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_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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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读《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我读的书是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最初在图书馆借到这本书后，我并没有多在意，只认为是学习任务。但当翻开书后，我便被梁老先生的语言魅力和独特的见解所吸引。其中一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梁漱溟先生在自序中提出的口号，先生也是想以《中国文化要义》教国人。让我印象深刻。

据我的了解，《中国文化要义》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中国文化要义》首先从集团（集体）生活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此外，作者还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病诟，也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要旨。

读完本书，印象最深刻的即是梁先生全片围绕的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区别以及中国同西方社会在信奉不同文化宗旨之后衍生出的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进而指出中国之所以科技不兴盛、社会不发达的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相比较于西方，一直处于一种伦理社会，理性战胜了理智，没有意欲向前的冲劲，亦且没有反转向后的抑欲倾向，更多的只是安于现状、知足而乐。

在中国，自周孔教化产生之后，宗教遂以变质。儒家“似乎彻底不承认有外在准则可循。所以孟子总要争辩义在内而不在外。在他看来，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在梁先生看来，“儒家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与宗教对神的崇拜及其严格的组织与思想控制截然相反。

然而要以道德代替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并不仅此。梁先生认为:“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

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

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儒家提倡家庭关系，甚而把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社会上去，比如朋友如兄弟，百姓为子民，以伦理关系来组织社会。把家庭关系由内而外推展开去，把社会关系由外往里拉，使得社会也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社会冲突是以不强。另设礼乐揖让，大家相处互相尊重，凡事以理性为先，不尚冲动，更反感争斗。民谚“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正指此。这一方面组织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平和。集团之不强，宗教之被替代，也是情理之中了。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理性早启。梁先生对理智与理性作了区分。他认为，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的两个方面，“知”的一面为理智，“情”的一面为理性。“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这很像我们现在说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分别。在他看来，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儒家所尊祟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多数人民，它所祟尚的只是理性。由此，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风尚，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精神，作者分析为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清厚。”与宗教的出世不同，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主人世哲学。“儒家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梁先生指出：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理性。在梁先生还认为有两种错误，即知识上的错误和行为上的错误。譬如学生考试，学生考试成绩不好，这是其学习能力差；学生考试因作弊而被抓，这是品质的欠缺。而学习能力差则是理智的问题，而品质的欠缺则是理性的问题。

在梁先生看来，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之早熟，理性早启与文化早熟几乎是一个意思。何为“文化早熟，’?先生认为，从理念上而言，“中国理念较之西洋恒有所超过，而非不及。”书中以中国人多义务观念而少权利观念为例说，西方人由相争而达于互相承认，以求“平等”，是为近代一大进步;而中国人则是起因于伦理道德尊重对方，“看对方重于自己，超过了承认旁人那句话，与起因在不顾旁人者适相反”。却恰由于此，中国人才忽视了“平等”的重要性，未能产生近代西方的平等思想，更不可能建立相关的制度。

《中国文化要义》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

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不只是因为它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价值。梁自己也说过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保存文化是对的，哪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

但如果确实要把梁漱溟当作“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甚至如他期望的把他当作“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么1942年着手撰写、1949年6月完稿的《中国文化要义》，无疑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说法，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他的其他著述一样，充满着“问题意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梁漱溟毕生思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

在文章最后，梁先生重申中国文化之十四特点，几乎每条都与西方对比，探讨出其中细微差别，由此凸显中国文化之独特不殊。大概为寻求其一生所执着追问的问题，中国自己的问题，发现民族的历史，以及与西方比较得来的差异，由此发现我们民族的优良性和不足之处，梁漱溟先生其所作为后来的实践者和革命者们提供改革参考的方向。更是让无数人了解到自己是在怎样一个文化传统下生长起来的人，又带着怎样的民族烙印。大处于民族改革有所贡献，小处于个人思想大有裨益，梁先生究其一生所探讨的问题对于后来的人寻找答案还是很有启发的，先生若泉下有知，该含笑抚须。

在读完本书后，我不仅了解了从集团生活的角度了解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也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文化的十四特征。还了解了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区别以及衍生出的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让我认识到了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区别。明白了要弘扬和发展中国文化既要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也要处理好理智与理性的平衡。正如梁漱溟先生在自序中写的一句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口号任然值得我们体会和深思。而落实这句口号，正是我们后辈所应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