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脊梁(新)_新时代中国精神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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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脊梁
金秋十月，走进常州“瞿秋白纪念馆”，扑面而来的，是先生那“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书生意气与挥斥方遒。
瞿秋白（1899.1-1935.6），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当时的上海大学建设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坐落在常州市城区中心大道延陵西路北侧的“瞿秋白纪念馆”，于1985年建立并对外开放，1999年秋白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当地政府再次改建。纪念馆原址是瞿氏家族的祠堂，是秋白先生家境中落以后的少时居住地。东西两院，清静文雅，粉墙黛瓦，长檐耸脊。敞亮的天井，马蹄式山墙，一派典型的明清居室风格。院内玉石铺地，翠竹临风，桂香扑鼻。两厢种植的桂树、梅花、月季、罗汉松，是先生的少时所爱，它们以独有的典雅斯文装点着庭院的秀色，默默地陪伴与守护着先生远去的灵魂。
这是塑造先生灵魂的起始地。先生就是从这个叫“觅渡”的门前小河驾舟起航的。他从觅渡走向北京，走向苏俄，走向他黄金有为的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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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时代，走向他指点江山的马列主义讲坛。从学生到俄文翻译，从翻译到大学教师；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苏区；从知识分子到书生领袖，从领袖到囚徒……!移步展馆的四壁，读着挂墙的朴素而厚重的展板,我眼前的这只曾为马列主义信仰搏击长空的“江南一燕”，最终在福建的长汀，被迫停止了飞翔，被迫走到了“眼底烟云过尽时”的生命尽头。在“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政治家的自省中，他挥就了如“谜”般的《多余的话》，然后搁下纸墨，平静地走向长眠,走向他内心深处无可奈何却又自嘲为渴望多时的 “永久的休息”！
先生就义前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是的，先生短暂的一生，贫病而又疲惫！先生的贫病，是因为他有染严重的肺结核。
先生的疲惫,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因为他的工作繁忙,更因为他在百忙中还要于所谓“路线”的残酷纷争中，始终哲学面对，始终要求自己挺直脊梁，挺直属于先生的知识分子的脊梁！
先生的脊梁，始于他马列主义信仰的确立。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是先生的特质。革命早期，他以百里挑一的记者身份赴苏俄工作，十月革命的故乡风云，激发了先生知识分子的敏锐与激情。他认可了那里的革命，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他在《俄乡纪程》中说：“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之路“。从此，先生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拥抱信仰，投身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勇立时代变幻的顶风船上，领导学生运动，叱咤风云，鞠躬尽瘁，用一生的努力实践着自己 2 / 7 3 / 7 的马列主义的理想。
先生的脊染，塑造于他十年的书生领袖时期。从苏俄回上海后，年仅24岁的先生，“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无论是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八.七会议”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他都以超人的智慧和忘我的工作，领导全党，宣传马列，反帝反封建。那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是我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书，是先生于1926春病重住院时的呕心之作。抱病写书，是急切地想用书中的报道来启迪与提高国人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促进革命的发展。书生领袖的马列主义信仰与高度自觉的历史责任感融为一体，跃然书中，见证足下，永载史册。
先生的脊梁，挺直于他被卷入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残酷纷争之中。因直抒已见，“他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不仅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还被“钦定”为“永不重用”。然而，之后的先生并没有消沉于那个错误的“永不重用”之中，反而有一种“且喜身无主，正是逍遥处”的轻松与豁达。他转而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用文学艺术的“武器”，和鲁迅先生并肩战斗，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期间，先生翻译了托尔斯泰等苏俄先进的文学巨著达五百万字之多，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先生因信仰而肩负的历史史命，让他来到左联的，他要在这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战场”上，用自己的才华与思维，继续“为大家辟一条光明之路”。
先生的脊梁，高挺坚强，宁死不弯。因为党内的纷争，他被解除 3 / 7 4 / 7
了中央领导职务；长征时，党的领导机关又借口他有病，不准他随行北上（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从而导致他在长汀的被捕与后来的牺牲。沦为国民党囚徒的他，并没有因遭遇的不公而怀疑或动摇自己的信仰，更没有因求生而接受宋希濂的好言劝降。先生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是先生年轻生命在其《狱中题照》的绝笔，彰显了知识分子先生宁死不屈的灵魂，先生就是这样，带着他信仰的绝笔，高唱由他自己编译的“英特纳雄纳尔”，在一块他自选的“此地甚好”中，饮弹牺牲，平静地作别了这个他其实非常热爱的国土与“美丽的世界”！
啊，先生的脊梁！
有人说，“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这是历史上无可争辩的事实。
有人说，先生“其实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如果他弃政从文，那么他无论选择什么文化事业，哪怕是只拨身上的一根毫毛，他都会成为那个事业上的绝对泰斗，有如诗人徐志摩，有如翻译家梁实秋等，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情急之中以文人之手“持菜刀”去救国救民;他目睹党濒于灭顶，情急之中，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甚至搭上自己的珠玉之身。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直到烧成灰烬。/ 7 5 / 7
有人说，如果先生在遭遇王明等路线斗争的迫害之后，掉转头投入到他喜欢的文学中，那么，他尽可以功成名就的，但是他也没有那样做，而是始终追随自己的信仰之路，先在左联，尔后又奉命去到了苏区，最后平静地走向了死亡。他的一生有如春燕衔泥，行色匆匆，却始终带着他“将革命投入一生”的浓墨多彩，直立潮头，挺立云梢。
还有人说, “如果先生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那么他一被捕，也会像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那样，立即招供”。但先生偏偏以柔弱之躯出演了一场泰山崩于前却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英雄巨戏。狱中的他,以异常的平静与真诚的思维，在 《多余的话》中努力解剖自己短暂的一生，叙述自己真实的灵魂，末了还请别人在他死后代为解剖他的身体，以作医学研究之用；我们读到了他对自己的作为与不足中肯分析与为人领袖的心路历程，却没看到他对强加于自身的不公与委屈的半句怨言；他不讨好于任何党首，却偏偏要对党内的缺点直抒己见，这是何等的无私，何等的胸怀，何等的脊梁？
知识分子的秋白先生，就是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他的《多余的话》向党作最后的思想汇报，向信仰作最后的忠诚表白，然后带着他纯净的灵魂与挺直的脊梁，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
啊，先生的脊梁，不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仰视先生的才华横溢，我仿佛听到了文天祥在昂首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佳句，看到他在拒绝忽必烈的亲自劝降。他高唱《正气歌》走向断头台，其景，其情，其脊梁，与先生 5 / 7
/ 7 的《狱中题照》与《国际歌》的高声引吭，何其乃尔相似？
仰视先生的风骨脊梁，不知清末六君子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是否早已是先生心目中谙熟崇拜的英雄诗文？谭先生因“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爱国救民信念,宁死不去东洋逃生，最终惨遭大清屠刀的杀戮，留下了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的传世英名。
无论是文天祥、谭嗣同，还是面前的先生，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挺立时代风口浪尖的弄潮人。他们为国献出的，不仅是出众的才华，宝贵的生命，更是一条因爱国的信仰而亘古不变的挺直的脊梁，这是华夏中国赖以文明进步，赖以繁衍生息的脊梁！任何朝代中的任何风云变幻，知识分子都是民族矛盾与斗争的先行者，没有知识分子的进步与脊梁，就没有民族的兴盛与富强！
缓步馆中,放目四壁，先生远去了，他的英灵尚在；可他坚守的中国知识分子脊梁，被现代人传承光大了吗？
我想到今天的中国，想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随处可见，让人触目惊心。他们中，有的结交权势，自欺欺人；有的论文抄袭，学术造假；有的为权贵滥发文凭，扰乱教规；有的用科研成果为不法商人制假卖假，祸国殃民；有的摆弄权势向海外疯狂移民……中国知识分子的官僚化、商业化、犬儒化，已经成了当今社会的顽疾。如果说，从1950年开始并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建国热情，让他们 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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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沉默；那么，市场经济的新型变革，却让一些知识分子丧失了他们本应固守的道德、伦理而自甘堕落。这不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先生的脊梁，竟然成了历史的久违！这该是先生的遗憾，更是全民族的悲哀！
抚今追昔，不知先生的脊梁，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何时又能光耀中华？
告别先生的馆殿，耳畔响起的，是鲁迅先生“诸夏怀霜”的哀号！那是对逝去天才的惋惜，那是对失去战友的悲哀，那是对远去灵魂的呼唤，那是对知识分子脊梁的敬畏！
先生的一生，精美而又多彩，博大而又深邃！走出先生的纪念殿堂，我想到：秋白先生留给后世的，岂止是一个耸立于历史巅峰的万世楷模，更是一幅应该继续延展的历史画卷，一面召唤与激励后代直挺脊梁的永远高扬的旗帜！/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