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胡适讲掌故_胡适老鸦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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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胡适讲掌故

曾托人给我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结果当时没有买到。越是没有心里越是难受，据说那可是一本充满八卦掌故的书呢。呵呵。

早先看过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觉得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胡适。唐德刚是胡适之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书结尾处说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然而，看完《胡适杂忆》后，我个人却觉得这本小书却是了解胡适斯人的最好读物，难怪江湖会有言称：了解胡适“先读德刚，后看胡适”。

1949年，胡适离开北大前往美国，开始其一生中最为黯淡的一段岁月。没有生活开支来源，除了学术与写作，没有其他谋生之术，只得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以此“谋生糊口”，也就是这个时候，胡适和唐德刚往来密切，唐德刚可说是胡适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陪伴者之一。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叙述与评论交相辉映，作者把胡适的抱负、品行、学识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以杂忆形式随性讲述，皆是作者亲身感受，逼真贴切，活脱脱地再现了晚年时期日常生活中的胡适先生。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语言尖刻、风趣与超脱。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然而这些并不影响胡适在弟子眼中的光辉形象，“（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变态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变态开来”。

关于胡适的生活细节，书中有一些精彩的记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说到底，胡适毕竟一书生。他最为中意还是读书与学术。本书也记录了几件小事，说明适之先生的书生本色。其中一例便是：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时值珍珠港事变前夕，中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当时此为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延请大使先生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察看。谁知这位大使是位书谜，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把那些大员凉了个把钟头，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扑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和这批大员大谈其“善本”的经纬。

作为一个曾经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大人物，胡适的一生曲折而又复杂，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

我废话了一堆还是因为手头没有《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以下数语为转载）

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之先生的岁月里，把胡适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一生倡导自由的胡适，在晚年却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语。事实上，无论是为人为学，胡适身上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以下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摘，可与《胡适杂忆》互相参照，互为补充：

钱锺书

1959年4月29日

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给先生。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

毛泽东

1959年12月26日

中午，留胡颂平吃午饭。先生谈起《碑传集补》里收的“吕佩芬家传”说：“这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张荫麟等

1960年3月27日

先生今天对胡颂平说：“我昨夜一夜之间把五百多页的《张荫麟集》看了一遍，因为书内有许多事情我是知道的，所以看得很快。张荫麟是广东人。广东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边区。凡是边区地方都是守旧的。像梁廷柟、康有为，都是边区守旧思想的反动，因为边区先和外国文化沟通的关系。张荫麟是清华毕业的，很聪明，37岁就死了。集内的„尚书考‟一篇，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归崔篆‟的方法一样，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还有一篇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材料写的„沈括传‟，也写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这个人可惜死得太早了！那种病，在他那个时代无法医治，在现在是可得救的。”

先生看过的《张荫麟集》，上面都有红色原子笔的批语。张荫麟说他的译文是受林琴南翻译的影响，这话不确切，还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先生对他译笔不通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于是又对胡颂平说：“你们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环之‟的„之‟字，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先生又说：“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个发表时间先后的表来看——大概他在清华时已经露头角了。人是聪明的，他与他们那一班人相处，并没有成熟。”胡颂平因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先生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者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序伦。马序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他只旁听了先生的几天课后，才丢了旧的来跟先生吗？”先生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

郭沫若

1960年6月2日

今天先生说起“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冯友兰等

1961年4月30日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就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的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个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进一个修士办的学校，又受了这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谈起“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1961年2月7日

“书，是要它流通出去给人看的。印书的人不能有错字。在从前的读书人想借阅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难的，自己没有财力买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过我这一生向人借的书从来没有人不借给我。商务印书馆，名字叫做商务，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像张元济先生为了影印《四部丛刊》，都是选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许多宋版的书。读书人花了并不太大的钱，买有这部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部书对中国、日本的贡献之大，也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贡献的。像《百衲本廿四史》，都是顶好的书。当时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报上以重价征求，始终没有出来。商务的确替国家学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张元济当选院士之后，全国没有一个人说话。”

丁文江和傅斯年

1961年6月30日

胡颂平因事出去半小时，回来经先生的书房门口。先生看见了，好像在书房里等他似的。笑着说：“秘书先生，刚才我想请你替我拟一个应酬的贺电，你出去了。我自己拟个白话的，你看这样说法可以吗？”这个电文是：

中央银行徐总裁柏园先生鉴： 明天中央银行在吾兄领导之下复业，这是自由中国的一件大事。敬祝贵行前途无限的发展。胡适。

胡颂平看了之后，当然说很好。他因今天先生突然喊他“秘书先生”，于是接着说：“先生： 一般人都这样说，真正够得上当先生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可惜这两个人都已过去了。”先生问：“他们指的是哪两位？”胡颂平说：“一位是丁在君，一位是傅孟真。”先生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都可当我的老师。”

摹临及张大千等

1961年9月5日

下午，有一位客人郑君送来《大学衍义》（崇祯本）和《大学衍义补》全部二十四册，希望出售，还带来祝枝山的横幅及董其昌的册页。先生欣赏祝枝山的字，说他写得飞舞；董其昌的字，就不太喜欢，而这本册页恐怕不是真迹，更不欣赏了。又说他最讨厌赵孟頫的字。于是谈起当年在中国公学的一位会作诗的同学汤昭（保民），“他说我样样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写字的、学画的，必须先有模拟的本领；学什么人的字，就像什么人的字；学什么人的画，就像什么人的画。有这样的本领，然后熟能生巧，写出他自己的个性来。张大千学八大山人，便可以乱真。他在美国博物院里发现有一张他的画，美国博物院是花了三千美金当作八大山人的真迹收进的。后来大千向美国博物院说明这张是他的画，被卖画商人当作真迹卖了。他承愿私人出三千美金把它赎回来，不愿有不是八大山人的真迹留在美国博物院里。这件事，张大千这个人有可取的地方。”

胡颂平问：“当年汤保民说先生写字真笨，这大概先生天分特别高的缘故，不愿意摹临人家的字吗？”先生说：“不，你看我少年时候写的字多难看！”

梁启超及王国维

1961年9月20日

胡颂平问：“我昨夜看了梁任公先生的年谱长编。里面有他给先生的信，是谈„中国图书大辞典‟的事，不晓得后来有没有编成？”先生说：“他给我的信很多，有封很长的谈词的信，你没有看见吗？他的信，我都照了照片给他的家属了，我保留的是原稿。„中国图书大辞典‟，后来好像没有编成？”

胡颂平又问：“任公先生只有57岁。看他50多岁的信札，他的心境好像已经很老的样子？”先生说：“那时他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生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

李敖

1962年1月2日

这一期《文星杂志》的封面是用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篇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先生看见了。胡颂平问李敖的文章怎样？先生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感得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他对科学会不够了解，何必谈它。你要记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

论尽老胡适

能把一本书的序言，写得比原书还长，唐德刚也够能干的了。不过，仔细想想，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胡适口述自传》一书毕竟只是奉命而作，传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别人在口述，他只是记录者而已。不过，他跟了胡适这么久，与其朝夕相处，何况胡适又是一个很好玩的人物，作为胡适传记的作者，他怎能没有话说？

胡适是大师，因此写胡适的书也算是车载斗量了，但唐德刚的书应该是很有阅读的乐趣及价值的。最少他曾经与胡适近距离接触，他有着专业的精神，而且文笔又是如此轻松。对于我来说，是唐德刚的书让我对胡适感起兴趣来的，因此对于唐氏关于胡适的书，又带着一种很熟悉的情感。这本书与我所喜欢的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不一样，胡颂平作为胡适先生晚年的秘书，随侍于先生左右，他是带着景仰之心，记录下先生的言行。胡适先生对于他，也是当晚辈看待的，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虽然这时的胡适也是平易近人，但毕竟身份的原因，这种平易近人是一种长官与长者的平易近人，对于胡颂平来说，他并非一个寻常的老者。而唐氏则不同，虽然胡适也将其作为后学，视为小老弟，但他同时亦有另一身份，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项目的研究者，从工作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身份大致是平等的，是可以对话的。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当时寓居美国，除了名气之外，并无其他的官方身份。而且他在纽约已是铅华洗尽，有时还得为稻粱谋，并非在大陆或者后来在台湾时那种声势煊赫，而是一个寻常的活生生的胡适，这是留洋归国之后，不曾出现过的家常胡适。因此唐氏眼中的胡适，是一个与胡颂平眼里很不相同的胡适。究竟哪个胡适更真实？其实只是不同情境之下的胡适，都是真实的。

在这本《胡适杂忆》中，唐德刚亦叙亦议，将个在纽约作寓公的老胡适形态，描摹得十分的传神。这是一个学富五车、识贯东西的胡适，他那丰富的学识、广博的见识让你击节叹服；这也是一个寓居国外、无事可做的胡适，他在街头等人的情状也颇让人可怜；这是一个富有学究气的胡适，在美做大使时竟然能抛开其他的政治人物，自己能坐在图书馆里坐看古籍珍本；这也是一个通达人情世故的胡适，连纽约小餐馆里的厨师侍者之流都可以是他的朋友，能进入厨房与他们大聊其天。胡适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丰满起来，他既非大陆这边那个反动的游走政客之间的胡适，也非台湾那边已经神话了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胡适，而是一个睿智而通达的家常胡适，他也有常人的喜怒哀乐，又比常人多了一些洞察力与魅力。

唐德刚对于他的这位传主，也非一味地尊崇，也是时有批评之语。唐氏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评论欲的作者，有触发起情绪之处就会大发一通感慨，连《袁氏当国》中都会扯到毛氏，更何况《胡适杂忆》本来就是一篇序言，说的又是传主本人，所以他更可将已之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书中对于胡适先生的评论，可谓到处皆是。凭心而论，他的许多评论都是有感而发，不是那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而且大都很公道及准确。看他的议论，也是阅读他的著作时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读《我的前半生》和《胡适口述自传》

这两本书的大名是老早就听到过的，去年又读了一点介绍传记的文字，说这两本是口述自传里面的精品，也就吊足了胃口，好在今年年初就淘到了。两本自传，一个大在陆，一个在海外（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录音），各有各的风情，就像是室内情景剧和一部文艺片。

读自传除了想了解一点关于人物的八卦新闻以外，很重要的是还想通过某个人的一生，来了解一点那个时代的情况，读这两本书，感觉目的是达到了。说起来，两本书记录的年代差不多，大约都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前半生》里，溥仪带着我，从他这位末代皇帝的角度，透过他那四十年的“宫廷”生活，看到了这五六十年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以前的教科书或者通史类的史书，都是从一个很宏观的角度来描述历史，通过一个个他们认为有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来书写历史的发展，进而也就阐述了他们的历史观。而《我》这本书则一直是在描述溥仪的帝宫，讲述他自己周围的一个小圈子，这就有点像室内剧了，摄影棚一直在变换着地点，从紫禁城到旅顺，到伪满勤民楼，再到苏联，最后到抚顺的看守所又回到北京，通过在这个特定的摄影棚中人物的表演，我看到了中国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历史的变迁。而在《胡适口述自传》里，作者虽然记述的也是自己的经历，但是没有一种被局限于某一范围内的感觉。因为胡适所记述的自己的个人经历，则完全是为表达他思想的变化发展而服务的。这有点像是部文艺片，用导演的思想变化作线索，不断的转换着镜头，从海外到国内，镜头所及，即思想所及，包罗万象，展现了中国上个世纪前五十年思想文化上的种种变化。

因为先看的《我》，所以就先说这一本。整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不能拿着现在的思想去揣摩古人，包括近现代的人。道理是早就明白，但是就像其他的很多道理一样，真正碰上实际了还是会受到一点冲击。比如他们对待正统的态度，对“家族”的重视，感觉和现在的距离很大，这大概能说明儒家“家”的影响正在渐渐淡漠；再比如他们一些人对权利或者一个象征权力的名分的执著，也许是因为经历不同而让我感到惊异。当我们以看待历史的眼光去审视事件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可能与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想法有所出入。比如在看待伪满洲国上，我过去一直不解，作为一个正常有理智的人，难道就想不到他是在做傀儡吗？他这样投敌卖国，受万民唾骂，在那个时代他自己心理上能过得去吗？而溥仪有他自己的逻辑，他在当时搬出了勾践卧薪尝胆等等一系列典故，来解释自己作法的合理性。想想也不是全无道理，这也可算作是韬光养晦，伺机而动，只不过他最终是失败了，而这个失败是否就是“历史的必然”呢？倘若换了另外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手腕的家伙，结局又会如何呢？历史不容假设，答案我也不知道了。看着一边有国之肱股的大臣在那吵吵嚷嚷，谏主进策，清谈国是；一边有踌躇满志的皇帝在那效仿者历朝历代的帝王，以图国道中兴。作者娓娓道来，讲述自己的过去，而在我，却就想在看着一出大戏一样。这出大戏的演员很多，三教九流，都按照顺序一个个走进摄影棚，登台亮相。作者对有些人的描述是和“主流”相似的，比方慈禧、袁世凯等人，对这些地感觉很像是看教科书，只是更加生动。而有些与溥仪有过比较密切交往的人，从对他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更加丰满的人物，比如陈宝琛、庄士墩、郑孝胥，还有胡适、罗振玉。当然，对这些人的描述，是否夹杂了当时当局的一些意思，我也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书的后面一部分，让我产生怀疑的地方太多了。关于溥仪在接受改造时的两大章，我是持相当的怀疑态度的，我恐怕是作者在被人授意的情况下写的，抑或是按照当时认为的“应该”的写法写成的，而作者对过去的反思，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对新政权的看法究竟如何，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可能我又犯了以现在的思想去揣摩古人的错误，因为我实在想不通他的思想何以会有如此的改变，而且很多地方更像是在对小学生们做宣教。在那个红色的年代，你可以去喊些口号，你可以去为了表现一下而做出一些事迹，这些行动我可以相信，但是真正支配你去做这些的思想就真的是像说出来的那样吗？我不知道，也无从知道了。

看过《我》之后再看《胡》，对比感是很强烈的。作为一部室内情景剧，《我》的语言更加平民化，更亲近，讲述内容以事件为主，就像是讲故事；而那部文艺片《胡》，其语言则更加严谨，明显带有学者的气息，内容上有叙事，但又多了考证和思想上的纪录，生动性降低了，但学术性更高了。读《胡》最大的感觉，就是唐德刚先生的注写得太好了！这让我想到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都是写注的人“喧宾夺主”，注解写得比正文都精彩了。就像唐先生在序言里说得那样，这本自述里面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就是像我这种只看过小部分胡适作品的人，也能感受到胡适他老人家其实是一直在那里翻来覆去的絮絮叨叨呢，因为它的那些经历和思想，在他的日记、讲演和文章里头都反复说过多少遍了。而书中真正精彩的，倒是唐先生的那些注了。开始几章的注解还算有点通常意义上“注”的那种意思，写点出处啊，写点考证啊，做点解释啊之类的，其间夹杂有注者的一些评论。渐渐的，评论越写越多，越写越长，到最后几章，来个痛快的，干脆那些注都变成可以独立成文的评论文章了，而真正该写注的诸如出处之类的文字，就直接在原文中打个括号添个按语来解决了。相比那《宋诗选注》，唐老先生的喧宾夺主可真是做到家了。唐注的好处就在于，虽然唐是学生，和胡是老朋友，是拥胡的，但是在评论中却没有一味的吹捧和盲目的崇拜，相反的，表达得和胡意见相左的倒是不少，以讨论、反对的姿态出现的居多。且不管他的这些反对与批判是否就更接近客观，单是他这种怀疑的姿态，寓推崇于批判的方式，就更能令人乐于接受，更能让人感到评论的客观。唐先生是学者，但是语言却毫无酸腐味，不掉书袋，贫嘴滑舌嬉笑怒骂皆有，给这深沉的文艺片中添上了轻松的一笔。类似他说胡适的话，我是断不敢拿来说我老板的！^-^唐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你不会那么容易的就被胡适一个人的思想给“忽悠”了，以胡适的语言功底，像我这种毛头小子，是可以轻而易举被他说服而来信奉他的观点的，纵然你是抱着“不疑处有疑”的态度，就是想要怀疑也无处下手，这时注解就会帮你找到一些突破口，来让你继续思考，就像看上世纪初的论战或者现在的网上讨论一样，当你看到两种乃至多种声音的时候，也正是你更容易比较清醒的时候。另外，胡适先生是回忆过去，在到老来总结自己时就形而上了一把，有时还添上一点浪漫主义理想化的东西，就像我自己现在怀旧回忆过去一样，有些时候会不自觉地加进一点自己理想化的东西，将过去向着更完美的方向去回忆，这不是说在粉饰过去，因为记忆在脑子里形成的时候也并不是讲客观经历原版刻下来的，也是经过了大脑主观整合过的，所以这种“浪漫主义”的记忆也不足为怪，对照胡适年轻时候的一些日记和参与讨论的一些文章，就能感受到，对同一件事，年轻时候写得更加实际，更加扎实。在对照唐注中唐先生的一些经历，感受就会更加立体化了。

因为有事情要做，或者随手又抓本别的书看半天，所以这两本书是花了一个多月断断续续看完的，有时候一天看百十页，有时又有一连几天不碰一碰，所以除了随手记在书边的一些零碎想法之外，很难对两本书有个准确的整体把握。好在这不是写论文，就是嘴皮子抽筋胡吹牛的事，所以就附会上一点东西。看《我的前半生》，透过那小小宫廷内道具的变化和人物的更迭，展现了这个“摄影棚”外面世界的变化。最终的结局是那位末代皇帝经过改造后被特赦了，中国结束了帝制，戏的主角从摄影棚中走出来了。但是我的感觉，是戏却远远没有真正的结束。从对大陆当代历史的一点了解，到自己出生后的一些见识，给我的感觉是上一出戏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别的地方有搭建了另外的摄影棚，请了另外的主角，新的一出戏又在上演了。演得人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而我却不能再抱着看戏的心态了，因为这部戏在时时的影响着我了。《胡适口述自传》带着我去了解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胡适是个知识分子，所以他写出那些东西是要给那些士大夫们看得，而没有太多地顾及像傻根那样的“体力劳动者”，就像是文艺片，他在拍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要“雅俗共赏”。而胡适这个在思想界本该有很大“商业片影响”的“大导演”，却只能以文艺片的形式影响一部分人，确实不是他应得的位置。连战在北大演讲的时候，特别的提到了胡适，提到了他的“问题与主义”，由此推测胡适在台湾的影响可能还是很大的，而在大陆却还是刚抬头不久。三年多前我想买本胡适的书看看，特价书店里没有，只能从牙缝里省点钱去大书店买原价书，这不是说胡适的书贱到只值得去买特价买盗版，而是说，像他这种大家的启蒙思想读物，应该随处可以买到，就像好莱坞大片盗版碟充斥市场一样。胡适和鲁迅是在我心中有特殊地位的俩人，可是比较他们在书市里市场份额所占大小就能看出现在他们地位的差距，至少在我看来对胡适是有些不公，虽然近来情况已经明显好转了。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两本书相比，我个人更喜欢《胡》。倒不是我要去附庸风雅的喜欢所谓“文艺片”，本来附庸风雅和附庸市侩就是对等的，而是《胡》中确实妙语更多，更能引领着你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