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磨练的记忆_关于磨练意志的作文

2020-02-28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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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磨练的记忆

不同的环境能够磨练出不同的意志,我的意志是在极端艰苦环境里磨练出来的。

我是1960——1969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左后旗国营金宝屯机耕农场生活的人,这段时间是我少年和青年时期。所以,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印象之一:农场概况 印象之二:艰苦求学

印象之三:磨练意志(因为年头久远,有的记忆不一定很准确。)

印象之四:难忘艰苦奋斗的那些人

一、农场概况的回忆

我所了解的农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初创时期、发展建设时期、折腾时期、改革时期。

1、初创时期,早在1954年4月份,按照中央给内蒙古的指示,对一些劳动改造的犯人,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原则,应该就地创办农场。当时内蒙即刻派遣劳改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到科左后旗东西辽河之间的东大荒进行勘察测量。于当年10月份就调派了一部分劳改犯人到这块荒无人烟的东大荒开垦农场。同时,也调来了一部分农业机械,主要是老牌进口拖拉机、三铧犁、五铧犁之类的笨重机 器。按设计规划开始开垦种植农作物。

2、至1956年4月,农场进入到第二个时期,即发展建设时期。这个时期把未刑满犯人全部调出,从呼市、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及哲里木盟其他地区,调入了一批刑满释放人员到该场就业。此时,农场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主体人员都是新生就业职工。农场挂牌为金宝屯地方国营机耕农场,是一个全民所有制单位。但依然属于内蒙古劳改局管辖。正因为农场属于内蒙古劳改局管辖,所以,有一些人荒谬地认为该场是劳改农场,肯定地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1959、1960年开始,农场把就业职工的家属子女也接来安排工作。农场开始生机勃勃、盎然兴旺快速发展,在以农业为主的前提下,开始多种经营各业共同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单位相继建立起来。如卫生院、诊疗所、公安派出所、学校、商店供应站、蔬菜种植基地、果园、养猪场、鸡鸭场、牲畜养殖场、酿酒厂等等,俨然就是一个小社会。

在管理上,有一整套的严格制度:“三包一奖四固定”,形成了相互监督、互为制约的机制。定额、定时、定量、定任务,每个人都必须完成。在思想教育方面,天天都有集体学习,不断学习先进,反思自己。人人都争强好胜,你追我赶。正是因为管理科学,制度严密,所以,年年获得大丰收,年年有大量的农蓄产品上缴国库,年年获得上级嘉奖。同时,居民居住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土平房换成了砖瓦房。至 1969年,6万多亩耕地的农场已经初具规模。该场已经形成了“田成方,林成网”的现代化机械化农场。成为全国16个先进机械化农场典型之一。农场的飞速发展也使得周围乡镇(苏木)刮目相看。这是农场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农场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好景不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给农场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3、折腾时期。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金宝屯农场管辖权由内蒙古劳改局下放给哲里木盟农管局,后来又下放给了科左后旗。自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原来的老领导被错误地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苗邦坦场长(后被折磨死)、李振起场长(后被逼上吊自杀)、周怀义书记(后调任兴安盟科右中旗任粮食局长)等人均被当作走资派打倒,揪走资派的批判大会、批斗大会接连不断。原领导机构被打乱,相继建立军管会、革委会,正常社会秩序、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农场的名称也由金宝屯地方国营农场更改为胜利农场。最惨的是人员调动频繁,不断的出出进进,使得正常秩序很难稳定。1969年4月,将一部分职工及其家属子女遣散到哲里木盟各旗县,原居民户口变为农村户口,甚至把正式转正的农工也被毫无理由地解雇迁到农村;此时农场空了一半,接着调入了哲里木盟5·7干校和通辽市的5·7干校,4个月后,干校成员全部回到原单位;又从天津、浙江、上海等地调入上 山下乡知识青年;从场子周围调入一部分社员(贫下中农);调入一部分转、复员军人;还有我们尊敬的洪学智上将也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来到金宝屯农场“蹲牛棚”。知识青年后来又有一部分调出去到洮儿河战校,因为那里条件不如金宝屯农场好,他们就组织起来到吉林省上访(当时哲盟划归吉林省管辖),“知闹”事件,使得当局作了让步,如愿以偿他们又回到金宝屯农场。人员的频繁出进,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折腾期,劳动人数虽然多了,但,粮食产量下降了,由一个向国库交粮大户沦落到连续几年都吃返销粮,有些收获季节,粮食不能进场,需要到外边雇工来收获。由上述可见,管辖权下移、人员出进大起大落、领导机构频繁变动、生产滑坡、批斗大会不断等等现象,不能不说这一阶段是处在一个折腾时期。

4、走向改革发展期。该场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拨乱反正政策的落实,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农场逐步走入正常秩序,1984年终于甩掉吃返销粮的帽子,开始扭亏为盈。管辖权也由哲盟农管局下放给了科左后旗,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该厂逐步走向繁荣,出现了各业兴旺发达的昌盛景象。

在回顾农场基本概况后,小时候的往事也常常萦绕脑间。

二、艰苦求学

1960年4月份,刚刚进入小学五年级的我来到了金宝屯 农场三站。农场没有学校,只好跑到附近的双胜小学就读。因为人们当时错误地认为农场是劳改农场,我们自然就是劳改子弟了,所以,倍受歧视。在那里上学的一年多时间里,是受尽欺负、格外被人瞧不起、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时段。记得那时班级每星期轮流值日,可是有些大一点的同学自己不想干,就逼迫我们替他们做值日,若是不从,就或打或骂,说你们劳改犯子女还敢不老实,就专你们的政,有时,一连五六天都得值日。还有时候走在半道上就被截住,抢下书包给扔到远远的地方,让自己拣去。即便是在场内,也是被欺负的那一伙。记得在三站砖厂附近的空闲地上,我们种了几颗南瓜,刚要成熟,就有个朱姓的同学,把南瓜割了个三角口子,取出三角块,往瓜里拉屎,之后,再把三角块放回去,瓜是长得又快又大,但是,不能吃了。好的心态是适应环境的关键。其实,那时宽心与大度才能够感觉舒服一点。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1962年农场自己办起了子弟学校,才转到农场上学。在农场读了半年六年级,小学就毕业了。放暑假了,我们非常发愁,初中到哪儿上啊?!临近开学,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农场自己要办带帽中学,心上压的石头落地了,当时高兴极了。可是,当时农场师资力量不足,初中仅仅办了一年半时间就办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人胜任教学,又没有理化试验室,受条件制约,只好停办。我们40多个学生怎么办呢,场领导出面到周边学校联系安排,人家都说接纳不了那么多人,少来几个还可以。于是往昌图县中学安排了十几个(那十几个人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往金宝屯中学安排了十多个人(这些都是职工子弟),其余十几个人被迫辍学回家务农了。

在那个时期求学是真的不容易啊!国家处在十分困难时期,上小学时,每天粮食定量只有四五两,全靠瓜菜代替粮食充饥。没有瓜菜的季节,用玉米叶子加工成淀粉做成黑窝窝头吃。小孩子们好动,整天饥肠戮戮。后来,上中学了,定量提高到35斤,才勉强能吃饱。到金宝屯读中学时,每天不换样的高粱米,用盐水煮白菜或土豆当菜就饭。只有到节假日,才能见到荤油星。进入深秋,学生们还要自己动手,筹备冬季烧炕用的柴火,到十几里以外的荒坨子上割草,学校派马车拉回来。住的是大通铺炕,轮流值日烧炕。每个炕都挤得满满的,翻身都得大伙一齐翻才能够翻过来,半夜谁出去解手,回来就挤不进被窝了。只要有一个人长了虱子,害的全宿舍的人全有了虱子。这些,在当时,我并不觉得太难受。除了有自卑因素外,实实在在感觉到别人异样的眼睛,充满了歧视的目光,时时处处都被人瞧不起。做的好时,得不到表扬奖励,稍有不足,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在那种不公正的氛围中成长起来,所受到的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挨到1964年初中毕业,临近升学考试,由保康一中校长玛 尼(时任科左中旗委书记阿拉坦敖其尔夫人)亲自到金宝屯中学招生。她当时强调今年招生贯彻阶级路线,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无论成绩如何,一律不予录取。当时,如雷轰顶,毕业就是失业,心里十分沮丧,正是求学的阶段,就被迫停学,心里甭提有多难受啦。然而,又无可奈何。艰难的求学阶段就这样结束了。

三、磨练意志阶段

1964年初中毕业以后,身材瘦小,干不了繁重的农活,三站的赵管理员就安排打柴火,地点自找。我约了张笔乾和另外一个候姓的小伙伴,到29号地头大堤以里的树林边割蒿子、杂草、树条子等,还要捆成捆,码成小码子。开始,我并不会割柴火,一天才割60——70捆,还累得腰酸背痛,我们三个小伙伴合伙,两天才能够割一马车。两天以后,就学会了干这种活计。一车柴火才卖三块钱,一个人一天能挣五毛钱。那时的青壮年劳动力平均工资一天大约一块多钱,我们相当于半拉子。

后来,领导给安排到兔场。养兔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活。当时的老魏师傅就一样一样的教,从兔子的习性到饲草的选择、饲料的搭配、公母的鉴定等,很快就基本掌握其全部技术。我始终坚信没有自己学不会的东西、遇到困难,就没有克服不了的、没有干不好的事情。世上无难事,只要有毅力。我坚信自己是有坚强意志的人。可是没有干多久,有两个小姑娘就顶替了我。叫我到猪场放猪、打猪草。其实,猪场的那些杂活,我干起来也是又苦又累的。那时候仗着自己年轻,干什么活,都不怕,苦一点,累一点也在所不辞。放了一年多猪后,就调到青年队干活了,开始了整劳动力的活计了。在三站的每一块土地上都留下足迹、汗水、血泪,从播种到铲镗、从秋收到场院脱粒,样样农活都干了个遍。对于一个先天营养不良、后天营养不足、在极其艰苦环境下成长起来身单力薄的我来说,每天都是那么苦、那么的累,真觉得吃不消,每天都得硬着头皮死撑着,不知道什么时间是个头。白天累死累活的劳动,晚上还有两个多小时的学习。每天听到的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总结、检查、反思、学先进、找差距、······经常学习以上理论,思想认识的确有很大提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得到升华。正是在这样环境的熏陶下,为后来步入社会奠定了良好坚实的思想基础。

记得最苦最累的活计是挖养鱼池。那是1968年的冬季,天气特别地冷,每天顶着零下二十多度严寒和凛冽的西北风,挥舞着十四五斤重大洋镐,刨啊刨啊,大大的冻土块一层一层被掀起来,一会儿就是一大堆,就用木制的扒犁向外拉。向外拉出的冻土块堆满了四周的坨岗,坨岗向上不断上 涨······,直到下面绿莹莹的土层暴露出来,稍微动一下,水就向上喷出来。中午,食堂送来饭菜,大家就在野外胡吃滥喝,填饱肚子接着又干。每天,手闷子都得磨破两三双,晚上补了第二天再戴······一直到无法再补时才再买新的。我们的手,虽然是在三九天,也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整天都会觉得腰酸背痛,疲惫不堪。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恐怕谁也抗不住。

无论是劳动还是学习,在农场的日日夜夜,我深深体会到,没有顽强的心理素质,没有坚强的意志支撑,是不会硬撑下来的。

还有一个让我意志得到磨练的地方,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背后的待遇——同工不同酬。大家都在青年队干活,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工资报酬差别极大。转正农工一、二、三级,工资分别是29元、33元、37·5元,其余都是临时工,临时工工资也不一样,有25元的、21元的、18元的、16元和14元。大家都在一起劳动,完成同样的定额,工资差别就这么大。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一直维持到我们离开农场的那一天。记得当时我到青年队干活一直是每月14元,还没有3·8队的女青年挣得多。这时候对人的心态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破罐子破摔肯定是没有出路的,那时候的大环境大气候就决定了必须忍耐。没有忍耐的意志,是活不下来的。事实上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正是这样的环境磨练出了无与 伦比的忍让与意志、包容与大度,积蓄了无比的适应能力,所以,在走向社会以后,表现得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本人而言,在后来各项劳动、工作、学习中取得好成绩,获得过各种奖励,相继把过去失掉了的学历,从中专、大专、本科都补了回来,专业技术职称也从教员、助讲、讲师、高级讲师都拿到了。在政治方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些结果,不能不说与在农场的意志磨练有密切关系。

四、难忘的那些艰苦奋斗的人们

在金宝屯农场的那些日子,有许多难忘的人和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例如,我的父亲职工方振家是当时三站鸡鸭场负责人,这个鸡鸭场是他一手创建的。他自己刻苦努力,钻研养殖技术,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认真研读了《养禽学》、《家禽疾病防治》等书籍。土法上马,自建孵化室,育出了一批批鸡雏、鸭雏,饲养规模不断扩大。所产蛋、禽不但满足了本场需要,还有大量禽肉出口创汇。三站鸡鸭场的北京填鸭直接出口日本,享得了极高的荣誉,为金宝屯农场争了光,为国家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的家训是“老实做人,勤恳做事”,良好的家风影响了几代人。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在读小学六年级时,一次放学回家,顺着拦腰坝东小河抓鱼,抓着抓着就快到七十二田地了,就往家的方向走。路过鸡鸭 场最南边小树林时,无意间在杂草丛中发现了一窝鸡蛋,就高高兴兴地拣回了家。不料,父亲见了很生气,命我立即交公,逼着送到中队部,中队领导朱振卿队长说,“很好,从小就不占公家便宜,那就送到小食堂吧。”送到小食堂交给了付国棋师傅。父亲就是这样严格教育子女的。父亲本人在民国时期当过小学教员、镇长、教育局长、高等法院书记官等职。解放前,由地下党指引,没有随国民党南迁,而是到华东大学(当时许世友将军任名誉校长)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半年后,分配到徐州商业厅做统计工作。在“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成了“历史反革命”,被判刑5年,于1956年新生,派到金宝屯农场就业。在金宝屯农场建设过程中是做出突出贡献的。利用家训,严管教育子女也颇有成效。其女儿方云霞是三站3·8队响当当的先进模范人物,几乎年年获奖,成为农场第一批转正工人。其大儿子方正也是爱场如家,在农场第一批转正农工时获准。二儿子方伟表现很好,受到领导重视,曾被选派到北京参观学习。

给我记忆最深的是蒋氏家族。职工蒋国权是三站最突出的文艺工作领军人物,弹、拉、说、唱样样精通,自编自演的一些文艺节目感人至深,有极强的感染力。他自编自演的快板书《磨洋工》,幽默风趣,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该节目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甚至现在还能够背诵几句:“我的思想搞不通,人送外号磨洋工。一天要解三大便,一次就得半 点钟。······”他的几个孩子均有文艺天赋,特别是蒋闵平更是才华横溢,能识乐谱,吹拉弹唱都是内行。带领青年队抽调的青年排练节目,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其弟蒋皖平、蒋浙平、蒋涌平都是文艺队的骨干力量。每年过年假日,他们都能够给大家带来愉悦和轻松。他们精彩的文艺节目,给大家带来了快乐,让大家尝饱了眼福。在他们的带领下,三站的青年文艺队发展了许多业余文艺爱好者,如沈文学、郭大华、雷耀山、魏厚芳······

职工杨卓夫是蔬菜基地负责人。他在园田期间,各式各类的瓜果蔬菜应有尽有,大食堂、小食堂、供应站处处都有新鲜的、自然、环保的蔬菜满足供应。他的亲亲故故家族比较多,他的妹妹、妹夫叫张斗也来到农场,是铁匠中的一把好手,儿女杨新民、杨玉枝,侄女杨玉珍、王锡银等人,在青年队、三八队里都是很有名气的骨干力量,杨玉枝、方云霞、毛秀荣号称三·八队的铁姑娘。为农场的繁荣发展建设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他们都曾经受到农场多次表彰奖励。这些人在农场时,不怕苦、不怕累,样样工作都能出色完成。当时的农场之所以办得那么好,与这些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些人是农场真正“种桃子”的人。

还有很多人,印象也很深刻。如铁匠庐的胡师傅即胡耀香的父亲、张斗师傅即张真宇的父亲、木匠铺的王师傅、陈师傅、理发室的费师傅蒋皖平师傅、诊疗所的洪志春大夫(现 任三分场负责人洪伟的父亲)、三·八队长郭光荣、青年队长马福元、供应站的潘士芳(作青年工作的石黎的媳妇)、冷素云(洪伟的母亲)等人为金宝屯农场的繁荣发展都做出过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为农场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是农场建设的功臣。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打拼,就不可能有那样一个繁荣发展的农场。

三站的领导继朱振卿之后,还有刘岐(刘指导员)负责全面工作,此人领导艺术水平较高,后来,调到哲盟师范学校做专职党委书记工作。郭世平(负责畜牧),高明智(部队转业团级,但理论水平一般),李干事(负责生产),管理员赵武,保管员许菊秋(包长明的继父),石黎干事是专做青年工作的······这些人还是把三站管理得井井有条的。

愿那些为农场建设艰苦奋斗的人们能够不被人们遗忘,使后来人继承和传扬那种精神,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兴旺。有了这种精神,农场才能够真正胜利,胜利农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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