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中律师会见权的保障_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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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中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摘要】律师会见权是刑事诉讼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见面并相互交流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基础权利，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环节，但实践中律师会见权常常遭到非法限制和剥夺。2008年修订的新《律师法》和2013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均对律师会见权做出了进步性规定，但仍存在较多问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律师“会见难”的现状。2015年9月，多机关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针对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强、针对性强等特点，其一大亮点在于严格限制对“三类案件”的扩大解释，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规定》将是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律师会见权 刑事诉讼 人权保障 辩护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颇具针对性地围绕着当前律师执业实践中遇到的“三难”问题，即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做出了实操性较强的规定。律师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尤其在对人身权利限制程度最严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相较于公诉机关处于弱势地位，律师辩护就成为保障其受到公平正义对待的关键，律师及围绕律师设立起的一系列制度（如法律援助辩护等）旨在将已向控方倾斜的公平正义的天平扶正。但若实践中这些制度被各种“变通性应对”架空，那么被告人的人权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近年来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的真相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在这之中，律师在审判过程中作用的缺位是造成冤假错案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所以最高法、最高检等机关联合出台了此《规定》，是建立起社会公平和秩序的再一次努力尝试。
一、《规定》的性质、效力及内容
从性质上看，《规定》由多个司法及行政机关联合公布，在法律体系中应归类于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是一类《立法法》没有规定却在法律实践中会对公民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文件，是法律中经常出现但又并不局限于法律领域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具有规范性（即规定权利和义务）的、适用于不特定对象的各种文
件。1为保证权威性，法律的制定修订通常需要严格而复杂的程序，而规范性文件则相对灵活，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更迅速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多个最高司法和行政机关联合发布该《规定》，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威性的不足，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从效力上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不及宪法、法律、法规及各类规章2，但在上述文件不适用时，也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3，另外，规范性文件的作用更多是体现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落实到本《规定》中，如律师可以此《规定》为依据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可要求办案机关在适当时候听取其意见等等。虽然规范性文件效力等级较低，但《规定》发布机关的“重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权威性的薄弱。
从内容上看，《规定》全文四十九条，涉及律师参与诉讼的全部领域，分别就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方面的权利作出规定，同时突出了权利的保障救济，完善投诉机制、申诉控告机制、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机制和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等方面。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会见权一方面略微深入讨论。
二、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内涵
会见权的主体是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纵观多数国家的立法可以看出，被追诉人是会见权的首要主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首先将会见权界定为“处于羁押状态的被追诉人的权利”4，如在德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二句话，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之前，必须被告知其有权同辩护人商议。如果其确实希望如此，讯问必须停止，讯问人有义务尽合理努力帮助嫌疑人确定辩护人。”5又如，在美国和英国，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其享有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如果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要求与律师会见的，除法定的例外情况外，警察必须立即停止讯问，并安排会面和协商。6此外，会见权也是辩护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基于辩护权行使的需要，我国及其他各国法律通常也认可辩护人的会见 123 黄金荣：《“规范性文件”的法律界定及其效力》，《法学》2014年第7期
叶必丰：《论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行政法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六条：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封利强：《会见权及其保障机制研究——重返会见权原点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01期[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第364页。
权，而本文正是重点讨论律师的会见权。
会见权的内容包括申请会见和被会见的权利。会见是一种双方进行会面和会谈的行为，会见权的行使方式既可以是主动地要求会见，也可以是被动地接受会见。但是，由于被追诉人处于羁押状态，其与辩护人的会见需要羁押机构提供方便，因此，无论是被追诉人要求会见其辩护人、未来辩护人或者家庭成员，还是辩护人要求会见被追诉人，都必须事先提出会见申请。
会见权的客体是与案情有关的信息交流。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会见权的行使不仅有助于被追诉人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自身行为的性质，还有助于辩护人深入了解案情，以便有针对性地准备辩护。
三、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必要性
1、律师会见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措施。刑事诉讼对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最为严厉，判决结果可能对人身自由这一最根本的自由权进行限制，而实践中侦查机关常常以种种借口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限制，甚至加以拒绝，导致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不到有效的法律帮助，进而无法对抗强大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因此，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充分、合理行使，无疑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起重大作用。
2、律师会见权是实现诉讼正义的重要内容。诉讼正义一般包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刑事诉讼中，长期片面强调打击犯罪，忽视正义。公、检、法三机关为了实现打击犯罪,实现社会稳定,降低犯罪率的任务，常常“并肩作战”,结成“统一战线”；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孤军奋战”，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无真正的平等可言7。扩大律师权利，提高辩护方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3、完善律师会见权有利于加强对侦查机关等专门机关的监督。我国侦查机关较多，其侦查手段多样，侦查权力较大，对侦查机关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律师较早地、较多地、较容易地参与到侦查阶段中去，充分行使会见权，有利于及时发现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促使侦查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制约。
四、律师会见权行使的现状及困境
（一）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
第一，新修改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 石飞鹏：《论律师会见权》，海南大学2010硕士论文 7
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该条规定突破了当时旧的《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会见要经侦查机关批准”及“必要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制度的规定，是保障律师会见权的一大突破，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可操作性低，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责任认定也没有相对应的规定。
第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査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的审批，就有权会见在押嫌疑人。” 与此同时,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査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赚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虽然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有了更为详尽的规定，但仍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限制，一是“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限制，二是“三类案件”的限制，这就为实践中的变通性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我国律师会见权面临的困境
实践中，侦查机关拒绝安排会见理由层出不穷，“涉及国家秘密”或者“有碍侦查”都可以用来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更有甚者，有时侦查机关只是一味地拒绝律师行使会见权，并不给出任何理由，对于侦查机关的这种器张行径，律师也是无计可施拖，延律师会见的理由更是层出不穷的，“办案人员出差”、“太忙没时间”等理由都可以用来拖延律师的会见申请。另外，会见时间、次数、场所、及方式受限，有的看守所既没有提供供律师会见用的房间，甚至连把椅子都没有，有的物质条件较好的看守所虽然专门有律师会见的房屋，但室内又常常安装了监听、监视装置，这样的做法严重侵害了律师与被追诉人的会见权。8
由于此上的种种原因，辩护律师在遭遇碰壁后体会到我国律师“会见难”的现状，时常 刘辉：《刑事诉讼律师会见权研究》，山东大学2013硕士论文 8
心灰意冷，拥有丰富经验的辩护律师也时常选择不再为实现会见权多花费精力，导致律师的会见率很低。
五、《规定》对于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规定评析
1、可操作性强。《规定》中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相较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表现在许多制度都做了具体、细化的规定，比如在多处条款里对办案机关在律师的接待工作或其他诉讼活动中，多处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并对一些具体期限作出了三日、七日的规定，又如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当时安排；不能当时安排的，看守所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情况，并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会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十二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翻译人员随同参加的,应当提前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翻译人员身份证明及其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审查并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将具体制度进行具体化、细节化处理无疑使得文件的可操作性大大提升，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办案机关利用规定的概括性特点不予协助会见。
2、针对性强。《规定》多处表述均针对律师执业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对症下药，可见规定出台前必定充分征询了刑辩律师的意见，如前文中提到有些办案机关以会见室不够为由拒绝安排会见，此《规定》则规定：“在律师会见室不足的情况下,看守所经辩护律师书面同意,可以安排在讯问室会见,但应当关闭录音、监听设备。”对于常见的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形，《规定》也一一禁止，第七条规定“看守所应当设立会见预约平台，采取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为辩护律师会见提供便利，但不得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由此可见，《规定》的制定针对性十分明显，这有利于在实践中发挥其实质作用而避免流于形式。
3、防止任意扩大解释“三类案件”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对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保留了限制，导致实践中办案机关常常对其做扩大解释，以此三类案件为由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针对这一情况，本《规定》第九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要求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审查辩护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在三日以内将是否许可的决定书面答复辩护律师，并明确告知负责与辩护律师联系的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对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出具许可决定文书；因有碍
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而不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理由。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后，应当许可会见，并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师。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应当许可辩护律师至少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解释和扩大前款所述三类案件的范围,限制律师会见。”由此可见，《规定》虽然保留了三类案件会见权的限制，但严格限制了对三类案件进行扩大解释，并对限制措施做了具体的规定，总结起来，首先，“三日”为限须书面答复律师，并告知工作人员联系方式，防止了办案机关对律师的会见申请视而不见不了了之；其次，不许可会见得而须说明理由；第三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须及时安排会见；第四，对于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强制要求至少一次会见。这些具体的规定能够尽可能防止扩大解释“三类案件”，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
六、结语
律师会见权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获得公平对待，保障人权的重要方式，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曾说，对受侦查机关强制、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嫌疑人而言，律师会见权是最重要的权利9。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权往往难以得到合理实现，办案机关通过各种理由拒绝、拖延安排律师会见，对律师会见时间、次数、条件加以限制，导致犯罪嫌疑人难以通过律师辩护有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新《律师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均对律师会见权作出进步性规定，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律师会见权制度，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该制度做出了更多细节化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并严格限制对“三类案件”进行扩大解释，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这将是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Ｍ].刘迪,张凌,穆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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