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人物_名词解释中间人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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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生平简介：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青少年时期即

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发表第一篇作品《待车》。1938年赴延安，创作了小说集《地雷》。延安整风后，他到米脂县一个乡到文书。积累了素材，写出长篇小说，《种谷记》（1947）。1951年完成了反映陕北农民英勇支前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2年回到了陕西，任长安县委副书记，不久又带着全家到皇甫村落户。后来扎根农村14年。先后创作了散文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篇小说《狠透铁》和《创业史》。《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59年第一部在《延河》杂志上连载，次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结集出版。“*”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不幸于1978年去世。

二、《创业史》分析：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的下堡乡的蛤蟆滩。第一部写互相合作“带头人”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第二部则写试办合作社。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肯定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二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

（一）作品主旨：这是一部被誉为 “史诗”气势的作品。关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对生活的开掘——作家的杰出之处，就在于敏锐地揭示还不为许多人所注意的“生活潜流”，提示潜在的、还未充分暴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阶级冲突，并向历史深处延伸，挖掘出矛盾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源。小说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情节，组织起错综复杂的各条矛盾线索。这些矛盾着的力量最终构成两个“阵线”：贫雇农梁生宝、高增福中间：梁三老汉等农民（赵树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

富农姚士杰、中农郭世富、村长郭振山（蛤蟆滩三大能人）“广阔”和“深刻”，这是对这部小说“史诗”性作品的最高评价。

（二）人物形象：1.梁生宝：“社会主义新人”形象A具有比普通农民更高的思想境界——创社会主义的大业；B具有克已奉公、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C具有行为谨慎、老成持重，而为群众所信任。（鲁迅的农民——愚昧，被启蒙的对象）2.梁三老汉 ：中间人物形象旧社会：三次创业，三次失败——一无所有（饥饿、屈辱）新社会：给土地，挺直腰杆，决心实现创业梦想。复杂性格、矛盾的内心世界：A既有新社会翻身的喜悦；又因袭着旧社会留下的精神重负；B既有劳动者的勤劳、淳朴、正直、善良的美德，又有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和保守思想；D既不赞成互助组，反对梁生宝的“闹腾”，又关心着互助组的一切，为儿子担心发愁；E既老农民的古板、倔强，又有孩子般的纯洁、天真和令人解颐而深思的幽默。梁三老汉：从对互助合作的反对、苦恼、怀疑、到痛痛快快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过了漫长的路程，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思考题：从梁三老汉到陈奂生或梁三老汉与李顺大（《李顺大造屋》）比较。

（三）学术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出现了分歧：1.严家炎、邵荃麟为代表——肯定“梁三老汉”形象。严家炎：《〈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不同意评论界把这部小说的成就，归结为塑造了梁生宝这个新人形象。他认为，小说的成就更主要地表现在成功地塑造了梁三老汉这一形象。标准：一是形象“丰满”、“厚实”；二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表现。而梁生宝形象塑造存在着“三多三不足”的缺陷。邵荃麟在1960年《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认为梁三老汉是很高的典型人物。认为这个人物“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邵荃麟就指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

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严家炎正式将类似观点形成系统文章的是当时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严家炎。在60年代初期的《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的《关于梁生宝形象》等系列文章中。严家炎明确指出《创业史》中最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严家炎认为：梁三老汉在互助组初期表现的那种精神状态，是有代表性的，《创业史》成功地写出了梁三老汉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有过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梁三老汉及和他爹两辈子艰辛创业，幻想成为个“受人尊敬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在一定时期内，他对新生活疑信参半，是正常现象。《创业史》不但写出了老汉的转变过程，也传神地描写了他那忠厚、天真、倔强的个性。严家炎因此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是“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严家炎还指出：“作品里的思想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否则它就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这里的所谓“概念化人物”，严家炎显然是暗指梁生宝形象。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制约下，严家炎不能直接质疑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但他仍然认为梁生宝形象在塑造上存在着“三多三不足”的缺陷，它们分别是：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在后来的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于理想化的问题。2.李希凡、柳青、冯牧等代表——推崇“梁生宝”新人形象；李希凡：梁生宝——这个形象具有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对严的观点进行驳斥。如：“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事业不严肃的表现。”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观点？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依据是什么？问题的焦点在哪里？柳青——肯定梁生宝的理由严家炎的文章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连一贯以厚道、宽容著称的作者柳青也忍不住在《延河》上著文反驳，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回应文章中，柳青非常激动地表示，严家炎的这些评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对此，他不能再保持沉默。柳青指出：“《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而只有通过梁生宝这个形象，才能表现这一主题。柳青表现出如此激烈的立场，显然是他意识到关于《创业史》的第一号主人公的争论，事实上关涉到《创业史》的基本价值和主题。梁生宝作为柳青政治和审美理想的体现者，一直是《创业史》全部故事结构的中心，同时也是蛤蟆滩诸种矛盾的中心。为了表现这一主要人物的重要性，柳青调动了所有的艺术手段。在小说的头四章中，全书的主次要人物，除了后来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如韩培生、县委杨副书记等外，绝大部分都已亮相、出场，惟独梁生宝迟迟没有出场。然而，未出场的梁生宝却无处不在。人们说话时谈及他，做事时盯着他，各种矛盾都围绕着他展开。无论是郭世富与互助组的竞赛与败北，郭振山的争胜与苦恼，姚士杰的阴谋与仇恨，也无论是梁三老汉的犹疑，任老四的悲欢，徐改霞的爱的波折，高增福、冯有万的思考和行动，无不与梁生宝的言行密切相联。在第二部中，虽然随着情节的推移，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但梁生宝作为结构的中心的位置始终没有改变。因此，抬高小说中附属人物梁三老汉的地位，实际上否定了梁生宝形象的艺术价值，也否定了柳青苦心孤诣的艺术探索。○梁生宝的价值——合作化运动在此前出现的农村题材小说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梁生宝这样众星托月的人物，赵

树理笔下是小二黑、小芹、李有才这样的普普通通的民间英雄。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也是《创业史》超越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如《山乡巨变》与《三里湾》的地方。在柳青的理解中，《创业史》并不是通过梁三老汉的选择表现农民的成长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的新的本质，《创业史》不是一部以故事为主体，通过情节与叙事来描述本质形成过程的“成长小说”，而是一部通过主人公的性格来展示已经形成的阶级本质的带有强烈象征性的现代小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创业史》作为一部经典的“60年代”作品，它已经接近于“*”时期的主流文学作品——或者说恰好是《创业史》以及类似的作品开了“*”文学的先河。○否定梁三老汉的理由——新旧农民的不同梁三老汉虽然经济地位不尽相同，但梁三老汉与高增福、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甚至与土改中被镇压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高增福是想发家因运气不好而发家不成，梁三老汉的梦想是做“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郭振山的“五年计划”是赶上富裕中农郭世富的生活水平，梁三老汉最后之所以认同儿子的道路，是因为终于“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正因为最终只能从物质的层面上理解社会主义，梁三老汉在思想意识上其实并没有脱离“封建农民”的范围，即使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参加到合作化运动中来，但由于他们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真正自觉，因此，随时都可能离开革命的阵营。梁生宝这一点，梁生宝看得很清楚，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不管梁三老汉愿意不愿意，走“自发”的道路就是想变成财东去剥削穷人。这正是梁生宝不同于旧农民的地方，在梁生宝这里，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与生俱来的信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农民画廊中，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形象。○重评“柳青现象”

80年代末期，在上海学者发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活动中，一篇重评“柳青现象”的著名文章如此评价《创业史》：谁才是真正的典型的形象？如果柳青能正视中国农民的落后性、狭隘性，挖掘出它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演变过程，倒或许能很好地实现他的史诗愿望。但柳青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塑造，轻易地从梁生宝身上剔除了这一性格内容，从而削弱了生活真实性深度和广度，忽视了历史进程的艰巨性、反复性。柳青把表现这种农民落后和狭隘心理的细节统统集中在梁三老汉身上，这就表达了他对历史发展的乐观情绪。在他看来，老一代农民身上的落后和狭隘才是富于典型性的，而新一代农民则己经摆脱历史的阴影了。但实际情况是，正因为梁三老汉这个人物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农民贫困屈辱的历史，以及因为这种贫困屈辱而形成的落后狭隘、裹足不前的性格侧面，同时又表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性格侧面，他反而成为《创业史》中概括变革中农民心理的复杂变化过程最生动、最典型的形象。—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这篇文章还认为，柳青的《创业史》中存在着深刻的价值矛盾，即单一的政治视角对人物塑造的制约和感性的生活体验对作品人物的生动性的强化之间的矛盾。这使得在总体上，作品被夸大了的理论体系笼罩着，它钳制了生活的真正丰富多样性，从而妨害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的不断追寻和艺术表现。导致“柳青现象”的原因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非科学的简单化的信仰，这种“建立在封闭狭隘的理智基础”上的信仰使作家丧失了独立的自主性，使他不是从自己的体验和领悟出发去补充、修正或者改变现存的理论框架，而相反用“先验”的理论框架去规范生活、筛选生活。这最终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第四种声音——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农民”？回应这种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对“不正确的政治”进行的批评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将这两种对农民本质的想象理解为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知识。只有将梁三老汉与梁生宝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才可能发现，所谓的“中国农民”并不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统一体，而是一个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概念。并不存在共同的“农民”经验。“农民”是历史的产物，而不

是自然的产物。换言之，它不是先于历史而存在，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范畴。作为一种政治身份，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范畴。因此，只有当我们将“农民”这一身份认同作为话语或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问题，置于历史的背景中研究，或者说当我们不仅关注“农民”一词掩盖下的群体和个人的差异，同时也关注了该词本身含义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根本不存在足够的相同之处来形成一个本质性的“农民”概念。——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或者可以承认，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一样，提供了“20世纪中国农民”这一现代性范畴的真切的历史镜像。链接——“真是个农民！”当我们感叹：“真是个农民！”我们谁都能意会到，“农民”在这里被说到，不仅仅是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一个阶级。而主要是指与“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音”、“容易满足”等品质组合起来的某一类形象。这段评述让我最感兴趣的，是“真是个农民！”的感叹。在我看来，曹文轩在这里以一种极具反讽意义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知识谱系学”问题：为什么一见到“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音”、“容易满足”，我们就会发出“真是个农民！”的感叹呢？换言之，关于农民的“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这一类品质是农民本身的特点，还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作家的创造呢？我们是否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农民—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农民”的本质认同缘起于一种现代知识，或者说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其实是文学教育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连“农民”这个概念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呢？在著名的《东方学》中，赛伊德曾如此描绘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如果我们将这段文字中的“东一方”换成“农民”，将“西方”换成“知识分子”，我们完全可以将“真是个农民！”这一表述视为一种“依赖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借用赛伊德的理论，我们将发现，与“东方”这样的知识概念一样，“中国农民”也是一种大家普遍享有的“信息库”和“资料库”，将此资料联结在一起的是一组具有内在相似性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农民的行为做出解释。我们之所以认同这些明晰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常识，不是因为它们等同于事实，而是因为这种对“事实”的解释逐渐地改造了我们，使我们逐渐地适应了它们，并最终将这种对“事实”的解释—关于事实的知识等同于事实本身。关于中国农民的“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音”、“容易满足”的知识的缔造无疑与新文学作家—尤其是与鲁迅有关。鲁迅笔下乡村文化生态的落后、野蛮、封闭、沉闷和农民灵魂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与鲁迅那种先觉者与整体社会、与庸众的对立图式有关，在写小说的鲁迅的眼中，“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小结：1.柳青等更强调的是“理想”，而严家炎则认为对生活的复杂性的表现更为重要。2.在艺术品评上，双方也表现了不同的审美尺度。因为柳青、冯牧等人认为塑造理想的英雄人物既是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本质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问题。与严的论争事实上就关系到“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