。代表作《茶馆》、《龙须沟》。《茶馆》戏剧艺术特点：1民间本位的叙事立场与对现代黑暗历史状况的揭示：a基本主题。葬送三个旧时代，暗示光明的到来；b历史逻辑。善良者每况愈下、步步陷入绝境，恶德人物随机应变、呼风唤雨、随机应变；主流批评的叙事规范性建议2横断面连缀（人像展览、老舍）式结构：市井风俗画（浮世绘）。无贯穿始终之故事情节与戏剧冲突,以裕泰茶馆为唯一之场景,以人物带故事,主要人物从壮到老，贯穿始终,次要人物父子相承,一般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自言其事，关乎时代,悲悼与诅咒性的结局3小说艺术对戏剧样式边界的突破与扩张：人物形象的性格刻画，开口即响：精练、幽默、个性化的语言。

*伤痕小说 是七十年代末出现，控诉*灾难，描写人民不幸命运的小说潮流，它发端于1977年底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因1978年8新华发表的短篇《伤痕》而得名。主要作品：短篇 刘心武《班主任》开山之作，卢新华《伤痕》，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中篇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米》，宗璞《我是谁》。长篇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反思小说王蒙1、50年代《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青春万岁》

2、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意识流探索（老六篇）《春之声》《风筝飘带》《夜的眼》《海的梦》《布礼》《蝴蝶》

3、80年代中后期多样化探索，《活动变人形》《名医梁有志传奇》

4、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对意识流的探索：王蒙的创新实验从意识流开始，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叙事形式。1绵延不绝的心理流程通过人物心理图景的直观展露，广泛而深入的揭示了人物从显意识到潜意识各种不同的层次的心灵内容方面，扩大意识的范围2自由洒脱的散文式结构 从情节结构改为心理结构，从心理角度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处于无目的性的游走过程，叙述的重心落实于人物心态情绪的变化。逍遥游的结构3理性色彩与理想主义 内转倾向是方法论的意义上对人的内部世界的关注，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其基本叙事立场是为社会载道。内在秩序与逻辑性，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

*改革小说高晓声50年代《解约》《不幸》。新时期（70—80年代）《青天在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思想艺术特色：1基本主题与结构。农民的苦难，农民悲凉命运与极左政治间的关系，人物艰难道路与不同时期社会政治事件与政策的关联，是其小说的基本结构方式。《李顺大造屋》的主体性隐喻2对国民性与制度性问题的思考 对农民文化性格的内在矛盾有清醒的认识，针对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提出了农民自身的责任问题，延续了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在深入的批判封建性国民性遗存问题时，其国民性话语导向对当代历史实践的制度性思考表现出国民性与制度性批判的双重特点。《陈奂生上城》隐含的文化冲突

*寻根小说 80年代中期出现，以还原民族意识民族心态，反思民族文化传统为旨归的小说思潮，是当代文学开始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文化运动。与之前的小说思潮不同，寻根文学是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合力的结果，寻根与传统、怀旧、感伤、隐遁有密切关联，既指向时间段上的原始过去、远古、初民时期，也指向地域上的封存、古国、僻地，极易落入保守避世和民族主义。1984年12月杭州会议（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讨论会）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棋王》《孩子王》《树王》（“三王”）韩少功《文学的“根”》 贾平凹《商州初录》莫言《红高粱》郑义《老井》王安忆《小鲍庄》起因：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学视角向文化学视角的转化。文化热背景。异域文化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主要审美形态：人格境界的审美塑造。个体种族人类生命与生存方式的关怀与探索。民间文化精神的开掘与探寻，缺失：主体幻象与含混的文化沉迷，疏离现实；传统的意义增值与贬值，自我拆解。

*贾平凹：创作历程1、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单纯入世到复杂处世：总体上表现出散文化倾向，以神韵、情绪串联生活片段，不太注重情节的完整，叙述笔调质朴、自然、流畅。后期从明快乐观转向迷惘深沉，在赞美生活爱情的同时，对人生的痛苦、社会的病态、国民精神的弱点予以深切的关注与思考。《鬼域》对*残酷性描述。《满月儿》《二月杏》《夏屋婆悼文》《山镇夜店》《夏家老太》社会伦理层面：角色异化，艺术伦理层面：姿色异化。

2、83至87年，寻根文化“商周小说”系列：在对乡村文化的回顾中，开始用历史的眼光对当代生活予以剖析评估，努力探索时代变革中人性内涵，展示农村社会中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商品意识对古老民风民俗的冲击及相应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小说结构的内在凝聚力增强，男女风情支撑的故事框架里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叙述笔调趋于凝重古朴，句式文白相间。在招致政策性批评后，做出如下反省与选择：发现解释生活权力的有限，重回商周，山景农事。产生文体自觉，重溯明清笔记传统。《商周初录》《小月前本》《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天狗》《黒氏》《古堡》《浮躁》

3、87年到90年志怪小说土匪系列《瘪家沟》《白朗》《太白山记》《五魁》

4、90年代以来《废都》《白夜》《土门》《怀念狼》《高老庄》《秦腔》《美穴地》

*先锋小说 8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而注重文本实验的小说思潮。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虚构》 余华《现实一种》《难逃劫数》格非《迷舟》《褐色鸟群》特征：艺术追求的形式主义——元小说；精神指向的虚无主义——怀疑、悲观、神秘。缺失：沉迷文本，疏离现实。强调虚无，精神萎缩。

*女性文学 90年代初出现，由女性作家创作且带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小说思潮，大多采用自传体或回忆录的文体形式，集中述说被社会群体经验所压迫与遮蔽的心理隐私，重视女性生命意识与内在生活空间。陈染《私人生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王安忆《雨，沙沙沙》《小鲍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乌托邦诗篇》《长恨歌》

*朦胧诗概念人物：食指、北岛、舒婷、芒克、多多、顾城、江河、杨炼、林莽、梁小斌、王小妮等。代表作食指《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北岛《回答》，《令人气闷的朦胧》，梁小斌《诗人的崩溃》

*第三代诗歌是继朦胧诗之后中国先锋诗坛的主要脉流，所产生的效应和创作风潮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坛而有的景观。代表人物：韩东、于坚、周伦佑、杨黎、蓝马、何小竹。校园诗歌是其产生的基础和直接背景。1984是其蓄势待发的重要潜伏期。是从重新诘问和确认“诗是什么”的基本问题开始的探索的，常采用反诘的姿态，企图还原或保持人和事物本真存在。

*舒婷 借鉴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总体上呈现为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女性诗人特有的委婉、细腻和柔美的风格。在传达内心世界曲折而隐秘的情感时，善于采用清新的意象和富有个性的语言，在语言运用上，多采用白描手法，虽平俗简淡，却感情浓烈，善于设置特定的情景以衬托某种情绪。《流水线》《船》《惠安女子》《神女峰》《风暴过去之后》《赠》《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顾城“童话诗人”对文化王国的耽迷，向大自然的皈依，使他的审美理想趋于纯粹性。《童话诗人》《我的幻想》《生命的幻想曲》《结束》《孤线》《远与近》*韩东《山民》《老渔夫》《有关大雁塔》《明月降临》*于坚 《高山》《河流》《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O档案》

*巴金：《随想录》《再思录》《十年一梦》。分类：1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生活的作品，真实记录作者在朝鲜的见闻与感受，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血肉凝成的深厚情谊2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讴歌祖国的沧桑变化，深刻的展示了中国人们当家后的喜悦3描写异国见闻的记游散文，再现异国他乡的人情风貌，表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建立的友谊4怀念革命先辈和亲朋故友5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对自己的剖析是巴金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随想录》是其散文代表作，也是作者长期探索，深刻反思的真实记录。按时间顺序，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其最大成就，就是敢讲真话、讲真话，抒真情，求真理，是其总主题。在艺术表现上，自然天成，返璞归真，是其鲜明特色，巴金散文的语言，质朴无华，精湛圆满，清新明朗。

*杨绛：散文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寓哲理于平淡叙说之中，寓深情于行为话语之外，他的忆旧散文见修养见学识，从叙写凡人细事中见人间真情。《干校六记》：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记述了作者1969——1972和家人去河南“五七干校”即返回北京的生活轨迹。描述了一批老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心态历程，作者从文化的大视角，对这个特殊世界进行审视，绅士特殊环境下的各色人等。

*余秋雨：《文化苦旅》《沙原隐泉》《寂寞天柱山》。余秋雨的散文主旨鲜明，行文如行云流水。特点：有多重的文化主题;理性成分的加强和深化。*张中行：《辜鸿铭》《启功》《历下谭林》《报国寺》《直言》《难得糊涂》《梦的杂想》特点：能抓住最足以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例进行叙事言情，善于熔裁，善于将不同属性的事物穿缀在一起，进行考证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