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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我们为什么关注清华
清华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关注此一盛事的想来绝不只是清华校友。中国只有一个清华，也只有一个北大，有关清华和北大，是公众永远的话题。
按常理，母校过生日，都要说些好听的话，但21岁的清华大三学生蒋方舟却公开发表了《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论，诸如“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看到这篇文章，我一度很为不通世故的蒋方舟担心，但清华校方的回应却非常宽容，校方一位副书记表示，对于蒋方舟提出的问题，清华会进行反思；另一位校领导表示，从那封信可以看出蒋方舟出色的文笔，写作能力出类拔萃。“清华有很多这样的学生，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样丰富多彩才是完整的清华。”
清华百年校庆尚未正式举行，而在此事上，清华博得了大多数公众的好感。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不久前北大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会商制度”。此制度，我想出发点是好的，但十类会商的重点学生中包括“思想偏激”一类。这很快被敏感的媒体抓住并放大，不依不饶。也难怪媒体兴师动众，一贯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传统的北大何以会和“思想偏激”过不去，这的确让人想不明白。而北大校方有关领导对“思想偏激”的阐释及随后含糊的回应，未能平息事态，余波至今未了。
比较中国两所最好的大学，从来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事实上，清华和北大的竞争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而且未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正如剑桥和牛津、哈佛和耶鲁，多少年来，他们从赛艇到橄榄球，从学术传统到学生素质，一直在进行着乐此不疲的“明争暗斗”。世界一流大学的品质或许正是在这样无形有形的较劲中慢慢铸就的。
北大和清华，也正走在迈进世界一流大学的路上，但显然路途不会平坦。身在其中的蒋方舟慨叹，“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或许过于愤激，但何尝又不是如今的天之骄子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急切期盼？
公众之关注北大、清华，也正源于这样一种期盼。毋庸讳言，期盼的背后是某种失望，失望的不仅有学术的失范、大师的缺席，更有人文精神的式微。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有名言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大学不仅是培养大师的地方，也应是人文精神的乐土，现代公民的人生课堂。某种意义上，后者或许更为重要。没有大师，我们可以等待，但大学生公民意识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对社会的影响却更加可怕。在水木清华即将满百的历史性时刻，清华人自然要和公众一起分享她过去的荣光，同时，更要思考她在未来的担当。我想，这应该是对清华最好的祝贺。
中青报：清华修复文科找回来的不止另一半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变成“以工科著称”。这些年来，“瘸腿”的清华大学一直致力于修复文科传统，即“找回另一半”。百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宣布，计划在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其中，“文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按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谢维和的话说，“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中国青年报》4月13日）
一个平衡、多元、相互砥砺、相互补益的综合性大学，确实值得期待。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200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时的贺信中就称，“从劫灰中浴火重生”，这反映了很多学人和民间对清华的关切和期待。
这样的人文共识之所以能形成，一方面，过去数十年人文断裂的惨痛教训，推动了学科重建的进程。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
院等陆续被调整到其他院校，清华迅速从一所综合大学萎缩成一所工科学校。“急学快用”，取代了以往的人文熏染、厚积薄发。其间固然有时代迫切需要技术人才的宏大语境，却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在人文认知上的局限。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意识的复苏，使得人文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公众越来越感觉到，人文传统绝非可有可无的摆设、修饰，更不是一个个可以随意拿走、随意拼接的学科学院。人文传统应该是一所大学的底色，它涂抹着学生的未来发展；人文传统还应是一所大学的气质，它渗透在学校的方方面面。缺乏人文底色、人文气质的大学，注定不可持续。
也因此，国内很多大学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人文复兴的努力。人文学科的恢复，文史社科名师的延聘，乃至国学院的相继成立，人文社科领域呈现出的勃勃生机，似乎真的预示着中国大学人文传统的成功修复。然而，对此不应过度乐观。一者，仅仅辟出若干国学院，请来若干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并不意味着人文传统的必然修复；再者，即便修复了文科，也并不等于找回了“另一半”。断裂既已久远，修复何其艰难。人文传统作为传统，本来就是一种经验积累、漫长濡染的过程。有关人士的急切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愿望不能代替现实，更不能在虚幻的梦境中涂改现实。清华文科的消失，只是整个国家某个特殊时段忽略人文传统的体现，其修复，当然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整体改善。所谓“香火传承”，应该是一个细水长流、水滴石穿的过程，这是一个慢功夫、笨功夫而非急就章。
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固然可以分设为若干学科和学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教育就是大学教育的“另一半”。一般而言，人文教育从来都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底色”、“气质”云云，正是就其基础意义而言。从梁启超当年为清华所定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到饶宗颐为清华国学院书写“宽正、沉潜、广大、高明”的院训，均体现出一种绵密的文化传承。
从这个意义上讲，修复文科，其实是在修复一种文化传统、一种久违了的文化自信。大学从这个过程中找回来的，绝不仅仅是“另一半”，而是一种学术底气和文化底色。诚如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所言：“如果清华走出来的同学既有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支撑，又有国学的气质和底蕴，那么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今后中国有价值的建设者。”果如此，当是清华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人民时评：从温总理痛斥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说起
在4月18日公开发表的讲话中，温家宝总理痛斥近年来祸害百姓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指出“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强调要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研究，启人深思。
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不止一起，为什么迄今为止不见有收敛迹象，反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一篇评论中我曾写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社会已经失去了自我净化、自我成长、自我修复的能力。一个企业的错误，没有成为另一个企业的教训。一个职能部门的失职，没有成为另一个职能部门的警钟。一种针对不讲道德不守法度的行为惩处，没有成为另一种行为的道德法度约束。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文明、文化的思想价值理念，失去导引社会前行的力量了，失去把人从野蛮、愚昧、丛林引向文明、高尚、现代的力量了。这里想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文化失去了这个力量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尊重生命的文化理念没有变成社会的行为准则。在中国文化里，不是没有尊重生命理念的一席之地。问题是，我们一方面没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不断丰富尊重生命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并未让尊重生命的理念广泛地进入社会实践层面。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尊重生命”的文化的涵养濡染，没有对一代代国民的尊重生命教育，就没有尊重生命的国民。正是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缺少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才会在懂得“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东西”的情况下，轻易地把有毒有害的东西生产出来给他人吃，对这种侵害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才会一再得到不同程度的容忍。
基本原因则在于中国文化的操守防线存在“质量问题”，有的类同于“豆腐渣”。关于道德文化操守的先贤哲语倒是相当的多，比如孟子就曾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并视之为仁、义、礼、智四端，犹人之四体。然而，人们在内心里所构建的操守防线，常常经受不住考验；在社会运行中建树的制度法则，常常面临“目空一切”的挑战。贪官如是，奸商如是，侩民亦如是。只要能赚钱，管它食品有毒有害，管它手段违法犯罪。获利越大，操守防线门阶就越低。社会变动越是深刻，这种操守防线的弃守越是显著。如此一降再降，人即非人若兽。但动物尚且能够在吃过有毒的草后，用生命的代价告诉后来者不可再食之，一些人却屡以有毒有害食品相残同类，这表明，用传统与现代文明理念建树起来的操守防线，在金钱等面前常常不堪一击。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元素，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理由。但如果存在“短板”，也就难以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因此，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文化建设，既应填上“尊重生命”这块“基石”，通过内涵的丰富和理念的普及，使生命的自重、互重成为潜意识；又要打牢操守防线，使“是非感”、“耻感”、“良知”等成为每个人内心里信守的道德法则。如是，我们的文化方能更好地涵养人、启迪人、引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