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画家及画派（优秀）_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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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画家及画派
◇六朝四家
六朝指三国的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皆以建康（吴名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四家，画史上指东吴曹不兴、东晋顾恺之、南朝宋陆探微、南朝梁张僧繇。唐代张怀瓘评六朝画谓：“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六朝画罕见，尤以曹不兴之迹无存。元代汤厚认为曹不兴《兵符图》一卷，“笔意神采，疑是唐末宋初人所为”。
◇南宋四家
南宋院体山水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的合称。属豪纵简略一路画风。初无此称，元代汤厚谓：“南宋画院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马远、夏圭、李迪、李安忠、楼观、梁楷之徒，仆于李唐差加赏识，其余亦不能尽别也。”倡此说者为明代唐寅题刘松年《春山仙隐图》，有所谓“李、刘、马、夏”之称。其后屠隆说：“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以后四大家也。”张丑认为：“南宋刘松年为冠，李唐、马远、夏圭次之。”张泰阶则曰：“刘、李、马、夏，俱负重名，而李、马为最。”
◇元四家
元代山水画的四位代表画家的合称。主要有二说：一是指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四人，见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人，见明代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第二说流行较广。也有将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合称为“元六家”。画风虽各有特点，但主要都从五代董源、北宋巨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重笔墨，尚意趣，并结合书法诗文，是元代山水画的主流，对明清两代影响很大。
◇元六家
元代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的合称。参见“元四家”。
◇南北宗
明代董其昌关于划分山水画家为南北两个派系之说。《容台别集．画旨》：“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斡、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了（芾、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亦如六祖（即慧能）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神秀为代表）微矣。”又云：“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维）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此说与山水画家师承演变的史实不尽符合，且有崇“南”贬“北”之意。明代陈继儒（当时与董其昌并称“董陈”）所说尤为明显：“李派板细，乏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明末清初画坛群起附和，形成以“ 南宗”为“正统”之见。
◇明四家
明代中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的合称。他们之间有师友关系，画艺各具风格特点，对后世颇有影响。沈、文画风较近。后来发展形成了吴门派。明代卓然成家，前期有戴进，中期有林良、吴伟、吕纪，后期有陈洪绶等，沈、文、唐、仇并不能代表整个明代绘事。
◇画中九友
明末清初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等九位画家的合称。见清初吴伟业所作《画中九友歌》。
◇金陵八家
明末清初龚贤、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八人的合称。他们的绘画题材和风格不尽相同，因聚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皆有一定时誉（以龚贤最著），故称。见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另指陈卓、吴宏、樊圻、邹哲、蔡霖沦、李又李、武丹、高岑为“金陵八家”，见乾隆《上元县志》。但多以前说为准。
◇清六家
清初山水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人的合称。亦称“四王、吴、恽”。他们继明代董其昌之后享有盛名，领导画坛，左右时风，当时被目为“正统”。
◇四王
“清六家”中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人的合称。他们之间有师友或亲属关系，在绘画风尚和艺术思想上，直接或间接受董其昌影响。技法功力较深，画风崇尚摹古，不少作品趁于程式化。王翬、王原祁一度出入宫禁，烜赫南北。前者，综合宋元各家各派，缔造一套体例完备的画格；后者把元代黄公望一系，糅和实质，融化精神，亦一成就。“四王”对清代和近代山水画有深远影响。康熙至乾隆间有王昱、王愫、王玖、王宸；其后又有王三锡（字邦怀，号竹岭，昱侄）、王廷元（字赞明，玖长子）、王廷周（字恺如，玖次子）、王鸣韶《字夔律，号鹤溪），画山水俱师法“四王”，“只是遵循前规，并无创新突破。前者称“小四王”，后者称“后四王”。
◇清初四高僧
即弘仁（江韬）、髡残（刘介丘）、八大山人（朱耷）、石涛（朱若极）。皆明末遗民，八大山人和石涛，系明宗室，后出家为僧。均深通禅学，寄情书画，各有独特造诣。髡残号石溪，与石涛并称“二石”。
◇扬州八怪
清乾隆间寓居江苏扬州的八位代表画家的总称。一般指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见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实际上不止八人，有换汪士慎、高翔、罗聘为高凤翰、边寿民、杨法者，或换高翔。李方膺为闵贞、高凤翰者，也有将陈撰或李葂列入者，见汪鋆《扬州画苑录》。作画多以花卉为题材，亦画山水、人物，主要取法于陈道复、徐渭、朱耷（八大山人）、原济（石涛）等人，能不拘前人陈规。破格创新，抒发真实情感；又都能诗，擅书法或篆刻，讲究诗书画的结合，和当时流行画坛的尚古模拟之风，有所不同，被时人目为“偏师”、“怪物”，遂有“八怪”之称。汪鋆是“正统”画风维护者，曾评说：“另出偏师，怪以八名，画非一体。似苏（秦）、张（仪）之捭阖，偭徐（熙）、黄（荃）之遗规。率汰三笔五笔，复酱嫌觕，（通“粗”）；胡 谄五言七言，打油自喜。非无异趣，适赴歧途。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乎百里。”其实此派不仅对近代写意花卉画的意趣和技法，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直至现代的齐白石、陈师曾、徐悲鸿、潘天寿、来楚生等，都从某个侧面对之有所汲取。
◇画中十哲
指清代娄东画派的十位画家。即董邦达、高翔、高凤翰、李世倬、张鹏翀、李师中、王延格、陈嘉乐、张士英和柴慎。
中国书画收藏辨伪的原则与鉴别依据
中国书画收藏、投资中最大的风险是用真品价格收购赝品。因此，如何辨伪历来就是一个突出话题。书画辨伪的基本原则
书画辨伪的基本原则是“对照比较”，即俗话所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比照的主要根据是已被确认的“标准器”和“参照系”。面对一件书画作品，如何辨别真伪?只有鉴定者将作品与自己所掌握的“标准器”和“参照系”进行充分比对，分析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所谓“标准器”，就是最能代表书画家个体的笔墨特性图式。它是书画家作品个人风格的高度概括、综合、提炼、升华，是既抽象又形象，既固定又鲜活的一种图像模式。而参照系则包括材料、内容、题跋、印鉴、装裱等其它依据和历代典型赝品图示，它更多反映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特征和一些书画家作品作伪情况。个人风格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鉴定者头脑中标准器和参照系的形成、建立，需要长期实践、学习、积累。如果头脑中既无标准器又无参照系，却要成为鉴定者，后果可想而知。笔者以为，书画辨伪第一应该强调“知真识伪”，“知真”就是建立真品标准器，辨伪的首要条件是熟悉真迹。第二应该强调“知假识伪”，“知假”就是明确伪品参照系，熟悉真迹同时必须了解赝品情况。两相对照，反复体验，才能逐渐成为行家里手。依据一：知真识伪
书画中的真迹精品，笔墨线条一定自然流畅且富于变化，章法结构一定出奇合理且意境深远，内容要饱满，题款要鲜明，印章要清晰。时代特征与个人风格是最真实、最可靠的，是书画辨伪的最重要依据。
由于不同时代经济发展、文化状况、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水平、重大历史事件等的诸多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时代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印记。这种历史背景和印记决定了同时代艺术品创作的总体框架，也反映了当时大部分人的审美取向，是明显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种标识。历史上的“歌舞升平”与“金戈铁马”;“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时代特征是截然不同的。纸、绢等书画重要载体中同样储存着大量时代气息，也是断代依据之一。中国古代，丝织物在书画上的运用要比纸早，目前能见到最早的书画作品就是汉代帛画。
据有关记载，唐以前有生绢的使用，唐时开始用熟绢，是用热水将绢制成半熟，加粉捶打而成。后代的熟绢，则像造纸一样，用加胶加矾的办法制成。宋代的绢本特点是横竖均为单丝，横丝比竖丝略宽，元代绢丝更细更稀，明代横竖粗细均匀，经纬较密实，到了清代，横竖都变为双丝。绢幅尺寸大小也有随朝代不同的演变过程。绫的出现较绢晚，宋代已有，明代至清初是绫本使用的高峰期，雍正朝以后则很少见了。中国是纸的故乡，唐以前为麻纸，唐时出现树皮纸，韩滉《五牛图》用的就是这种皮纸。北宋开始有竹纸。
宋元用麻丝纸为多，宣纸少见。“宣德笺”纸的出现不早于宣德皇帝，云笺和金笺明中期以后开始盛行。蜡笺则盛行于乾隆中期至道光年间。近现代纸也是一样，建国初、*中和当前所制出的纸也是有区别的。书画装裱形制也有明显时代特征，元代多册页和手卷，中堂、对联、折扇起源明中期。其他如印章、题跋等等也都可以帮助断代。印章在书画上的使用有清晰的脉络。
宋以前，在书画作品上题款，钤印都很少，宋代开始用印时是水印印泥，至今观察多已暗淡不清。后来出现蜜印，但仍不持久亮丽。油印是在明代出现的，一直沿用至今。其中一些品牌印泥还有自己的特点，可帮助鉴别。书画作品中的上款最早出现在元代，但信帖则要早许多。元、明、清各年代上款的书写形式和称呼也不相同，而题跋的大量出现是在元明以后，题跋的内容和题跋者的身份对辨别书画真伪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所谓“流传有序”往往就是从题跋、收藏印鉴和某些著录(如《石渠宝笈》、《江村消夏记》等等)而得来的。
而个人风格则突出表现在作品的笔性和墨法上。清人吴熙载在《书概》中说得很深刻：“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又说：“书可观识，笔法字体，彼此取舍各殊，观之，高下存焉矣。”书画家由于出身、经历、学识、修养不同，在书画技艺方面师从和所下功夫不同;也由于执笔、运笔方法不同，即使同一题材作品所表现出的情趣、意境都会有很大差异。就用笔来说，中锋、侧锋、藏锋、露锋、逆锋、顺锋等等;笔势上方圆、疾缓、刚柔、健媚等等，每人各擅其长。对于墨彩，深浅、浓淡、干湿、枯润也各有所好。甚至有些书画家专用某种墨色，如李可染画山水就喜用乾隆御制墨，以追求黑中透紫、紫中闪亮的特殊效果。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具有特定性和唯一性，独特的个性是通过独特的笔墨、章法表现出来的，别人无论如何临仿，要完全一致很难，子女高徒概莫能外。有许多书画伪品只能形似而不能神似，就是个人风格难以复制的例证。当然，要完全掌握一位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也确非易事，因为个人风格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而且有一定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动态的和丰富的。每位书画家的早年、中年、晚年笔性、墨法、作品意境、思想感情都会有所变化，就连署款也会前后不同。齐白石的山水创作主要在早期，传世数量很少，其工笔草虫只作于40—60岁之间，晚年绝大部分是大写意花鸟。这些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掌握书画家个人风格，必须了解全过程。关键在于对书画家个人风格的熟知程度，就如我们的亲人和交往的一些朋友，由容貌身材至脾气秉性、到特殊喜好、到思想情感，了解得越深刻，把握就越大，直至有些人能闻其声而知之，见其影而知之。依据二：知假识伪
为了少走弯路，吸收前人经验，充分了解历代主要作伪方法必不可少，有利于辨伪中对号入座，朔本求源，知其所以然。
书画作伪的传统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摹、临、仿、改、造、代六种。通俗简略的讲：摹就是用透明纸、绢蒙在原作上勾写填画;临就是面对原作边看边写边画;仿是并无原本，只凭仿者学某家的功夫靠想象写画某家之作;造是不讲时代特征，也不管个人风格，凭空伪造随意署款;改是采用增、减、裁、刮、拆、配等手法将无款或小名家作品改成风格相近的大家之作;代则是经书画家本人同意，由其亲朋、学生所作的大名家替代品，经常有人把此类作品视同真迹。此外在装裱过程中也有两种作伪方法，即“揭二层”和“转山头”。“揭二层”是利用装裱之机，把书画真迹的字心、画心的表层与“命纸”揭离，利用墨色渗透而成的影像制成另一件作品欺世。但由于条件所限，并不多见。转山头的方法只限于山水画，即沿山峰走势线裁剪，将画和原款分离，用相同底纸添款重新装裱成大名家作品。这种方法只能是纸本，绢本很难，且需要较高装裱技术，所以也不多见。
像其他技术一样，书画作伪也有“与时俱进”的问题。近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和现代技术的引入，除上述传统作伪方法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作伪手段。据笔者亲见，已有如下多种，不可不察：1.水印填墨(在木板水印、珂罗版印刷品上填墨，填得好几可乱真);2.底稿填款(在同时代不知名或小名家的书画底稿、课稿上添加大名家款印);3.照片合成(利用电脑合成把伪作和名家拼制在一张照片上，以使人信以为真);4.电脑刻章(所制的名家印章与真印如出一炉，使核对印章遭遇难题);5.画册复制(用放大尺等工具复制早年出版物上的作品，由于比例合适，迷惑性较大);6赝品出版(或买或盗用书号，将伪品印刷出版，为伪品戴上著录光环);7.名家题跋(利用当代著名鉴定家的真跋或伪跋，为伪品骗取信任);8.专业画家联合作伪(往往是过世名家亲属、学生互相分工合作，以巨幅作品为多)。9书画作品材质做旧造假，如纸、绢，墨色、印泥、装裱等等。如此不一而足。新手段与传统方法结合，无疑为辨伪增加了难度。
除了作伪的方法、手段之外，人们还总结了作伪的地域性特点，对我们同样具有参考意义。从历史上作伪最盛的明代开始，由远及近，依次是松江造(明末至康熙年间，上海地区以伪造董其昌和明以前书画家为主)、苏州片(明末清初，主要伪造唐、宋、元大家和明文征明、仇英一路青绿山水)、河南货(明末清初，开封地区专造唐宋元名家书法)、扬州片(康熙至道光年间，长沙地区冒充明末清初节烈名人，如杨继盛、史可法等人作品)、广东造(清末至民国，多伪造历史上大名家，如吴道子、周昉、宋徽宗等人，以绢本重设色为主)，后门造(晚清民国间，北京皇城后宫门一带，专门伪造“臣”字款书画，并仿制清宫印鉴和题跋)，这些分类为古代书画辨伪提供了参照，同时也为我们总结当代书画作伪的地域特点提供了启示。
当代书画作伪可谓“出于蓝而胜于蓝”。无论手法、规模、影响都史无前例。但作伪水平最高的则集中于近现代名家。新的地域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区：
1、京津地区(主要作伪对象为齐白石、李可染、黄胄、郭沫若、赵朴初、启功、欧阳中石、刘炳森、刘奎龄、范曾等京津名家)。
2、江浙地区(主要是黄宾虹、傅抱石、陆俨少、钱松岩、宋文治、沙孟海、林散之、沈尹默等人的仿品)。
3、上海地区(主要集中在任伯年、赵之谦、虚谷、谢稚柳、程十发、刘旦宅等海派书画家作品上)。
4、广东地区(以岭南派书画家高剑父、高其峰、陈树人、何香凝、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等人作品为主)。
5、陕西地区(主要是于佑任、石鲁、赵望云、何海霞、刘文西等人作品)。
6、港台及海外(集中于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有海外经历且目前市场价位很高的大家作品上，如徐悲鸿、张大千、溥儒、傅抱石等等)。以上可见，现代书画作伪也有某种传承路径可循，只是手段更高明，分工更细微，许多地方已出现产、供、销“一条龙”，因而对书画收藏危害性也更大。在当前科技鉴定尚在探索研究，以“目鉴”为主导的中国书画辨伪实践活动中，经验的积累尤为重要。
近代中国画的流派
畫派的形成有二大因素,一則是社會環境發展的必然成果,諸如一個地區或一個時代、有一群人應運社會意識的交集點,而有共同的理想者;再則是畫理畫風的相近,甚而有師承的關係者,前者是自然的聚合,後者前較有人為因素。然而就畫派的歸類而言,二者之間亦有互動的關係,一般學者認為與社會發展與人生價值的認定有關,既是自然形成的文化現象,也是生活的需要與風氣。
根据某个画家群所具有的共同的用笔、用色以及用墨的特点，后人将他们归结为各个流派，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以三任兄弟为代表的海派，和以高剑父、陈树人、现代以赵少昂、黎雄才为代表的岭南画派，在西北以石鲁、赵望云为代表的长安画派。
长安画派：海上畫派書風與影響
畫派的形成有二大因素,一則是社會環境發展的必然成果,諸如一個地區或一個時代、有一群人應運社會意識的交集點,而有共同的理想者;再則是畫理畫風的相近,甚而有師承的關係者,前者是自然的聚合,後者前較有人為因素。然而就畫派的歸類而言,二者之間亦有互動的關係,一般學者認為與社會發展與人生價值的認定有關,既是自然形成的文化現象,也是生活的需要與風氣。
海上畫派,一般指的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1843年),至廿世紀初期(1927年)時,一群畫家活躍於上海地區,並從事繪畫創作的結果與風尚。就區域性而言,上海的開埠,所引發的社會發展──屬於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業的頻繁已成為中國的活動特區,人民的生活也隨著商業興趣,而有更廣泛的視野;就經濟的發展,使之富裕的象徵,甚至酬謝禮物,便落在精緻文化的發展上；就文化特質來說,繪畫創作是極為適宜的主題藝術。因此,自古雖也有賣畫的記載,但文人大都以知音相贈,或停留在教書授徒,以求「束脩」的供養,雖然先有鄭板橋等人,有類似職業性的主張外,真正以畫為職業的事件,上海地區的繁榮,成為此風氣的催發者。究其原因,當然是上海地區,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包括了政治的涉入,被劃入外國道商的港口;本身傳統文化的承繼,如揚州畫派的存留,事實上商賈與仕紳交往之間,繪畫與書法的贈酬,是極為現實性的禮品,典雅適宜；這項經濟狀況的衡量,也間接促成上海地區藝術活動的蓬勃發展,所以說上海的畫風已接近職業性、專業性的畫作,並且頗有現實性的題材,包括傳統人文精神的形式,諸如吉祥意義、道德品評、祈求理想等,甚至偏向具有「情緒」性的創作,如喜怒哀樂為內涵,這便是海上畫派大都以花鳥畫為主的主因。因為山水畫較不易表現出大富大貴的即興題意,言及此,這又要檢視繪畫完成的快慢問題,花鳥畫頗具象徵性的意義,配合人物畫亦近於人情世故的題材,只要安置妥當,畫家在快速度下,很容易達到預期的效果,而山水畫雖有簡筆畫法,畢竟無法草率,因此海上畫派的風格趨向民俗性的畫作,亦歷歷可數。當然就繪畫發展而言,外延於內斂的充實,當畫家感受到仕紳與商業之間有所牽動時,如何引導人情高雅又簡明的畫法,是促成畫風的主因。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文可從海上畫派諸多畫家,歸納出以下幾點特點。
其一是花鳥畫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畫,依序再為雜項題材,就傳統的意義上,有來自古詩詞、文學作為基調,再佐以西方反襯法、結構法、設色法等,在筆法墨法的應用上,簡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頗具象徵性的表現,不論是花鳥或人物畫,富貴寓於牡丹等花卉,結義於桃園等借古喻今,山川風光於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徵的手法,講究內涵的充實。
其三是造型與色彩華美,為了實用性與現實性,在造型的流暢上,以及較濃麗的色澤上,頗能迎合商業性的活動,也較受一般人所喜愛,此一風格顯然也受西風美術表現法的影響。
其四強調畫法的根源,與清代的考據學有相當大的關係,因此常有模仿或模擬的同類畫作出現,然求畫者絡繹於途,即表現出此畫作其來有自,已開始有形式化的趨向。
除了這些特點外,畫家的作畫數量也有大量生產的趨勢,至今尚能檢視的海上畫派的畫作,恐仍無法估計。
就比較常被討論的畫家,依其畫風可略提幾位代表性的畫家,以為進一步深層研究的參考。在此可分為：
民間畫派者：有朱熊,工花卉,師法白陽山人,尤有簡逸之筆；張熊﹝花卉冊 1872﹞,工花卉,畫風保守,晚年作沒骨、水墨淋漓,用色艷而不俗,子弟甚多；王禮,習花卉,取逕新羅、陳老蓮、惲南田等人,弟子有朱偁、任伯年等人;任熊,構圖奇特、變化多樣,善人物、花鳥等,與任薰、任頤、任預等人被稱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朱偁,初學張熊花鳥,後師承王禮,從其學者亦多；錢慧安以人物畫為多,花卉次之,從其學者亦眾；任薰,人物、花卉、山川皆師其兄任熊之筆法:吳嘉猷，人物仕女、山水、花鳥等為專長；任頤，花鳥、人物走獸均佳,畫風更近民間現實精神。此一派風格,延續在中上層社會中,所傳承之美學理念,除了文人畫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實題材,有借景寫意的意義,並且開始有西方式的寫生事實,顯然受到近代西方美術觀念的影響,其影響近代五十年的中國畫風,也歷歷可屬。
金石畫派者：融書法寫意為主,雖也具文人畫意或形式,更為重要的也是使中國畫形式化的開端。作者計有虛谷，畫作以寫意為主,將自然景物變形、簡化、書寫化；趙之謙,書畫皆佳,善金石考據,畫以花鳥畫為佳,筆調涵有金石氣,即枯濕濃乾白,以書法線條為行筆方式;蒲華,以青藤、白陽為宗,筆墨恣肆、奔放、真率。學生楊士猷傳其方法；吳昌碩﹝紫藤1919﹞,書畫印均為所長,行筆如寫,畫境質樸,力求畫面光整與平衡,受其影響者如齊白石、潘天壽等等；高邕，以書法為主,用筆深重,畫宗八大、石濤,對於書畫活動貢獻大,此畫派特色,均強調畫法如書法,書畫同源,以書法筆法應用於繪畫形質,力促筆墨的老辣古樸。
其他有關海派畫家甚多,如胡公壽、陸恢、吳石價、程璋等等,都直接間接影響到後世的繪畫發展。民國卅八年以後,隨政府遷台的此項畫家,雖然大都來自杭州藝專、上海美專、南京藝專、中央大學美術系等學生,但究其所持畫風,均以海上畫派有很重要的聯繫,強調筆墨、重視師承、繼承傳統、面對現實,既要求古風,又講究現實,除了附會風雅外,賣畫教畫以維持生活也是重點,換言之,由業餘性質到職業需要,使畫作開始量化的趨勢,也引起更多的反思,思圖改造中國畫的表現,也起源於此時矣!
在台灣的海派畫家,雖然並不是很純粹的承繼者,因已受近代新式教學法的影響,不過這些先進們,如王震、汪亞塵、邵逸軒、張書祈、胡克敏、王子豪、高逸鴻、陳駑甫、林賢靜、陳丹誠、吳平、鄭月波等人的畫風,多少也強調汲古潤今,把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的主張,重新列為畫境的表現方法,並依此規律再傳授後學子弟,此一現象曾在台灣地區風行近四十年,至今仍有不少的私塾者,雖非是繪畫發展的主流,卻也是初識中國畫者的門徑。
由於海上畫派有特殊的形成背景,諸如重視師承的關係,也得到贊助者的支助,因此很容易形成志同道合的團體,這也就是書畫團體畫會的成立,對中國畫的發展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台灣光復後的中華民國畫學會、七友畫會、八朋畫會，就是這項活動的具體事實,姑不論其對於繪畫創作有何影響,就美育理念上,認同傳統與現實的協調,有某種程度的意義。
然就海上畫派的形成風格,與對後世的影響,仍具有明顯的痕跡中,就以管見分述於後：
一、與社會的結合,繪畫對中國人來說,與修養心性同義,雖不乏有職業性質的畫家,但歷來大都為業餘為多,上海畫派應運社會發展的需要,除了應酬之外,以書畫為生者趨多,並列為身份、仕紳、富豪的象徵,至今台灣地區尚有此現象產生。
二、講究師承,注重門派,若理念畫法相通,則利益與美質相融,師門之外,排他性極強,這種現象雖然是中國人的君子之爭,仍處處可見互相排斥的事件發生,台灣地區往昔在公辦展覽上,就有門派分配或師徒一式的作品出現。
三、注重畫法,包括題材的講究,大都是以古人畫作為本,缺乏自主性的畫題,雖應運民間審美需要,而有較鮮麗的顏色,仍然存在摹古範疇內。對於較具開創性的畫法,並沒有多大的研究。
四、畫境保守,中國畫形式與內容,來自綜合性的表現,諸如詩、詞、文學、印章等,都能在作者畫境需要上有所感悟、有所新意,然在海上畫派的畫境中,大都引自他人的詞句或內容。
【註】,未見有較創新的意境出現。除了少數能對現實生活有所批判、如齊白石的感悟之外,但他己經不純屬海上畫派了。
海上畫派,後人也稱之海派,有流傳廣潤之意,也有廣施大眾之美的理想,更是提昇性靈的繪畫作品,遠從青滕、白陽,以至於今,形成一般力量。然就純粹畫論來說,其貢獻與理想,是畫壇的盛事,也具開創性。但對於藝術工作者,卻也有不佳的延習,諸如過於重視形式,不求內容充實,筆墨千篇1律,未見新意,末學漸與時代脫節,尚自稱維護舊文化，也末能結合社會的現實性,使畫境萎縮等現象,很值得研究。
當然,每種繪畫的產生,必有其時代與文化背景,也都具有其發展的意義,吾人面對這些作品,是否也能從中學習到什麼,或者想到什麼,就美術史與創作者的工作來說,如何為大眾的生活規劃出希望,是要代代相傳的工作。
【註】海上畫派內容大致趨向於 1.描寫文學意境者 2.象徵吉祥景象者 3.象徵道德學問者 4.表現生活情趣者 5.表現自然物姿容者等本屬一般題材,但代代因襲,以致畫境漸窄。
岭南画派：
岭南画派是岭南文化至具特色的祖国优秀文化之一，它和粤剧、广东音乐被称为“岭南三秀”，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派，它有如下特点：
一、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
二、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
三、博取诸家之长；
四、发扬了国画的优良传统，在绘画技术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
岭南画派始于晚清时期，二高一陈即为早期著名创始人，二高即为高剑父、高奇峰，陈即为陈树人，其弟子多成名家，形成一海内外华人都喜欢的著名画派。
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关山月，这四位大师，是当代岭南画派的主要代表。赵少昂被誉为高奇峰以后最佳传人，海外友人多以收藏少昂花鸟为贵。黎雄才、关山月都在美术院任教，弟子颇多。杨善深现在香港主持他开创的“春风画会”，传授画艺。他们于八十年代初期，合作完成了百余幅作品，每幅作品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体现了四位大师谐和默契、心照神交的深厚友情，可谓：岭南四家荟萃一堂叹为观止。岭南画派”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革命精神，这是“岭南画派”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二)时代精神，这是“岭南画派”在区别于旧国画流派的主要特征；(三)兼容精神，这是“岭南画派”的艺术主张，是革新的重要途径；(四)创新精神，这是“岭南画派”不断发展的动力。
这四种精神是互相联系的,它构成了“岭南画派”相当完整的体系，也是这一画派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革命精神是“岭南画派”的思想基础。这种革命精神,又是和“岭南画派”创始人的特殊经历和思想倾向分不开的。时代精神，“岭南画派”在题材内容上大胆革新，也是这一画派能够永葆青春的原因。兼容精神,也就是“折衷中外，融合古今”，这是“岭南画派”最重要的主张,是它的艺术原则，也是“岭南画派”革新的途径。创新精神,这是“岭南画派”前进的动力，也是“岭南画派”历久不衰的奥秘。只有创新,它才有生命力，而创新体身既是目标，也是这个画派发展的动力。“岭南画派”所以能够不断的发展、状大，就是有创新精神作为推动力。
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岭南三杰”，师出同源，信奉同一艺术原则,但各有创新,风格不一样。第二代的杰出画家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等，也风格各s异。他们的后辈杨之光、陈金章、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画家,也各有自己的面目。高剑父不希望学生学得跟他一样,他声称这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他要求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被称为“岭南车派”第二代中最出色的画家关山月、黎雄才,无论在审美意识上和艺术成就上都超越了他们的老师高剑父，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关山月的超越首先在于重大题材的开拓和时代精神的体现上，这是“岭南画派”绘画革新的灵魂。
关山月的第二个超越，就是以写生为基础,不断的求新求变。这也是“岭南画派”不断发展的秘。关山月的国画成就，来自两方面，一是重视写生，眼界开阔，感触新鲜，它饱含生活气息、时代风貌和画家情怀，由于立意不凡，因此显得格调高雅。二是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画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这就有理论作指导，有比较、有鉴别,能够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子。他在艺术上不仅超越了高剑父,也不断地超越自我，在“岭南画派”的继承和发展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黎雄才对高剑父的超越，首先是表现在“融化”中西的笔墨技法上，使“岭南画派”以新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黎雄才的另一个超越，就是运用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夫和吸收外来的养料，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山水技法难以表现社会现实的矛盾。
杨之光是著名的人物画家。就人物画说，杨之光比“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杨之光的人物画既发挥了传统线描的功力，又哺以西洋素描中诸如确切体现结构的明暗体面的表现方法，整体令人赞赏的是，他善于抓住住一瞬间画出较高艺术概括力的舞蹈人物水墨画，而且用书法入画，用笔肯定而又鲜活，单纯中有变化，朴拙中见神采使线条具有浓郁的金石味,启发观众丰富的想象。
关山月、黎雄才后一辈的画家中，比较突出的是陈金章、梁世雄、林镛、王玉珏等人，都是很有才华、成绩斐然的中年画家，从“岭南画派”发展的角度看，他们都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而且有了比较成熟的个人风格，这是值得重视的。要研究“岭南画派”连续不断的新趋势。
