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外交思想_李鸿章外交思想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李鸿章外交思想”。
李漾
工商091
200910731010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于传统的儒家“交邻”之术与近代外交理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外交实践成效甚微。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他在早期提出“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或是晚期提出“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
一、洋务运动
1862年，李鸿章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二、外交事件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李漾
工商091
200910731010 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他的笔下应运而生，并非出自他己愿。在民族危机日蹙的形势下，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促使他开始揣摸中西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和途径。李鸿章认为，同洋人打交道，既不能像“沪道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像“汉道抗夷，失之过刚”，而应介于两者之间，采取“刚柔调剂”、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儒家信条“忠”、“信”、“笃”、“敬”四字处之。可以说，将传统儒家学说应用于复杂国际背景下近代外交领域所谓的“诚信相交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强敌压境，而我又无实力以对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力保和局，避免战争，“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练兵制器，变法自强，以准备与外敌决战的时机。这种和战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策略方针。
三、洋务重臣
李鸿章一直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及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兴趣，这是他与大清国其他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李漾
工商091
200910731010 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诫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总而言之，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最基本立足点在于“弱国”与“和戎”两个方面。所谓“弱国”，是相对于以科学、民主和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劳动人民曾经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但是到了十八、九世纪，当欧美国家大踏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之时，中国却仍滞留在中古的发展水平上。李鸿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像大多数抱残守阙的封建士大夫那样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而是能够体认到世界的发展大势，对于中西关系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敢于将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从而意识到一个相当简单、却又是大多数封建儒学者所不愿接受和不敢承认的道理:既然长矛短铳不能与洋枪大炮敌，舢板骡车不能与轮船火车比，手工业小农经济不能与机器大工业比，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的落后，欧美国家的先进，就得去旧图新，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通过“和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保证国内自强新政的顺利进行。而中国的自强之日，也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