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新老红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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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确立、物欲横流的年代，在相对和平、战争烽烟未起的年代，谁还会读这些红色经典呢？这些作品为什么会打动当代读者，近年来也成为理论工作者、文学评论家关注的话题。综述一些研究者的观点，现代读者阅读“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了解历史的需要。通过阅读“红色经典”可以了解历史上推动人类进步、发展的革命科学史，特别是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奋斗史；可以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认知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选择了新中国；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其次，学习英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都敬仰自己的英雄。如果这个英雄的牺牲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命运，那末，这个英雄还具有普世敬仰的价值。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学习英雄可以培养自己战胜困难的意志与品格，在危难时刻，只有以英雄为榜样，才有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决心。第三，向往崇高。每个人本能地要学会生存，谋求发展。但人生还有更高的追求：向往崇高。人不能只为自己的私利而活着，还要关怀别人，进而思考关系人类发展的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既可以以英雄为榜样，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别人，逐步树立远大的理想与志向。最后，美的追求。人类既欣赏声色之美、饮食之美，更赞赏英雄身上体现的崇高之美、悲壮之美、奉献之美、无私之美。赞赏和追求这种大美之美，是对普通人心灵的净化与提升。

“红色经典”具有巨大的震撼力，深刻的感染力、长久的美学价值，也不断得到出版界的关注与读者的欣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红色经典”的阅读还在延伸，“红色经典”的出版也还在延伸。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仍在重组与再版。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０周年重点图书选题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套书被冠以“红色经典”出版：一是解放军出版社的“红色战争经典”长篇小说系列丛书；二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红色经典连环画库·革命英雄谱”，三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少年红色经典”（１０册）。曾经出版过不少“红色经典”作品的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也推出了著名作家王朝柱的新作《解放》和《新中国海战档案》、《红色记忆》等书，把红色作品的创作拓展到了大型电视剧文学剧本与纪实文学的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的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亮剑》也都是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新作。这些文学新作视野更为广阔，内容更为真实，人物的塑造更为丰满，富于人性、人情味。在歌颂英雄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的不足与弱点，既写他们的成功，也写他们的苦难，得到当代读者的广泛好评与追捧。这些新作是否会成为“红色经典”还需要读者的评判、研究者的认可，可以预期，不仅“红色经典”的创作还在延伸，对“红色经典”的评论与研究，也会更加深入。

○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讲起“红色经典”图书，不由得就想起长篇小说《红岩》，到２００７年已经出版４６年了，印刷了６８次，总印数超过了１０００万册，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中，长期热销不衰，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作品。

为什么《红岩》的影响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这么深远？为什么四十多年热销不衰？这正是“红色经典”图书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质决定的。

《红岩》是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出版的，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指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一问世，书中革命烈士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就深深地感染着、激动着青少年读者，引导着广大读者以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为榜样，以坚定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从饥饿的困境中，从低迷消沉的状态中走出来，勇敢地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１９６２年的中秋节，全国青联在北海公园举行联谊活动，当时《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正在北京，应邀参加联谊会。我作为中青社的代表陪同他前往。在白塔下优美秀丽的漪澜堂内，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紧紧握着罗广斌的手，动情地说：“你们写了一部《红

岩》，我不说你们写了一部好书，因为用好书这两个字，己经不能概括它的意义了。在当前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你们出版的《红岩》，以出色的描写、感人的事迹，吸引了广大青年读者，以革命烈士的高尚品格和牺牲精神，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理想和革命气节的教育，使人们从关心自身的热量，到树立乐观的信心，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境界去战胜困难。《红岩》对社会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一部好小说的作用。”耀邦在讲这段话时，是很动情的，他的估计是对的，到１９６６年“*”前，《红岩》已经印了３００多万册。

在庆祝建党的八十周年的前前后后，《红岩》又一次以它的重大题材，严肃主题，深刻内涵，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这部曾向几代人进行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长篇小说，在振奋民族精神，在激发爱国热情，在培育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和热爱上，在促进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上，仍然有巨大的潜能。于是《红岩》又一次摆在书店的专柜上，《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又一次在北京、重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应邀参加庆祝活动，《红岩》又一次成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的热销图书。

四十多年来，从《红岩》的存在和发展来看，《红岩》是和革命先烈的气节和情操、形象和事迹，和党的战斗精神和光荣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这是《红岩》一书的特性，也是“红色经典”图书的特性。正因此，无论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无论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还是当前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提倡国民素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之时。《红岩》一直在有效地发挥着扶正祛邪，发扬浩然正气，保持革命气节，爱党、爱国、爱我中华的先进文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红岩》问世那天开始，四十多年来，《红岩》始终是坚立在社会主义文学阵地上的一块光彩四射的艺术丰碑。一代代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读者，始终在阅读《红岩》。《红岩》在市场上，在读者群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潘国彦（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审）

都梁写的小说《亮剑》，主人公李云龙是一生都在血与火中搏斗的名将。他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倒在了“*”的内斗中，令人掩卷长叹。电视连续剧《亮剑》，吸收了书中的精华，将全剧定格在蓄势待发的高级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李云龙对“亮剑”精神的报告使人热血沸腾。“亮剑”精神成了当代军魂的标志，令人崇敬，令人感佩！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一个在部队的朋友认识了某干休所一位和“李云龙”有着相似经历的老将军。

从都梁的书中算了一下李云龙的年龄，他１９２７年参加红军，就说当年他１４岁，到２００７年他也有９４岁了，还能健在吗？

小说中田雨的父亲田墨轩是爱国知识分子，因敢于直言中国需要法治而在１９５７年被错划成“极右分子”，最后惨死在东北劳改农场。田雨知书识礼的母亲被“划右”后在劳改农场得了精神病。电视剧改得好，被改编成老知识分子与军人李云龙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了冲突，最后田父还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依然敢于诤言，这样处理比较好。老将军认为，原书中对“老九”下场的描写有点过。原作写于１９９９年，而电视剧完成于２００６年，剧情改了，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重新解构，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采访即将结束，老将军激动地翻开小说《亮剑》说：“李云龙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就是亮剑精神！这不但是我们的军魂，也应该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有了这种精神，面对任何困难都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现在虽然是和平时期，但海外强敌亡我之心不死，‘台独’分子阴谋分裂中国之心不死，我们决不能丢掉亮剑精神！”

最近网上有文章指出：“目前国内之所以兴起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其主要因

素是着眼与挖掘其中的经济效益。就拿《红色娘子军》的改编来说，虽然有人为这部要打造成‘偶像剧’的作品辩解——吴琼花再革命也是女人，洪常青再神奇也是男人嘛，打土豪之余搂搂抱抱有什么不可？其实，谁都明白这样做的‘醉翁之意’。这些改编后的红色剧假如还能称为‘经典’的话，恐怕也不是‘红色经典’，而是‘粉色经典’或‘桃色经典’了。”

对这种说法，郭小东回应道：“改编了就不再是原来的。可以讨论，但不必扼杀。难道容许‘戏说’历史，却不允许改编‘经典’？‘经典’由谁界定？文学史？文艺史家？读者？还是政府？界限在哪里？且不必去窥探改编的‘醉翁之意’。人性、艺术深度、票房都同等重要。难道还要回到‘红色时代’的政府拨款、计划制作、单位购票、组织观看的状况？”

对于改编的尺度，郭小东也强调：“不能离原来的故事太远。你只能在原来的故事里寻找被封闭阻塞没有释放却一定可以也应该打通的东西。而且红色经典在这些方面往往都规定得比较完善，明确，纯粹。正因为原来的这种定位，也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打开的可能性。”

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

我不赞成改编。一方面，说一句重一点的话：靠改编经典并不能够成为真正有出息的作家。之所以称为经典，因为它们已经很精致，又何必靠层出不穷的“改编”拾人牙慧，借势出名呢？须知世界上生动的人和事是永远也写不完的，总是在别人的创作上下功夫并不是严肃的艺术行为。另一方面，任何经典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特别是“红色经典”，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人公是具备当时的时代标签的，尽管主人公也有男情女爱，但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如果改编者根据商业考虑加入主观臆想的现代社会的感情纠葛，就会抹煞经典的思想性，红色经典就丧失经典的意义和语境了。其实，你可以创作出你自己的“李子荣”、“张子荣”，没有必要非要给“杨子荣”安插一个第三者，在经典名著上去“节外生枝”不可。

广州军区作家赵江——

我不喜欢改编热

首先，我的立场是：对于红色经典改编热，我不喜欢。但对于任何问题我不主张“一刀切”。我们在深刻认识红色经典改编热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的积极意义。现代年轻人价值观是多元的，一些改编剧将历史英雄事迹在一定程度上加入现代多元人性成分，能够让这些红色经典不再被束之高阁，而重新获得现代年轻人的关注和共鸣，从这一点上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从艺术的角度讲，红色经典并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圣经》每个人的理解还有不同，何况是并不完美的红色经典？但要注意的是，改编者的出发点应该摆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角度，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引导人民群众爱国、爱党，尊重民族文化传统，这样才能取得应有的艺术效果。

“红色经典”，一般意义上是指产生于或者反映中国革命年代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广义上包括文学、影视、音乐及舞台剧，狭义上指文学作品，特别地，指代“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红色经典”，是建国前后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感，是“17年文学”的中流砥柱。在经历“*”的“洗礼”后，它们衍生为“红色摇滚”、“红色影视”，以及“恶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