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清华_纪念清华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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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与清华

法学院柯友乐

[摘要]：坐落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中，清华走过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从满清时代的封建制度，到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期间又经历了外族日寇入侵而被迫西迁昆明的艰苦历程。从建立之初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到致力于人才本地培养的国内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在国家遭受苦难，国民遭受奴役的年代，清华大学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梅贻琦先生等清华学人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而这，就是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今天，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走近清华，走近梅先生。

[关键词]：梅贻琦；清华大学；清华基金；清华精神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琦自一九○九（宣统元年）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1］这是梅先生在1941年的报告《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中的一个片段。其实生于天津的梅先生并非一开始就是清华的学生，而是我国另一所知名的学校---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1904年，作为南开中学的第一期学生，梅先生就读于此，后来考入保定高等学堂。

可以说，在此之前，梅先生与清华大学都是无任何交集的。梅先生与清华联系的真正开始则要归因于中美两国的“庚子赔款”事件。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战败，随即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以后（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议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月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服大信。”［2］于是，在1909年的六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时，以“游美学务处”的名义开始招考留美学生。梅先生在1909年“游美学务处”组织的第一次留美开始中就通过了考试，后就读于美国的伍斯特理工学院。1915年春留学归国，同年秋天开始担任清华物理系的教师，后又担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得以在十年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乃至世界知名大学之列。在这期间，清华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核心思想，是谓教授治校、文理兼备，倚重通识、注重科研。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七年里，清华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当时清华任职的教授多为专业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且有学校物力支持，清华研究院设立文、理、法三个研究所，包含十个学部，为全国大学之最，成为全国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在文、理、法、工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科学研究成果。梅贻琦与清华基金

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之根基。清华名义上称之为“国立清华大学”，然实际上国民政府对其未有任何财政之拨给。清华大学教研之运作的各项经费来源，全部依赖于清华基金。所以说，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建立、存在及发展的根本基础。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 1

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建立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而这样的环境，则亦给梅先生在治校上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几年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这笔资产，将其用在清华最需要的地方，添置图书，购置仪器，扩充校舍，聘请教授„„在西迁时的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办学。但由于抗战期间，政府的财政极其困难，对于北大的财政拨给大幅度减少，而南开则又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无任何政府财政之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其联合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吃亏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梅先生没有自私自利，而是尽其所能，以微小的基金支持者北大和南开。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形成了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说“先生以年最少，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校务因以日进，先生之力居多”。

1948年底，梅先生在在战火中从北平飞至南京，后至纽约。1950年起，梅先生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先生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梅先生临走时的情形，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3］

梅先生自1951年起，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与此同时，梅先生还曾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肖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利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此信未交给学校，此事亦不了了之。［4］梅先生一直想着拿有限的钱为国家做长期的研究工作，1956年，在梅先生的主持下，台湾当局在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清华基金又一次发挥了她的巨大作用。

繁忙的事务与来回奔波，简衣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梅先生因病住院，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与病魔作斗争的生活。1962年5月19日，梅先生逝世。在他逝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时发现梅先生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5］

梅贻琦与清华精神

一、清华的民主

“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学可以算得上一个„„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是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6］清华民主制度的形成，与梅先生是有着巨大的关联的。在专制风气仍很浓厚的民国时期，梅先生却采用了西方国家“教授治校”的民主模式，谓在学校中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之互选评议员七人组成，其职权主要有“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各学术之设立、废止及变更„„议决其他重要条件。”［7］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及行政部各主任组成，校长为主席，教授会的主要职权有“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决议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8］民主的制度给了清华每一位学生，每一位教授自主决定校务的权利，调动了每一位清华人的积极性。这也就是清华在当时条件下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

一。

二、清华的自由

“晚赴章矛尘之约，同座为傅、杨、樊、钱、周、汤，皆北大同人„„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难大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优惶！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9］学术自由对于一国之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之时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学者至北大任教，促进了北大学术的极大繁荣。然而，清华又何曾不是如此呢？清华的自由不仅是学术的自由，还是思想的自由。梅先生曾说过“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在梅先生担任清华校长期间，无论是对于陈寅恪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对闻一多、吴晗这样的民主人士，梅先生都未曾有过任何批评之意见。相反，梅先生是非常敬仰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民主人士的，在他们被暗杀后，梅先生对当局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与对二位先生的极大惋惜。对于清华学生之思想发展，梅先生向来是无任何要求的，他的宗旨却只是有一条，那便是要求学生“培养完全之人格，为国家的发展谋利。”当学生为抗争国民党的暴政而游行时，先生未曾反对过，相反，他是千方百计的保护学生，营救被捕学生。清华的学术氛围亦是自由的，教授们可以自由地自由地进行学术讨论，可以查阅各种书籍，包括当时的一些“禁书”（共产、马克思、社会主义）。可以说，在梅先生任职的清华园里，清华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一切对于清华的发展亦是有极大之帮助的。

三、清华的时代责任感

1931年，在梅先生就职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梅先生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0]梅先生认为，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术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清华大学的教育方针，就是造就专门，以供社会建设之用。当时的中国，外患深重，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侵略的可能。当时社会中的爱国青年往往不能安心学习，对于此种情况，梅先生提出“但是只有热心是不能于中国有真正补助的„„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

[11]在国难深重的年代里，梅先生似一位长者，细心引导着青年学生以正确的方式报国，培养清华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腔热血，几句口号。

也就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情况下，在清华经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梅先生在清华原有专业基础上添置了一系列实用的、对国家有帮助的专业，如农学、化学、航空航天等专业，为抗战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梅先生也不是一味要求学生死读书的，他要求学生培育健康的体魄，“我们要将灵敏的脑力，寓寄于健全体魄之中。而后才能担当艰巨，才能谈到救国”。[12]在抗日战争时期，清华的诸多学生应召入伍，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各种服务。梅先生的儿子梅祖彦亦在这个时期从清华入伍，后被派至美国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就读于梅先生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梅先生为此颇感欣慰。

在清华大学走过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清华学人依旧保持着这样的精神，“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早已与清华大学融为一体。百年清华，培养的不仅是一批批专业化人才，更是培养了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这样的一番情景，梅先生不曾看到，但一定在他的意料之中.结束语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实践证明，清华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然斯人已去，历史的滚滚洪流仍不断向前流去。今日之

大学，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巨额的贷款，无休止的扩建，无休止的扩招；思想的不自由，学术的不自由，大学的不独立；学生的浮躁，教授的功利主义，大学的利益至上。学术造假，学校管理层腐败，这些在我们的耳中已不再陌生，昔日的学术殿堂俨然已成为某些人牟取利益的工具。大学，除了几栋大楼，还有什么？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不是没有可塑之才，但却一直培养不出大师，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几天以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辞职了，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位“根叔”。在他的离职演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令人回味。我也将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让大家去思考。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为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民主而感到资金的困扰，但朦胧中我似乎又感觉到白花花的银子在暗流中对着我窃笑。我奈何不得，徒有遗憾，我感到遗憾，大学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当有些人不得不去琢磨，窥视甚至制造微妙时，多少精力、努力都耗散在那些无谓的微妙之中。其实，要改变此一现状无关乎意识形态，只关乎实事求是。”

参考文献：

[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2]参见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3]参见《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4]参见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5]参见岳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6]参见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8]参见《清华学习组织大纲》，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9]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0]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12]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