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与中国科技文明的发展与进步_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

李约瑟与中国科技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

李约瑟难题中的语言学维度

李约瑟难题被提出之时，许多学者从各个学科的观点出发对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一个国家的科技的发展也许会受到来自地理环境、文化特质、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等方面的制约。李约瑟自己也对这一难题的解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语言学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学科，在李约瑟的时代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今天，借助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种全新的解释，而这些研究在语言学领域其实是相当古老的，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上。

李约瑟难题的两个阶段，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似乎用一句话就能回答了。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与此同义的一个词是“理性1早启”。由此形成的民族风尚就是“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2。在这种早熟的文化心理的支配下，中国人的心思聪明的使用就产生了偏向——因为中国人的理智被过早启迪的理性所压制了，所以中国人的心思大多被放到了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实践道德上，而不是将心思放在如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3自然中国在以后的科技发展过程中就落后于重视理智的西方了。

初看起来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后落后于西方以及为什么很早就出现了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而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此之前远远领先于西方。其实这并不矛盾。中国在她的文化早期，理性并未取得完全的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宋朝以后，追求理性的儒家成为了社会的压倒性主流思想以后才是这样的。在此之前，尚有一个两者平衡的时期，人们在理性的支配下还存在着一种历史使命感，所以在技术上仍然有所重视和创新。

虽然这只是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此外还有从制度差异、经济学角度、气候角度甚至形而上学来解释这一难题。我认为，客观条件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生产力的持续提高是人们固有的追求，然而中国人却总是不往这个方向去思考；而上述从主观角度出发的解释也存在一个问题，即中国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心态及其支配下的制度？

一、对思维的载体——语言的考察

20世纪伟大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写道：“媒介即讯息。”这看起来是一句难以理解的话。后来的尼尔·波兹曼提出了较为折衷4的观点：“媒介即隐喻。”“媒介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语言作为一种最为原始的媒介，必然也有这一特点，所以“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 1 梁先生的著作中，理智与理性有其不同于通常理解的意义。从梁对理性的英文翻译“impersonal feeling”，结合“理智、理性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一句，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理解：理智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理性则是一种人的向上之心，它驱使人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发挥理智，而且这种驱动经常是不为一己私利的。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三、中华民族精神所在。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后之中国”，一、由此遂无科学。4 关于麦克卢汉与尼尔·波兹曼两人观点的关系，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观点存在冲突之处。详细讨论两人的观点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只谈他们理论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两者具有较多的共同性，但是后者的说法较为温和。他认为媒介并不直接传递信息，而是在“暗示”。采用后者的说法可以缓和一下前者激进的提法可能招致的反对声。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在思维上的差异，是由两者在思考方式上使用的媒介的根本性差异所决定的。语言的差异决定了它所承载的文化被施加了不同的“隐喻”，因而人们的思路被引向了不同的方向，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心思不在此、理性早启的原因。“语言对人的主要影响施及他的思维力量，施及他的思维过程中进行创造的力量，因此，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语言的作用是内在的（immanent）和构建性的（constitutiv）。”6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即使在天性和本质上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7，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和制约，朝着他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所“偏好”的那种思维方式发展。在这一环境中，所有人对于一种他们共用的符号背后蕴藏的那个概念有着几乎相同的内心对应，即他们对于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采取的是同一种主观方式以使之成为进行精神活动的质料。8洪堡特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着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可见，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9

二、汉语与西方语言的重大差异

两者在语言特性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汉字是“孤立语”，即以单个音节指示概念，而且这个音节和所指示的概念不会因它们在句子中处于不同位置而改变。而西方语言，包括梵语在内，都属于屈折语言，词语由音素组合而成，音素组合成的概念会因位置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而改变。10汉字是通过辨认字形来确认其所指示的概念，换句话说，就是辨认一个图形的相似属性。另一方面，汉字的理解强调“模拟”这一过程，通过对一个图形的辨认，来使它在头脑中得到相应的概念。而以希腊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则大为不同。音素本身和指称的概念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由于若干个字母的精确组合才使词对应某一个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像汉字对于字形潦草的许可，西方语言要求极高的精确性与确定性，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就存在着一个演绎的过程。纯表音的文字在获得它的主观性的时候，经历着大量精确的抽象思维。汉字的理解则主要依赖对图像的处理，它的特征是更大的具象性。

三、语言差异对思维的影响之浅见

汉字具象与孤立的特点使得中国人可以在段时间内对事物取得直观的认识，因而有利于早期中国人的技术进步。然而中国的进步大多体现在“技术”上，而不是在“科学”上。前者偏重的是实用——这正是汉字字形在辨认上的优点，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人们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语言意识在表述感性事物方面对清晰明确性的要求、在表述理性概念方面对纯粹的、非实体的限定性要求和分节音的明晰都是成正比关系的。11汉语没有走上西方语言这种具有高度规律的形式的道路，“智能力量就不得不在自身中寻找进一步飞跃的杠杆„„古典语体的 56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一章“媒介即隐喻”。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四章“特殊精神力量的影响：文明、文化和教养（Bildung）”。7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这一过程也正是人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将组成自己思想的概念用分节音表达出来，使表象在获得真实的客观性的同时保持主观性，并且这种语言的分节音在听话者的头脑中也恰好对应着一个几乎相同的概念，从而为他人所理解的过程。8 之所以采用“几乎”一词，是为了说明各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从宏观上来讲，这种细微的差异并不影响一种特定语言对人类思维的特定影响。9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八章“语言的一般性质和特点”。10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十三章“词的孤立、屈折和粘着”。11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十章“内在语言形式”。汉语具有独到的长处，那就是把重要的概念相互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语言在简朴之中包含着伟大，因为它仿佛摈弃了所有多余的次要关系。”12其实这再次解释了梁漱溟关于中国理性早启的观点，即西方人通过抽象而统一的规则完成的语言过程，中国人是通过“精神劳动”来完成的。然而这样的“精神劳动”不是在严格的形式规定下产生的，所以也不会循序渐进地由认识客观开始认识世界，而是“径直从心出发”13。在科技史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在一开始取得了较快的进步，而终于因为语言不重视精神规律，故不足以推动人们的智能力量持续地在这一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而是转向“向里用力之人生”。14

李约瑟本人对于这个难题的看法主要是与地理环境结合在一起看的。这一思考维度与语言学的维度显然是并行不悖的。但是语言的形成与何种因素，当然主要是指地理环境，具有联系，则是一个过于深奥晦涩的问题。其相互作用已经湮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几乎不可为理性所探知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绝不是在宣扬语言有优劣之分，只是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大脑所收到的“隐喻”有所不同，因而将思想的重心摆在不同方面——因为有一点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科技的进步与否并不是衡量一个文明进步与否的绝对标准。

参考文献：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

12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十七章“语言之间的主要差别：以语言构造原则的纯正程度为评判标准。” 1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二章“人类文化之早熟”。1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章“治道与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