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宁都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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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宁都起义：令红军暴增1/2 领导人结局凄凉

2009年12月14日 08:16凤凰网历史综合1938年12月，毛泽东（左三）、王稼祥（左二）、肖劲光（左一）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图片上方是毛泽东的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在红军还很弱小的1931年，竟有完完整整的国民党一个军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

回望宁都起义 王晓建

75年前（此文写于2006年），在江西省南部的宁都县爆发过一场轰动一时的起义。国民党第26路军的1.7万余名官兵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掉转枪口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使红一方面军由4万余人一下子猛增到6万人。

在红军还很弱小的1931年，竟有完完整整的国民党一个军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到中国苏区采访的埃德加·斯诺，还是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在他们相距半个世纪的著作里都着重提到了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的爆发与日本侵略我国有很大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一步步侵占了我国的东北3省。正在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感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一致要求停止与红军作战，返回北方去抗击日寇。但坐镇南昌指挥“围剿”的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派重兵堵住了26路军北上的道路。此举引起了26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26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曾在这支部队工作，在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29年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战败，余部被蒋介石收编为26路军。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根据26路军的历史情况，指示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成立秘密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刘振亚、组织委员袁血卒、宣传委员王铭五都是极富献身精神的青年军人。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1931年11月底，26路军中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的名单落入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立即给26路军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查拿缉捕军中共产党员。这封电报被赵博生截获，成了26路军起义的导火索。特别支部决定发动起义，派袁血卒进入苏区与红军接头。袁血卒星夜赶赴苏区，却被赤卫队员当作敌探逮住，虽百般解释仍无效果。情急之下他唱起了《国际歌》，这才使赤卫队员们相信他是自己人。袁血卒被送到红都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坚、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得到了关于起义的宝贵指示，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回宁都。

另一方面，由赵博生出面，争取26路军两位主力旅旅长的工作也进展顺利。这两位主力旅长是董振堂和季振同。他们俩虽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却与赵博生一样，有着挚爱祖国、不恋高官厚禄的一腔热血。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有血性的董振堂和季振同早就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满了。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与红军一起反蒋抗日的道路。

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了。起义官兵拘捕了少数反动军官，解除了不赞同起义的25师师部的武装，封闭了国民党的县政府，然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央苏区。

起义部队改编为红5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毛泽东、朱德派肖劲光任红5军团政委。经短期整训，红5军团参加了第4次、第5次反“围剿”战斗，迅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5军团经常执行断后、掩护任务，打了许多恶仗、硬仗。紧要关头，红5军团指战员往往手持大刀上阵，与敌军短兵相接，杀得敌人血肉横飞，闻风丧胆。红5军团自身的伤亡也很惨重，长征出发时，全军团有1.2万人，到了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4000人。

令人痛惜的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会师后，红5军团(这时已改称红5军)奉命加入西路军西征，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高台城陷入了马家军的重围。经多日激战，高台城被攻破。红5军团于1937年1月20日全军覆没。宁都起义的大部分策动者的结局也是悲壮的——赵博生和王铭五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季振同在长征前夕牺牲；刘振亚在长征途中病逝；董振堂在高台城拼杀到最后一刻，敌军砍下他的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只有袁血卒历经磨难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建国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1931年，毛泽东在听取袁血卒汇报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1938年，在南京、广州、武汉被日军攻陷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宁都起义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宁都起义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摘自《中国国防报》）

红五军团四位领导人的悲壮人生历程

1931年12月14日，被蒋介石驱入江西“围剿”红军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该军中共特别支部的策动、组织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率领于驻地宁都城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以宁都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红五军团，在巩固、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和红军长征以及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中国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不少人建国后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而红五军团的四位卓越领导人，却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赵、董血洒疆场，季、黄冤遭错杀

赵博生——血染黄狮渡

宁都起义后，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首先确立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党支部建在连上。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充实红五军团，任命肖劲光为红五军团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为十五军政委。

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他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告诫并鼓励士兵:“要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团结，去掉不良作风，这对我们长期生活在旧军队里的人开始可能不习惯，有不少困难，但是不要向困难低头，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干革命，是至高无上的任务，我们的幸福日子，就在后头了”。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逐渐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赵博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他认真研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书籍，深有感触，深受启发。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苦于没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奋斗了十几年，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就是孤军奋战，以失败告终。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我赵博生愿将后半生为全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竭尽微薄之力”。

两个多月的整编结束后，赵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领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1932年2月，参加围攻赣州战斗。4月与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战役。接着回师江西与红三军团会合，于7月间向粤北南雄挺进，在水口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部。8月，红一、三、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尔后，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战役。赵博生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一贯的勇敢、坚定、沉着。水口战斗中，他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在他的感召下，全军战士奋起向前，重创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一、三军团的反“围剿”作战。

赵博生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做到果断、机谨、灵活。凡属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马刀拼得敌军胆颤心惊。之前，苏区军民都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厉害，此后又加上了“五军团的马刀”。因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枚红旗勋章。

1933年初，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五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正图歼灭我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赵博生深感责任重大，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研究与部署战斗，告诫叮嘱指挥员，在长员庙利守难攻的地形上，要择险而守，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善挖战壕构筑碉堡，发扬我们善于防守阵地的作用。这次战斗事关全军胜利，必须要完成这次战役的光荣使命。

战斗开始后，敌人的进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轰炸我军前哨阵地，然后发起连续数次进攻，但均被打退。此时，我军弹药所剩不多，到中午11时左右，敌人又向我左路发动进攻。赵博生很快意识到，如果敌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团的阵地，左路一二八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要守住阵地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团“特务连立即出击，协助一三五团恢复阵地”。特务连多为身强力壮的老兵，武器配备较为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较强。出击以后很快打退敌人，恢复了一三五团的阵地。赵博生把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找去说，估计敌人还会进攻一三五团阵地。一三五团阵地地势低，工事薄弱，战斗动作不熟。要他补充工事，形成扇面火力，注意节省弹药，他把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自己则亲赴一三五团这处最前线、最危险的阵地上。

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又立马集中力量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砸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部队伤亡增大，阵地发生了动摇。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疯狂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当即倒地。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五军团，吊唁赵博生。唁电说:副总指挥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华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并慰勉五军团的广大指挥员“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对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纪念，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曾于1962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诗云: 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董振堂——高台铸荣光

红五军团在石城秋溪、龙冈、横江等地接受整编时，董振堂怀着新生的喜悦，认真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当时对红五军团改造的政策，是采取自愿的原则，愿走的送走，愿留的留下，有的还送到红军学校接受学习。因受到“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许多争取起义过来的营连级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对此，人们有议论。董振堂对这种做法当时亦有所不解。但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耐心做好被劝说回家的自己属下官兵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安心离开。认真查摆部队士兵的思想、纪律及作风改造建设情况。配合负责红五军团整编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编工作做好。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队伍的熏陶，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根据他的表现与要求，1932年4月经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战斗热情高涨。此时，红三军团正在攻打赣州，多次激战未克。于是红五军团受命前往助战，与红三军团一道着手第四次爆破攻城。董振堂指挥部队，棺材内装上爆药，炸掉了城楼和后面的碉堡及左翼的敌阵地，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200余人，随后董振堂亲率战士攻入城去。但因敌人阻击火力强大，后又撤出城外。敌人加兵救援，红军用火力封锁赣江上下游，把援敌堵截于赣江彼岸，红三军团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猛烈再次攻城，沉重打击了守城敌军。

1937年3月，红军撤围赣州，不久董振堂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军团长。漳州战役战事吃紧时，红五军团奉命前往增援，此役初显红五军团英勇善战，在董振堂指挥下，俘敌1000多人，胜利完成阻击任务。1932年9月，水口战役打响，红一、三军团打得十分激烈，红五军团再次奉命助战，军团领导亲上战场，红五军团勇猛杀敌，声威大震。为此，在庆祝红五军团诞生一周年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董振堂红旗勋章一枚。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红五军团受命担任突围西进的后卫任务，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完成了掩护大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又疾至湘江，阻击敌人对红军的围歼，帮助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因战斗激烈悲壮，人员伤亡较大，其三十九师遭敌合围，未能渡江，红五军团部队战斗力由两师减到一个师。之后，红五军团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过老山界来到贵州。在贵州，董振堂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董振堂和五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中央部署，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在黔北，他指挥红五军团奋战五昼夜，顶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整编师九个团，使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渡过赤水河，重占娄山关和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红五军团飞赴金沙江畔，坚守九天九夜，掩护全军安然过江。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一路上，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五军团响应党中央继续北上的号召开出会宁城。但当红五军团和四方面军到达靖远附近时，却接到张国焘西渡黄河的命令。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董振堂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沉着、镇定。为顾全大局，减少红军损失，他一边耐心地做部下的思想工作，稳住大家，一边把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和朱总司令作了汇报，使党中央及时掌握到了这一信息。但红五军团在张国焘的胁迫下还是渡过了黄河，开始了悲壮的西征。

西路军渡过黄河以后，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董振堂指挥红五军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并于1937年1月2日一举攻克高台城，但随即陷入了马匪军的重围之中。马彪等匪首以数倍于我的兵力，猛烈攻城。董振堂不顾个人安危，镇定自若地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激烈的战斗从12日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一场残酷的巷战经过几小时的肉搏，敌人胆战心惊，尸积成山，我方也伤亡惨重，活着的为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只得带领剩下的战士且战且退至东城，钻进东南角的一个双层碉堡里坚守，欲阻止援敌，但未果。无奈之下，他只得带着身边的几名战士跳下城去，随即又陷入包围之中。他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手举两把盒子枪，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搏斗，毙数敌后，不幸大腿中弹。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继续战斗，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这时，他手中仅剩一颗子弹。为不让敌人生俘自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

董振堂牺牲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英雄，并且决定将他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命名为“振堂县”。

毛泽东对董振堂和红五军团作了极高的评价，曾满怀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干部合影留念，并亲笔在照片上题词:“为创建新的红五军团而奋斗”！

季振同、黄中岳——沉冤遭错杀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起义后，中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加入红军后，在起义部队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及后来黄中岳率红十五军编入东路军入闽作战中，都很积极，经受了考验。但作为原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起义后也存在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斗争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甚或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偶尔邀集几位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事情。季振同起义后因军权旁落，心情郁闷，也曾对人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的话。但他对中革军委派到红五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很尊重，有什么心里话都对萧说。他在1932年三四月间表示自己难以适应红军中的工作，希望能离开红军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并把这个想法向萧劲光作了报告。萧发电报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出国学习的要求。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队方面对季振同进行策反。季振同原在西北军的老上级冯玉祥派其参谋长刘骥为代表与季联系。季振同将此事报告了萧劲光，萧报告了中央局，中央局同意季与刘见面。事后，季也将国民党的一些策反信件送给萧看，表明他“不为所动”。为出国学习，季振同离开军团部时，萧为他开了欢送会。季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给了萧劲光，一匹骠骏的青马留下，后来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枪交了，警卫班也留下了，只带了一个保镖。萧劲光派人将他送到了瑞金。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期间，思想有些动摇，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乘便做了一套便服，“准备开小差”时用；还说过“我这次到前方去，干多少就多少，拖（拖枪）不动就算了”的话，但却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实际行为。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红十五军参谋长萧世俊逮捕。5月8日，又将等待出国、请假到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随后被捕的还有:李聘卿（红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朱冠甫（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红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六人。当时加给季、黄、萧等人的是“反革命”罪名。

1932年8月3日至4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审讯。最高法院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叔衡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并罗列了一大堆“罪状”。审讯结束时，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判决如下:“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没有同意。他们认为:“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于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泽东、项英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决议如下:季、黄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朱、高、张三人“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判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县九堡、麻田等地收容所。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解除后顾之忧，中央政治保卫局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处决于瑞金九堡大山中。

毛泽东对季、黄之死十分痛心。据萧劲光说:“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 周恩来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曾沉痛地谈到:“五军团两个暴动过来的非党人士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

可见季振同、黄中岳是王明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肃反”运动的牺牲品。（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延伸阅读：西路军失败损失最大的 其实不是四方面军

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的红五军团中，军官大都是正规军校毕业的，军事素质过硬，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他们曾经是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的部队官兵个个善耍大刀，不论是卢沟桥的宋哲元，还是台儿庄的孙连仲，都是用大刀砍得鬼子闻风丧胆。宋哲元和孙连仲都是冯玉祥的爱将，参加领导宁都起义的季振同就是冯玉祥的女婿。

如果这支部队能够打到解放后，必将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我军的壮大和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必将是我军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主力。毕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知识需要文化。五军团虽然不存在了，然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将领就能看出他们无穷的能量，担任参谋长长达四十余年的模范参谋长李达，胡子将军孙毅中将，强渡大渡河的营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首任司令孙继先中将，中国炮神赵章成少将，另外姬鹏飞也是宁都起义时的军医。这样一支在红军中前途无量的绝对主力就这样覆灭了，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五军团简史：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全军1.7万多人宣布脱离国民党，参加红军。而此时的红一、三军团，加起来也只有2万多人。16日，军委就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分别兼任各军军长。

经过整编后，红五军团成为我工农武装的一支雄师铁军。1932年，红一、三军团攻打赣州，由于赣州城三面环水，又有坚实的城墙，易守难攻，炸城墙进到城里的红军被国民党军包围，此时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受命前往增援，战士们挥舞大刀冲进敌阵，把受困的部队解救了出来。随后在攻打漳州以及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等历次战斗中都屡立战功，以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著称。

1933年1月8日，该军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赵博生在金溪黄狮渡战役中英勇牺牲，中央人民政府为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在红都瑞金叶坪建博生堡以示纪念。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铁流后卫”成为红五军团的另一称呼。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在湘江血战和金沙江阻击战中，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三十四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被俘后，他从腹部的伤口中拽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三昼夜，像一个“铁闸”一样，紧紧把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路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们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 日，第五军在甘肃高台遭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进攻，全军将士在董振堂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高台，血战七天八夜，战至最后一人一弹，终于寡不敌众，董振堂及3800多名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五军团的人才：

红五军团覆没前，有不少宁都起义的参加者调往其他红军部队工作，这些同志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有幸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后，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在党政部门工作的有：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袁血卒，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姬鹏飞，曾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幼平，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刘向三，曾任商业部副部长的张永励，曾任林业部副部长的周骏鸣，曾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的李廷赞等。

在军队工作的宁都起义参加者中，1955～1964年共有31位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他们是：

1位上将：李达 5位中将：王秉璋、孙毅、孙继先、李雪

三、韩振纪

24位少将：王谦、王振祥、王蕴瑞、刘放、孙润华、李毅、李化民、谷广善、汪洪清、苏进、侯世奎、张汝光、张步峰、张松平、张明远、孟庆山、徐国珍、郭卓辛、黄德魁、熊伯涛、鲁瑞林、曹灿章、靳虎、靳来川。

延伸阅读：毛泽东如何指导宁都兵暴和红五军团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从内战开始以来未曾有过，这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即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重要主力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的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12月上旬，毛泽东得知第二十六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中央代表团一成员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即袁血卒）。袁血卒回忆写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①

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2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他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②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③经毛泽东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光洋）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却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立，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都暴动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说明对这支部队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

①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②《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③《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