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_读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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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前言

最近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万历15年，即公元1587年。虽然该书名为万历十五年，但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的描述该年的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撑开来，让我们更全面了解明后期的历史。笔者不是研究历史的，甚至不是文科生，最多只是对历史有点兴趣而已，所谓“内行看们道，外行看热闹。”所以笔者也只能在热闹之余外加作业的需要来谈谈自己的感触。

认识历史

历史无所谓对错，有的只是后人对前人的评价。人们讨论历史的时候总喜欢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齐地称王后自立门户，历史就会„„”“假如元朝大军进军日本时未遇大风，„„”“假如当年我们没有大跃进和十年*„„”这些言论不会对历史改变，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

然而我们所读的历史却有很多的虚假性，历史是人写的，而且是活着的人写的。记得上课时看到克罗齐说的这样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话或有偏激，但并不能掩盖其正确性。正如我们从小就从电视上，书中得知隋炀帝杨广是一个昏君，诸如好色，残暴，修运河只是为了自己去南方游玩方便之类，简直把他说的一无是处。然而今日我们已然能明理是非，根据杨广作为，我们还会相信这样不靠谱的言论吗？

历史还往往有太多的误解和无奈。三国蜀帝刘禅，不知道人们是出于对《三国演义》这部大名著的信任，还是觉得亡国君就应该是昏庸的，被尊为“扶不起的阿斗”，但从来没去想在经济，文化，人才，人口都大大的落后魏国甚至吴国的情况下能够守基业四十多年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有其无奈。我们从历史没看到万历好的评价。诸如24年不上朝，沉迷于后宫，不思朝政等。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甚至无知概括了一句：“明朝的皇帝，除了永乐帝治理的很好，洪武朱元璋治理的不错以外，其他的全是昏君一帮”。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的。朱翊钧有他的无奈，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描述的那样：9岁即位，从小就被灌输要听从臣下的意见，大学士想要一个听话的皇帝，前十年由张居正总理全国政务，他只是一味的批准罢了；好不容易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决定励精图治，却发现自己想干什么都干不成，出于报复心理他便和大臣对着干。

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描述：

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10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20年。

就这样，他的四十几年皇帝史落下帷幕。当皇帝当到这个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很少见的，对他来说是何等悲哀啊。所谓原因，黄仁宇先生也给出了解释：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笔者认为，如果万历运气好点，在政治清明时期当一个皇帝，就应该是一个明君了。不过他运气还好，能伴着他那摇摇欲坠的帝国走过几十年，没有背上亡国卖祖的骂名。而在他之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却是更加无奈，一个无可救药的帝国灭亡，他却要背上亡国君的骂名。

因此，历史除其有虚假性以外，还应有其无奈性。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渺小的，不能改变什么。我们往往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觉得他们不该，他们愚笨。其实古人的智慧却是胜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我们的确没有资格仅凭我们了解的少量道听途说加上一些加工过的史料去评价他们，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方面存在，我们又怎么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苦衷呢？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下历史，不再道听途说，不要再迷信史料。

看清政体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朝代的兴盛往往是出现在前几代，而后面却是越来越腐败，落后。明朝最兴盛的时期出现在洪武与永乐年间，其后或有兴盛时期，但大体上却是越来越衰败的。

以前一直不明原因，但读了此书后我有所感触，大概都是政体的原因吧。一个朝代建立之初一定会建立一套政体，这套政体往往很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它的弊端就会慢慢显露出来，逐渐被社会淘汰。正如书中所说：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古人向来推崇孝道，对祖先极为遵从。其中存在着愚孝的成分，即祖先说的都是对的。即便渐渐发现其中与事实有所矛盾，也只是认为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或者认为他人做的有问题。或有少数认识到先祖流传的制度没有了时效性，也无法改变全天下的人民的思想，从汉朝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可以看出这点，因此，晚清政府之所以屡屡变法失败的原因也在于此。

朝代不断衰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没有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哪怕是皇帝也不行。那些有能之人所能做的就是在这种制度上修修补补，稍微缓和一些社会矛盾，正如张居正，他是个治国人才，但最终改革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他不敢撼动祖宗之根本。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农民起义，藩王造反之类的动荡就会频频发生了。

只有改朝换代才能改掉先朝的体制弊端，但如此也仅仅是陷入下一个循环罢了。

道德信仰

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基于道德的特点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

纵观世界各国，几乎都有或曾有宗教信仰，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与发展。记得曾经有位西方学者说过：“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凝聚力的，它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保存下来，等待它的只是灭亡。”中国却是把他的理论彻底推翻了吧，几乎没有史料表明中国有大范围信仰某种宗教，但华夏却是当今世界上文明史最长的民族了。

从书中了解到，中华民族并非没有其信仰，只不过信仰的是纯粹的道德理念而不外加上帝如来罢了。早在中国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创立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道德理论，能够让一个大民族信仰两千多年而丝毫不动摇，如果没有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应该还在还信仰着孔孟之道吧。可知，我们们古人的信仰丝毫不比西方对耶稣的崇拜少吧。

书中了解到，明朝是以《四书》和朱熹的注释为基础建立的德治体制国家，也是一种文官体制吧。但书中所述“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这些聪明的官僚一定会慢慢发现：所谓道德，却全是欺骗。然后聪明的他们也会渐渐的把这种道德当成一种工具，为的仅仅是自己私欲。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至今，仁义道德都作为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孔孟之道为根基构建社会制度，但道德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社会就会变得畸形，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述：

一方面，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臣僚们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是谁也不愿意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也是中国整个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丽的衣服，以高尚名义，行苟且之事。

就这样，统治者用孔孟之道欺骗人民；但到头来却限制于孔孟之道。

我想，当道德依然成为一个人们默认的谎言时，对欲望的抑制已然无能为力时，德治也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这时，何不弃去道德仁义的包袱，获得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抑制就会显得死气沉沉。法制终究是更胜一筹的，它没有德治那么复杂，但却能轻松地使社会稳定、发展。

总结

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可能未必能令所有人接受，但于我来说，我从这本书上获益良多。全新的观点，比从那些僵化的教科书上所获得知识不知道要高明几百倍。教科书上的当代史太多了，只有多读这样的历史书，才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洞察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